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奉旨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只好“作秀”，故意装出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
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皇上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他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对他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污腐败，赵匡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尽量不说，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奴婢（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片）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执行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
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竟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登位王继勋被处死，仅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一百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
在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若干。
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这种“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在大宋帝国内部，三百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选自《读不懂的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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