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舆，即车、辇、轿，统称座驾。《舆服志》对什么级别的官，应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因为座驾这东西，不仅是官员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马一匹值百金。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都感到为难，而公卿将相出门则只好坐牛车了。不过，汉帝国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最宏大浩伟的。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与政务业绩不挂钩。
明、清两代，是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黄土垫地，净水泼街，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无车者无权，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皇帝颇有些窥私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有车也不用。由于出身贫寒，朱元璋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明史·舆服志》对于车轿也规定较严。“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但是，有令不行，这个法令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嵊岁时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规定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明史》中又记载，万历的首辅张居正，回家奔丧时，坐的轿子大得出奇，也是对这种政策的莫大讽刺。
张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惯例，他必须离职回乡，苫块丁忧。而且，守丧三年也是规矩。但是，第一，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劲，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经形成的张居正体系的同僚、部属，工作班子，他们深怕领袖人物的缺席生出不测，不愿他走。第三，时年15岁的皇帝朱翊钧，依赖这位先生惯了，已成惰性，也不放他走。于是，皇帝下令“夺情”，也就是因工作需要，应皇帝要求，破例不尽孝。
哗！朝野上下，莫不反对，万历动用“廷杖”来镇压不同声音。一百多位抗议“夺情”的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几个人当场被打死。次年，张居正也觉得民愤太大，便装样子回湖北江陵探丧，走走过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写了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首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抬杠，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展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跽。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饰厨博。”
这顶明代名相的32人抬的座驾，虽几近荒诞传奇，但确实是在那个十分讲究官本位的社会里发生过的笑谈。虽然，八抬大轿已经只能在电视连续剧中一睹，但是，张居正的座驾，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训。
选自《山寨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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