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因为“成都事件”（1936年8月，成都人民为反对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事馆，而自发殴毙两个日本人），中日双方重开外交谈判。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压迫南京接受“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提出，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携”，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权益）。
在谈判的过程中，鉴于当时两国之间极其悬殊的实力对比，中国政府在软硬尺度上一度拿捏不住，急需知道日方的底牌。
而有关信息从正式渠道是搜集不到的，只能走特殊渠道，这一任务便交给了南京“特高组”。
南京“特高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政府特工组织，有趣的是，其间谍和反间谍技术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从“九一八”到“七七”，特工人员在刺探日方情报时，就这样用从日本学来的东西对付日本，也正应了“以夷制夷”那句话。
“特高组”侦察到，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即将由南京启程去上海，他此行携带了一批绝密文件。
须磨名义上是外交官，实质上也是一个特工高手，曾在民国政府内部安插过间谍，面对这样的老狐狸，要想在南京安安稳稳窃取他的情报，不啻难如上青天。
显然，日本总领事在火车上的那短短几小时，是“特高组”获取机密情报的唯一机会。
须磨不愧是一名老牌特工，具有很强的反间谍意识，上了京沪列车后座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眼睛始终盯着他的手提包，直到中午12点，车上开饭了。
乘务员推着餐车走过来，热情地问他要吃点什么。须磨随口答道：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须磨睡着了。
送咖啡的乘务员就是“特高组”派出的特工，咖啡里加了适量麻醉药。
这位日本老特务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天的那一节车厢里，从旅客、乘务员，到列车长，全部都是特工装扮的。
须磨的皮包立即被特工拿到了隔壁车厢。“特高组”用当时非常先进的万能钥匙打开了皮包上的锁，然后由精通日文的特工对文件进行识别分类，最后拍照──时间紧张，不能全部拍，只好挑特别重要的拍。几部照相机哗哗哗一通忙活，短时间内便解决了问题。
须磨是自然醒，醒来看见手提包纹丝不动，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通过这次特工行动，民国政府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特别是其中透露，日方在谈判中并不敢过硬，唯恐引起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强烈反弹。
摸透日本人的心思后，加上绥远抗战（又称百灵庙战役，是1936年发生在中国绥远的由阎锡山、傅作义领导的晋绥军与日本支持的蒙古分裂分子的一场局部战争。以中国晋绥军全胜而告终）的胜利，再综合其他情报，蒋介石最后决定改变外交和军事策略，甚至不惜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几个月后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选自《文史博览》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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