古代的“公务用车”

时间:2016-12-16 09:44:19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舆,即车、辇、轿,统称座驾。《舆服志》对什么级别的官,应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因为座驾这东西,不仅是官员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马一匹值百金。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都感到为难,而公卿将相出门则只好坐牛车了。不过,汉帝国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最宏大浩伟的。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与政务业绩不挂钩。

明、清两代,是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黄土垫地,净水泼街,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无车者无权,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皇帝颇有些窥私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有车也不用。由于出身贫寒,朱元璋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明史·舆服志》对于车轿也规定较严。“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但是,有令不行,这个法令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嵊岁时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规定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明史》中又记载,万历的首辅张居正,回家奔丧时,坐的轿子大得出奇,也是对这种政策的莫大讽刺。

张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惯例,他必须离职回乡,苫块丁忧。而且,守丧三年也是规矩。但是,第一,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劲,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经形成的张居正体系的同僚、部属,工作班子,他们深怕领袖人物的缺席生出不测,不愿他走。第三,时年15岁的皇帝朱翊钧,依赖这位先生惯了,已成惰性,也不放他走。于是,皇帝下令“夺情”,也就是因工作需要,应皇帝要求,破例不尽孝。

哗!朝野上下,莫不反对,万历动用“廷杖”来镇压不同声音。一百多位抗议“夺情”的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几个人当场被打死。次年,张居正也觉得民愤太大,便装样子回湖北江陵探丧,走走过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写了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首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抬杠,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展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跽。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饰厨博。”

这顶明代名相的32人抬的座驾,虽几近荒诞传奇,但确实是在那个十分讲究官本位的社会里发生过的笑谈。虽然,八抬大轿已经只能在电视连续剧中一睹,但是,张居正的座驾,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训。

选自《山寨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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