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统治者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尤其历经康乾盛世，社会稳定繁荣，内府的书画、古籍收藏数量也随之急剧增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奠定了今日故宫蔚为大观，恢弘深秀的收藏根基。
继承前朝、民间采买与臣子进贡
清代内府收藏首先是继承明代遗存。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下令放火烧宫，明故宫中主要用来藏书编书的机构文渊阁，随之悉为灰烬，偌大紫禁城只有武英殿唯一幸存。有人检索清宫典籍目录《天禄琳琅》，明代遗留的古代善本仅有42部。康熙朝国力渐强，皇帝就开始数次下诏，访求天下图籍，以充内廷之储。
清宫亦会真金白银购买书画古籍，最早有史记载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太监奉旨在报国寺“买得王振鹏之画手卷一，此项银十二两”。乾隆也时不时有采买，从御笔的款识来看，王羲之的《袁生帖》、韩的《照夜白图》等名作都是买来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方式并不多见，贵为一国之君，更多的珍宝来自上贡进献。
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最后这类多是臣工向皇帝进献以表忠心，并无定制，发挥空间比较大。不过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进贡。上贡的多是亲王郡王等宗室贵胄;大学士、尚书、地方督抚等文武大员;织造、盐政等为皇帝办贡的特使;退休重臣，宗教领袖等。越级进贡的，如不惩罚，也都是“不令送览”。
每年的元旦、冬至、万寿节这三大节日，是臣子们竞相进献的时刻，尤其是皇帝的生日万寿节为甚。1703年3月康熙过生日，“九卿皆进古玉书画为寿，皆蒙纳入内府名画”，时任刑部尚书亦是文坛名士的王士祯，就进献了自家旧藏宋代王诜的《烟江叠嶂图》，这幅名作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
到了乾隆朝时，臣下投其所好，进献书画古玩之风更盛。1752年万寿节，陕甘总督尹继善就向乾隆进贡了名画—韩的《五牛图》。当然，为了不予人贪婪之意，维护皇帝尊严，皇帝也不是全盘接受贡品，而是象征性地择优收受，大部分予以驳回。
抄家：内廷文物的另一大来源
清内府收藏书画另一主要来源是抄家所得。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抄家事件尤多。
浙江巡抚王望虚报旱灾，贩粟分银，数额达数百万以上，是乾隆时轰动一时的贪污大案。他被抄家后，乾隆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
另一个抄家书画数量相当大宗的，是云南布政使钱度法案。钱度家共计抄出108件包含了米芾、刘松年、赵孟、王蒙、文徵明、唐寅等诸多名家的书画，一朝全部归入内府。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开具清单，由皇帝拣选发落，其中皇帝看不上的或是品相不好、价值不高的书画，便同其他物品“估值变价，银交内务府广处司”。
乾隆中期，和珅当权，垂涎明珠家家藏与宅邸，他向明珠的四世孙、任伊犁领队大臣的承安勒索不成，后罗织罪名，承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被革职，籍没家产，家藏书画全部被查抄进宫。而9年后，和倒台，内廷又是一场盛大的文物涌入潮。
清宫自产：画院、翰墨与皇亲
清代内府中除历代珍品书画外，还有不少清代书画作品，所占比重亦不小，其绝大部分由画院画家、内廷词臣供奉。
在宫廷画院工作的画师报酬比一般画匠要高出很多，清宫画院画家人数众多，产量也颇高。比如宫廷画师张宗苍载于皇家书画精品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的作品就多达116件。
除了画家们奉敕之作，皇室成员中也有丹青水墨的高手，他们的画同样被收入内廷。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著录乾隆书画近2200件，占全部著录作品的1/5强，他是其中收藏作品最多的作者，远远多于其他人。乾隆在19岁时开始学画，现留存最早的画作是他22岁时画的《三余逸兴图卷》和《九思图卷》，到最晚88岁所作的《戊午岁朝图》，创作时间近70年。
清朝100多位皇子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坛艺苑的杰出人物，比如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绘画功底扎实，在清代画史中被列为“本朝宗藩第一”。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乾隆四家”。他们都有精品被收入内府。当然帝后书画也存在普遍的代笔现象，比如慈禧太后流传的画作几乎都是他人捉刀，这些也难用文人画的标准衡量其艺术价值。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