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绅老爷行行好，赏给花子一碗饭！”
临近晌午，定州城十字街的“鸿兴荤馆”门前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叫花子，只见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手里拿着一块厚厚的青砖，不断地往自己的前胸后背上拍打，伤疤累累的胸脯子上，又新添了一条条鲜红的血印子。
“鸿兴荤馆”跑堂的伙计王快嘴不敢怠慢，把白手巾往肩膀上一搭，连跑带颠地进去告诉酒店掌柜王等金。因为，定州城的“四大城绅”正在里面的雅间喝酒，而门外打砖的这个叫花子，也不是平常的叫花子，乃是定州城鼎鼎有名的叫花头—恶丐姚忙儿。
“鸿兴荤馆”的老板王等金是个干巴老头儿，正在柜台后面拨拉算盘珠，听说门外来的乞丐是姚忙儿，连忙说：“这个灾星怎么这时候来了？别扰了城绅老爷们的雅兴，快把他打发走了！”
这是民国六年的秋天。这一年，定州城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沙河、唐河、孟良河都泛滥成灾，房屋倒塌无数，各乡的庄稼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定州城里。洪水过后，定州城里的“四大城绅”高价出售囤积的粮食，赚得盆满钵满，这天中午一起聚到“鸿兴荤馆”小酌，偏偏这个时候，姚忙儿找上门来。王等金连忙从钱匣子里摸出四个大钱，递给伙计王快嘴，王快嘴接过大钱，跑出去放进姚忙儿脚下那个缺了口的讨饭碗里。四个铜钱可以买两个芝麻烧饼，谁知，姚忙儿看也不看，仍然一下一下地往自己的胸脯子上打砖，拍得胸脯子一片通红，嘴里喊：“城绅老爷们，你们吃得好肉，喝得好酒呀！也赏给叫花子一口吧……”旁边围了三五十个破衣烂衫的灾民在看热闹。
“鸿兴荤馆”的雅间里，“四大城绅”吃着“八大碗”，喝着阜平县出产的“红金贡”酒，正在兴头上，听见外面喧闹，喊进掌柜王等金，问他怎么回事。王等金赔着笑，说：“姚忙儿在门口打砖，我这就轰他走！”
王等金急赤白脸地亲自出来，对姚忙儿拱着手，嘴里说：“我的爷，放下您的砖吧！您想吃啥，白馍？罩饼？水饺？我这就给您做去！”姚忙儿停止打砖，说他今儿个来，就是想知道“四大城绅”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进去看一眼就走！
“鸿兴荤馆”是当时定州城最有名的酒馆，招牌菜是“八大碗”整席。“八大碗”指白漉鸡、清蒸鱼、肘子肉、酥肉、猫头丸子、甜丸子、葱烧海参、黄焖鱼翅八道大菜，都用海碗盛着。灾荒年头，除了“四大城绅”，定州城里已经没有人吃得起“八大碗”了。姚忙儿口头上说进去看一眼就走，可是王等金明白，绝没有这么简单！门口聚集着那么多肚子瘪瘪的灾民，“四大城绅”却在里面吃“八大碗”，给那些灾民知道了，弄不好要出大事。
见王等金迟疑，姚忙儿又开始打砖，一边打砖一边吆喝：“王老抢，别看你整天拄根文明棍，你扒灰的事，别人不知道，我知道！”
“李老万，出来说说你怎么发的家吧，早年间你做过贼，绑过票，告密过你的拜把子兄弟！”
“孙老旺，你自称孙大善人，可你家一斗高粱米卖三块现大洋，三块现大洋啊！”
“张老根，你家大门外饿死了三个不到周岁的小娃子，囤里的米生了虫不肯舍一碗粥，他们的娘都上了吊啊！”
雅间里，王、李、孙、张“四大城绅”听见，脸上都挂不住，放下手里酒碗。
王老抢：“我去找几个人过来修理他一顿……”
李老万：“这种人怕打？只怕从此缠上你，再说他手下还有那么多叫花子！”
孙老旺：“依我说，干脆递张状纸送官！戴上手捧子脚镣子，再判他个枷号。”
张老根：“送官？就因为他是叫花子？现在可是民国了，不比前清！”
“四大城绅”说来说去，都感到没有办法。门外，姚忙儿跳着脚，越发骂得难听，把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丑事都揭了出来。骂得“四大城绅”再也坐不住，放下筷子，穿起长衫，戴上礼帽，准备离开“鸿兴荤馆”。等他们出了门，才发现根本走不了。门外，已经聚集了几百名面黄肌瘦的灾民，见“四大城绅”出来，灾民们都脱光了上衣，手里拿着砖头，一齐跟着姚忙儿喊“城绅老爷行行好，赏给花子一碗饭”，见这阵势，“四大城绅”腿都软了。几个人又回到酒馆，碰头商议了一下，最后由口齿伶俐的王老抢出面。他拉着姚忙儿的手，说：“进来说，进来说，有事好商量。”又转身对掌柜王等金吩咐：“找张干荷叶，包上只卤煮鸡，外加一瓶‘红金贡’，一会儿给姚爷捎回去。”
然而，姚忙儿并不领情，仍坚持要带上门外的灾民，进到酒馆里面，看看城绅老爷们究竟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灾民们也跟着喊：“城绅老爷，把你们吃剩的‘八大碗’也赏给我们尝一口！”十几个饿汉子手里挥舞着砖头，眼看着就要往里硬闯。“四大城绅”气急败坏地又合计了会子，只好仍由王老抢出面，对着灾民喊：“今儿个晌午，由我们老哥儿四个出钱，在开元寺舍饭，每人一大碗稠粥、俩窝头，老咸菜管够，大伙儿散了吧！”众灾民听说，这才纷纷丢下手中的砖头，一起向定州塔下面的开元寺拥去。
见灾民们散了，“四大城绅”出了“鸿兴荤馆”的门，迎面看见姚忙儿拎着青砖还站在那儿，都指着他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哼哼，快进去吃吧，桌上还摆着哪，六个碟，八个碗，吃死你！”姚忙儿冲着他们的背影“呸”了一声。
正在此时，“平教会”的严先生骑着头毛驴，带着几个学生走了过来。严先生笑呵呵地说：“老汉，你今天做了件好事啊！”姚忙儿知道，严先生是个好人，他留过洋，当过大学里的教授，这些天正在定州城创办“平教会”，救济了很多灾民，还教大家养“来亨鸡”，种洋棉花，用水车浇园。不过，严先生毕竟是先生，他姚忙儿不过是个叫人看不起的老叫花子。于是，姚忙儿头也没抬，只鼻子里哼了一声。
不料，严先生却跳下驴背，对姚忙儿说：“天快过晌午了，我请你吃个便饭吧。”不由分说，拉起姚忙儿进了“鸿兴荤馆”。他们来到“四大城绅”待过的雅间，饭桌还没来得及收拾，不过，这些残菜剩肴上面，不是唾沫、黏痰就是鼻涕，让人看了发呕。严先生皱着眉头，吩咐伙计王快嘴收拾干净。然后要了一盘炒豆芽、一盘拌茄泥两个素菜，又要了一盘手掰肠、一盘炒肉片两个荤菜，外加一壶松醪酒。严先生和气地对姚忙儿说：“坐吧。”说着，顺手给他搬过一把椅子。姚忙儿当了多年的叫花头，不是没有吃过大鱼大肉，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还能与人同桌而食，更没有想过与严先生这样有学问有身份的人坐在一起。他感到浑身不自在，嘴里说：“俺是个穷要饭的，这儿哪是俺坐的地方。”严先生笑了，说：“南方有个孙中山先生，你知道吧，他提倡国民平等，叫花子也是国民嘛！”一边说一边亲手给姚忙儿倒上一盅松醪酒，“我这次来咱们定州，就是想搞平民教育的试点。什么是平民？咱民国的老百姓都是平民！你要有空，也来咱‘平教会’听听课。”说完，举起手里的酒盅，同姚忙儿碰了一下，仰起头一饮而尽。
三十多年来，姚忙儿还是第一次挺直了腰板坐着吃饭。他感激地望着严先生，同时也对自己大半辈子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一道道热汗顺着瘦骨嶙峋的胸膛流下来，蜇得刚才被砖打破的地方一阵阵剧痛。他忽然站起来，说：“严先生，你要真心对我好，就让我去你们‘平教会’看大门吧！”
严先生一怔，沉思了片刻，笑了，说：“正好，我那里还缺个门房。我听说，要饭三年，给个皇帝都不做。我那儿每天可都是熬白菜、窝窝头……”
姚忙儿打断严先生的话，说：“不瞒先生说，俺要了一辈子饭，什么剩菜剩饭没有吃过？饿个两三天也是常有的事。别说白菜窝头，就是苦菜山药，俺吃着也是香的！”说着说着，动了意气，闪着泪花站起来，说：“严先生，你把我当个人看，我要看不好咱‘平教会’的门，我就不是人！”严先生拉他坐下，说：“这就好，你明天就来找我报到吧。”姚忙儿高兴极了，倒满酒敬了严先生一盅。转回身，拿起那块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青砖，大声说：“从今往后，我姚忙儿再也不讨饭了！”
说罢，双手举起青砖，狠狠地往地上摔去。哪知，青砖落地，只沉闷地响了一声，却完好无损。大家都有些诧异。严先生拿起青砖仔细看了看，这块青砖比平常的青砖略厚，由于浸透了姚忙儿多年的鲜血和汗水，变成了黄褐色。严先生又掂了掂青砖的分量，脸上忽然露出惊异的神情。姚忙儿很不好意思地对严先生讲了这块青砖的来历。
原来，三十多年前，姚家还是定州城数一数二的富户，开着绸缎铺、生药铺和钱庄，姚忙儿是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吃馒头剥皮、吃饺子只咬中间一口。姚忙儿他爹为人懦弱，“四大城绅”看中了姚家的家产，联起手来同姚忙儿他爹打了一场官司。官司打输后，姚家就彻底败了下来。祸不单行，姚忙儿他娘跟着得了重病，一命呜呼。紧接着，姚忙儿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推牌九一夜之间把姚家老宅也输给了“四大城绅”中的李老万。李老万派人收屋契的时候，姚忙儿他爹气得口吐鲜血。临死前，他爹拉着姚忙儿的手说：“儿呀，我知道都是我惯坏了你！”又指着枕头下面，说：“儿呀，吃不上饭的那一天，这里还有你一条活路！”说完就死了。爹死后，姚忙儿翻开那个枕头，下面竟是一块厚重的青砖。他明白，爹这是让他打砖讨饭哩。
在当时，定州城里的叫花子分两种，一种是善乞，婶子大娘地叫着，低声下气讨一碗残羹剩饭吃，或打着竹板沿街唱莲花落，讨几文大钱；另一种则是恶乞，专找买卖铺户或富裕人家，手拿一块青砖，用力拍打自己的前胸后背，引得众人围观，乞得一些衣食。姚忙儿就属于恶乞。每逢买卖铺户开张，或谁家有娶妻嫁女祝寿会亲的喜庆事，他就会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抱块青砖出现在门前，赶都赶不走。久而久之，姚忙儿成了定州城一群叫花子的头儿，被城里的富贵人家看成是一颗灾星，唯恐躲之不及。
姚忙儿说完，严先生继续用手掂量那块青砖，忽然大声说道：“呵呵，我明白了！”说完，对身边的一个学生说，试试你单掌开砖的功夫。这个学生曾在天津的国术馆练过硬气功，只见他拿起那块青砖，运足气一掌劈去，青砖并没有断开，他的手却疼得直哆嗦。严先生笑着拿出一把小刀，把青砖粉一层层削去，里面赫然露出一块光华灿烂的金砖！一时间，众人都呆住了，随即明白了姚忙儿他爹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严先生笑着对呆立在一旁的姚忙儿说：“常言道，捧着金碗要饭，老汉，你是背着金砖要了一辈子饭啊！”
几个月后，“平教会”在定州城内开元寺后面，建起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定州书院。据说，建这座学校的很大一部分费用，就来自姚忙儿的那块金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