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是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故事传说,从中我们可读到中国古代流传于民间那些人和事,女人和长大就是一个经典的民间故事
1痒痒从我的幼年开始。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早的不幸。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还是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家门口那个老旧的磉墩之上，一边任屁股底下的阴潮和冰凉侵略着我小壶嘴一般的鸡鸡，一边津滓有味地吸吮着指头，羡慕地望着对面的小娟子和好奇地观望着过往的路人。
我们家临河，河边有个渡口码头。码头上有一艘破烂的公共渡船。所以那个时候我所居住的柴窑弄，成为了瓷器镇连贯东西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在上游没有建石孔桥之前，尽管我们柴窑弄是一条地势低洼潮湿、巷道狭窄拥挤的石板路弄堂，但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段，上船下船过往的各色行人犹如过江之鲫。
而我坐在门口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确实无所事事。
我开始感觉到痒痒。下体，裤裆上敞开的那一小部分。我只是用所谓的"爪子"，围绕着我于家的那个"祖宗"反复再三地使劲挠挠。父母亲在外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走我面前过的大人们都轻易地想在我身上过一过手瘾，像变态一样顺手钳一钳我的鼻头，或掐一掐我白嫩的腮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个小屁孩裤裆里的瘙痒不安。
在我家边上码头抬上岸的东西，除了瓷土、匣钵，以及窑柴，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尸体。因为临河的危险，那个时候全家人对我的态度是：既不放心我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外，又没一个人有耐心来陪我玩我想玩的游戏。所以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就像个孤儿一样独自坐到门口的磉墩之上，一只手在不停地胡弄着冰冷的鸡鸡，一边痴呆症似的默默地看着路面，以及正对面那个板壁房屋里面的动静。
"对面小娟子的姆妈总是抱着小娟子。"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给大人听。有嫉妒和埋怨的意思，我主要面对的是一向难得理我的母亲。
"那你过去做她的崽去。"我母亲往门口推我。
"小娟子爸爸总是买鸡蛋糕回家。"我又对于家男说。
我父亲就笑，"那个单身汉不是小娟子的爸爸，买鸡蛋糕是为了哄小娟子姆妈的。"
"小娟子姆妈又不哭，哄她做什么用？"
于是那一天我奇怪地看到，爷爷、父母和大姐他们都无缘无故地发出哈哈的大笑。
这就是我，刚刚懂事就开始试图深入的人物--小娟子的姆妈，以及想得到小娟子姆妈的那个光棍。
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姐像强奸犯一样突然闯过来掰开我大腿。细心的大姐发现我一只手总是放在下面不断地使劲。扒开裤裆一看，于是类似于城门失火，全家人在她大惊小怪的声音中都放下碗筷--有关我的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就此摆上了桌面。
但是我和我爷爷都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是鸡巴大的事情。像一只四脚朝天的癞蛤蟆一样，我仰躺在大姐的怀里，恬不知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中敞开着红色的斑点。爷爷一个人坐在阁楼上面照样吸他的烟管。而我当时耿耿于怀的问题一直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进进出出，小娟子竟然叫女人叫"姆妈"叫男人叫"叔叔"。叔叔和姆妈可以在一起生小孩吗？这成为我小时候独立思考的第一个比较深奥的社会学课题。
"小娟子小娟子，姆妈抱抱。"
在记忆中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样，对面的那个年轻寡妇，梳着一条既黑又粗的像长蛇一样可以拖到屁股的辫子。她丰满无比。在她怀抱着小娟子走出柴窑弄的时候，我探照灯似的目光追随着她肉感厚实的背影。那条黑粗的长蛇，便欢快地在那个结实而又饱满的屁股上拍打。她就是小娟子母亲，一个从乡下赶来奔丧而不愿回去的寡妇--李桃英。
"小娟子小娟子，姆妈抱抱，上街街去。"李桃英拍拍巴掌张开怀抱。
每每那一刹那的时间，我心都会忽然温暖一下。我能真切地替小娟子感受到被搂进怀抱时的温柔。虽然小手依然捏在下面，但是我停止了搔挠。那个时候冰冷的小鸡鸡竟然有些发热发胀，并且非常奇怪地雄壮地翘起了头颅。到现在我才算真正明白--实际上我总是在门口期待：期待敞开怀抱的年轻妇女，以及小娟子被拥进怀抱的那一刻。
李桃英的老公是在窑场事故中因公死亡。一个刚刚吊完丧的寡妇带着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女孩，向公家要求留在城里，厂里考虑到孤儿寡母的回农村可怜，就安排了她一个给瓷器贴花的临时性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落脚，前进瓷厂的干部就坐下来做光棍的思想工作。思想一下子就通了。仿佛是瞌困碰到了枕头，屋子立马被意向性地一分为二。于是在同一屋檐下就有了两户并在一起的蜗居状态。
最后我裤裆里的"痒痒"，被确诊为普通的湿疹。
那一次确诊我鸡鸡的高手，竟然是一个在前进瓷厂医务所里的实习医生。
说起来非常好笑。之前，这个由普普通通红色斑点而引发的热心和无知，耽误了对症下药及药到病除的时间。至今我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竟被钻心难熬的痒痒持续折磨了整整三天三夜。
结果三个昼夜的情形当然就是，从大腿夹和阴囊起始的痒痒，被挠成更深更大的红色，而且红点被越挠越痒越挠越多，乃至指甲所至斑点所至。向上，它们沿着肚皮、腰间、胳膊等白嫩的薄弱环节扩张；向下，顺着屁股、大腿肚内侧、腘窝等这些多肉的路线蔓延。
耽误病情的缘故非常简单。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经由家里人一惊一乍的喧嚣引起了隔壁邻居的上门围观。大家鹅一句鸭一句七嘴八舌。没有办法。以前的弄堂都是这个样子--不要说有人发病，就是哪家打破了一个盘子，或者夹子夹到了一个老鼠，都会像吸铁石一样把周边闲散而热心的居民，凝聚为一锅热气腾腾的稀饭。
"小孩子家的，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抹点菜油明天就好了。"我爷爷依然坐在人群之外的阁楼之上，满不在乎地吸着烟发表意见。菜油被当时的民间当成万金油使用。但这种粗枝大叶缺乏责任心的意见，立马遭到许多妇女同志的纷纷抨击。小娟子的母亲李桃英肉滚滚地挤进来，看看后大叫起来："这不是疥疮吗？小娟子去年都得过！"李桃英又说："天天坐在门外的磉墩上，磉墩上肯定有疥虫，疥虫最喜欢这些嫩皮细肉的鸡巴了。"李桃英还说："我家里还有去年剩下来的药膏，我这就去拿来，搽一搽把疥虫杀死了明天就会好的！"
但是第二天没好。
不仅没好，而且蔓延开来的红色斑点竟出现渗出的倾向。
于是我父亲于家男，机会难得地显示出一家之主的果断和力量，挥挥手打发我的二姐姐去叫瓷器镇最着名的郎中--钱大统。六十多岁的钱大统，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人都可以请得动的角色。但是他仍然有碍于我伯父的身份和家父的情面。家父于家男在镇政府工作。
"水痘，这是病毒性水痘！"
信心十足的郎中钱大统老花眼镜都没有戴上，边听我母亲介绍，边用树皮一样粗糙手指摸一摸我屁股上的麻点，就耸人听闻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跟天花病一样厉害"。钱大统轻松地站起身拍拍老手，然后丢下一句，"叫你家里的老二跟我去拿药方子就是"。
结果那一回三黄也搽了，苦药也灌了，硬是不仅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严重到红点痒上了脖子、耳背、腮帮和脚腕，我整个人已经被密集的点状红斑所包裹，而且在要命的地方都已经被挠成疱疹和水泡，开始显见出部分的浮肿与糜烂。
"全都是混账！混账！！！母亲跳起来吼叫。
这种溃不成军的症状，终于激怒了我大大咧咧的母亲，急哭了我心地善良的大姐。我不知道她愤怒的指向，是我，是郎中，还是父亲。于是她们在第三天头上火烧火燎自作主张，在太阳还没有照进弄堂的时候，就跟绑架一样不由分说地将我一把抱起来就走。走进了一幢我深恶痛绝的两层楼的弥漫着药味的红砖房子。
就是在这幢红房子里面，我们荣幸地碰到了那个对症下药的实习医生。
那是我母亲厂里面自办的职工福利医务诊所，有一本《就诊证》将国营的福利延伸到职工的子女。毫无疑问，我当时是用手使命抠进墙缝，杀猪一样哭号着不肯跨进红房子的大门。我有生以来都没有见过她们两个那种气势汹汹的阵势。那一回大姐姐助纣为虐，充当了母亲强有力的帮凶。多少次银针狠狠扎进屁股或手臂的疼痛记忆，总叫我对那幢红房子及其里面的白色大褂胆战心惊。
"你不进去看医生，你的那个小祖宗就会烂掉的。"母亲凶神恶煞地威胁，"就会破皮流脓，就会像腊生拐子的脚一样被剁掉，到时候尿都屙不出来，就那样胀死！胀死去！"
"飞飞乖，乖乖！"大姐姐表面上温柔，实际上在掰开我手指的时候暗暗用力。大姐说："不打针的不打针的，不要怕，只是让医生摸摸，痒痒就会好的。"
果然那一次大姐姐没有骗我。我进去以后，难得享受地"窝"躺在母亲怀里，舒舒服服像个分娩的孕妇一样老老实实地叉开双腿。那次戴着手套的"白大褂"并没有叫我扒开屁股，而是笑眯眯地用电筒照着我的腿根和阴囊。我当时甚至都能感觉得到，一束电筒光柱的热量在阴私处反复游移。后来是医生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扒拉着我的鸡鸡，并在我长满红点的皮肤上如同上课一般耐心地指指点点，而他虔诚的学生正是一位含苞待放的扑闪扑闪着眼睛的少女。
我大姐姐肯定是被略带磁性的声音迷糊了。
厂医是一个很温和的青年。
是他洗手后开药时扯下口罩，我才看清楚他温和的样子。他身材匀称，皮肤白净，眼睛明亮。那一天他自始至终脸带热情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甚至开好处方后还主动领我大姐去药房拿药。这也是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的医生。而且那一次最让我欣喜的是--这个医生只给我开了一小包白色的丸子和一瓶用于涂抹患处的像牛奶一样的药水。
从此以后在所有的病种中，对我而言刻骨铭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湿疹"。这个我深有体会。比如，在奇痒难耐的时候，谁都可以无端地勒逼我停止挠痒的动作，甚至蛮横地禁锢着我的双手；任何人都可以高高在上，都可以随时随地拿着药水吆喝我张开大腿；有一股难闻的药味始终弥漫于我身体，甚至裤裆，让所有人对我皱眉苦脸，避之不及。而且挡都挡不住的是，由此而来的嘲笑和歧视，时不时会像冰雹一样朝我乒里乓啷乱砸。
我的尊严从此犹如粪便和草芥。
2
估计引发我湿疹的基础，就是那窑户老板查冠在建房子时多余下来的东西。那是民国一十几年的老东西--一尊经过雕琢的麻石。
摆在我家门口的麻石形状就像一面小鼓，侧面团团一围精致地浮雕着突出的铆钉以及蒙鼓面的巾边，仰天的鼓面平缓但疙疙瘩瘩多少有些子粗糙的麻石颗粒。因为日晒夜露，颗粒与颗粒的缝隙间抑或就夹杂着阴潮或霉菌。我经常拿臭烘烘的屁股欺压着它们，它们当然就像人一样渐渐有了报复我的想法和行为。
于家的"祖宗"成了被报复的对象。
我们家门口的磉墩，是我父亲从后院角落里搬出来的家伙。这个房子和院子都是资本家查冠遗产的组成部分。于家和查家没有关系，但是按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使得我们两个姓氏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专政和被专政的敌对阵营。
父亲于家男把磉墩搬到大门口一边一个的意思非常明显。
首先是他可以当家做主。其次是源于对称的美学--在没有石头狮子的情况下家门口摆一对磉墩，至少在说明于家男有他一定的文化心思。再次就是适用，省得我们老坐门槛或凳子忘记搬回家里，以及串门的街坊闲聊屁股有个比较方便的安置。那个时代街坊闲聊的现象，就好比今天缩在家里上网或低头划拉着手机屏幕一样普遍。路过时停住脚步递一根香烟，或者端着饭碗站到你对面--那就是生活。闲扯一下子就能把枯燥的时光幸福地打发过去。
那个时候我经常独坐在门口的磉墩之上，是因为我刚刚从叫做"轿子"的尿椅里解放出来。我长大了一些，身体已不再需竹轿的围栏团团稳固。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同时也拆除了围栏，我开始具有了人世间情意上的感受，我触景生情地面对小娟子被她母亲抱在怀里时，心里面会泛出无边的空落与酸意。
--因为我大大咧咧的母亲从来都懒得抱我。
因为能干，我母亲被提拔成前进瓷厂成型作业线上的一个组长。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她清早就赶到坯坊里上班施釉，一天要腰酸手痛地工作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还要上点夜校或者开会，周末按列宁的倡议有时还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
"千万盯到飞飞不要到河边去看水，上晒楼的门也一定要锁死。千万千万！"这就是我的母亲周荣花，每天上班之前对我的最大关怀。她在出门时急急忙忙干巴巴地回头叮嘱，对着三姐和四姐，相当于交给她们一根套在我颈上的锁链。"瓷片河里会有专捉小孩的水鬼。"她还煞有其事地冲我威胁。她在公开撒谎。她用这种拙劣的伎俩让我对河流产生过恐惧。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我们家里就只剩下我，以及两个被当作看守的姐姐--她们一个只大我四五岁的样子，另一个仅仅比我大两岁的于好好也是穿着一条开裆裤头，还经常淅淅飒飒傻站着把自己的裤脚淋得像一个漏水的笕筒。
磉墩，在那段时间里就成了我冰冷的着落和依靠。
这就是我跟小娟子幼年时代的根本区别。
那是一个悲惨孤独的男性幼年。
哪怕是礼拜天放假在家，姐姐们均不屑让我这个"小捣蛋"参与她们的任何一宗游戏。她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后院里拉长一根颤颤悠悠的橡皮筋，起劲地哼着有节奏的顺口溜，两只脚像发弹脚瘟一样缠绕着皮筋东一下西一下地乱点。还有跳绳，在弄堂的中间握着绳头两端一晃一晃。偏偏防贼一样，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阻拦我突然钻进晃荡的绳圈。踢毽子就更没有人要我做一边的。她们客客气气，异口同声地请我做她们的裁判，就是把我当做脑膜炎一样让我帮她们一脚一脚地数数。
我上面一共有四个姐姐，年龄像上楼梯一样两三年一级近乎等差式的排序。最大的姐姐大我十一岁。也就是说，虽然已经解放了十几年，我父亲也算个鸡毛干部，但是在我们于氏家族依然徘徊着一股浓郁的"人多势众""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息。结果在爷爷奶奶鼓励的目光中，母亲凭借强壮的躯体，理直气壮地像母猪一波一波地高高隆起她的肚子；结果两三年一胎，在一个相当于抗日加解放战争的时间内，母亲把我原本瘦骨嶙峋的父亲搞得越发骨瘦如柴形同扁担；结果一胎一个"贱货"，好容易落下我这根唯一能够延续于家香火的"吊桶索"，才致使他们革命的干劲偃旗息鼓，善罢甘休。
我当然地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宝贝飞飞"。
我被叫做飞飞。
然而，当我无所事事地孤坐在磉墩上的时候，旁的人根本看不出我上面有四个姐姐。这符合唯物辩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接近尾声的那个年头，我也当然地因为"宝贝"的地位和待遇，而被大多数饱受食物与精神歧视的姐姐们所嫉恨和孤立。姐姐们几乎都黄皮寡瘦，而我却白胖成一个"地主"。这种被深度排斥的"孤家寡人"生活，直到我慢慢长成一个小小的汉子以后才算告一段落。
"大屁股！"有一回我忍不住嫉恨冲着李桃英的屁股吼叫一声。
"你姆妈才是大屁股。"小娟子知道反击。
"还有两个大奶奶！"我叉着腰雄赳赳地站在两个姐姐之间。
小娟子趴在李桃英肩上说："姆妈姆妈，他在骂你两个大奶奶。"
我强蛮的措词和勇气，立即博得我身边两个姐姐母鸡一样的咯咯大笑，同时也迫使行进中的李桃英停下了脚步。我吓坏了，以为这下子闯下了大祸，想不到李桃英是回眸和善地看我一笑--她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姆妈！哦......我幼小的心脏嗡地一热，当即就在她姹紫嫣红的笑意中被软软地融化。
那时候刚刚单身汉段小毛来了。
"你说什么脏话？你再说一遍！"段小毛很远指着我的鼻子，露出一副吃人的样子。
我抵抗说："关你什么事，我爸爸说她又不是你的老婆！"
李桃英也对段小毛大叫："你作死啊，他不过是一个小鬼，你等下把人家吓哭了。"
"这么小就流氓，等下我告诉你家里的大人！"
单身汉这个人是个怪胎。不仅脸相五官紧凑，样子尖嘴猴腮，而且全身皮包骨头，个子既瘦又小。突然看上去有点像灶马蟋那种猥琐的样子。弄里人不喊他大名，而是一口一个"光棍"。这个光棍在每个星期天晚饭后的时候，一般都像个磉墩一样蹲在我家的门口。
因为有规律地我大伯伯于家驹要到我家里来看望他的父亲。于家驹是南下干部，在瓷器镇做不怎么说话而又有些威严的镇长。这个解放前吃尽了苦头的光棍段小毛，打心眼里崇拜让穷苦人民翻身做主的革命干部。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他总想逮住一个机会跟于家驹汇报汇报思想--就好比现在的追星族想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实际上他就是想零距离接触接触，哪怕就是仅仅嗅一嗅革命者身上的汗臭气息。
但是，他又不敢贸然闯进我家的家门。
我母亲周荣花脸色不好。不管哪一个都可以，她唯独就是不欢迎父亲招惹光棍上门闲聊。哪怕是站在门口，坐一下发霉的磉墩都不允许。像嫌弃路上的猪狗屎一样，她嘴角撇一撇，眼角斜着瞄上一眼。这个女人从骨子里极端歧视那个三十多岁还孤身只影的光棍。虽然是不在门缝里，但是她还是坚决地将他看扁。
"是不是那个痨病壳又在门口？"我母亲周荣花问我父亲。
我父亲说："很可能又在给我们家站岗。"
"神经病一样！"
"我出去告诉他一声，镇长今天没来，省得他空等。"
"你帮他着想，他哪回帮别人着想？"母亲周荣花的嫌弃之心溢于言表。
嫌弃的原因我估计有如下两个。
之一是下作和卑贱。都混到了吃皇粮的地步，一个仍然喜欢乡下寡妇的国营工人，在我们镇上应该算是蹩脚的男人。单身汉打着逗小娟子的幌子，时不时撕一爿鸡蛋糕拿在手里把小娟子逗得"嘻嘻嘻嘻"地蜜笑。蛋糕屑子纷纷扬扬落进李桃英鼓鼓囊囊的胸口。光棍这时就贪婪地呼吸着她胸前散发出来的气味。这行动就有些低落，丢镇上人和工人阶级的脸面。
其次的原因，我以前坐在磉墩的时候，他走进走出视若无人。在我患上湿疹的漫长过程中，附近的街坊几乎都上门来探望过我的病情，哪怕是拿几个鸡蛋，或者包半斤红糖，甚至空手上门来问候，那都是隔壁邻居的温暖。而整个柴窑弄唯一一个只知道在坯房里做事，而不去理问别人家事情的，就是这个狗一样守在别人家门口的黑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对面的男女就像是一对磉墩，在那个年代里奇怪地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一直相安无事地过着寡妇和光棍的生活。
然而有那么一天，单身汉段小毛终于用简单的办法打破了生活的困境。
那一天九点多钟，"磬哩咣啷"敲锣打鼓的声音突然在柴窑弄弄口响起，近到我家对面时段小毛点燃了一挂欢迎的鞭炮。我稚嫩的心脏当时随着嘭嘭的鼓点在激动地跳跃。那一天弄底的路都被围观的人堵得水泄不通，渡船被迫停开半个小时，有四五个人甚至站在我门口的台阶之上看对面院子里的热闹。段小毛激动得手忙脚乱泪眼婆娑。小娟子被兴奋的李桃英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那一天，我大伯代表镇政府给不起眼的段小毛送来了喜报--一张大红纸和一个小奖状--段小毛获得了地区"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李桃英从此开始同意单身汉在自己一个锅里搭伙。
3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小时候会经常做一个神经质似的怪梦--我会飞。有一次在隔壁查家，面对查云华和查云珍双胞胎兄妹，我忍不住描述说，"昨天夜间我飞得好高好高，我都超过了烟囱"。我当时踮起脚尖，一只小手拼命地举过头顶在尽量地向上拉长自己的身体，以表示我梦飞的高度。
"怪不得半夜里好像听到你姆妈在发火。"查云华说。
我立马噤声。查云华这句疑似的表述一枪将我兴奋的小鸟当空狙击，我脸红耳赤，屁股还隐隐生痛--飞翔的代价让我羞愧难当。
"梦飞"的时间起点，记得就是婴儿的新鲜感淡化之后，我作为一个生活的包袱或累赘，开始被逐渐疏离大人们温暖怀抱的时候。因为我不再是婴儿，我已经变成"没小时候好玩"的儿童。儿童的麻烦特多，诸如需要照看喂食、欢喜大声啼哭、动则喷痰反击、迟于言语表达，以及频繁尿床等等等等。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做梦飞翔。记得具体的情形总是：一般在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在睡梦中我能听到淅沥沥的雨声，声音引起我膀胱的膨胀或憋闷。这时在高空中我就急于释放，于是平稳好滑翔的翅膀，心情舒畅地对大地放松了绷紧的闸门......
"天哪天哪......，又尿床了，他又尿床了！"姐姐们惊叫起来。
"姆妈姆妈，飞飞又打湿了好大一块哟。"
在若干年终止了羞耻的毛病之后，每每回想起过去的梦境，我往往跟一个刚刚苏醒的病人一样浑浑噩噩迷糊不解。我既理不清头绪，又不好意思张口。在某个半夜半或者凌晨的时候，我总是突然被姐姐们惊恐夸张的叫喊，以及被母亲狠狠掐屁股的钻心疼痛所惊醒。
"哟哟哟，你个天收的，你又作孽，你怎么不死啊！"母亲翻转我身体，气急败坏"噼里啪啦"照我肥厚的屁股愤怒地抽她的巴掌。
"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
那个时候，在一片刺耳的叫骂声中，我几乎要被一声声拍肉的巨响与狂暴的吼叫震破耳膜。我被鸡皮疙瘩地裸露于掀起的被盖之外，蜷缩在宁波老床的一个角落。大腿和臀部的肥肉已青紫斑斑，一股股浓郁的尿骚阵阵扑鼻。
至今我依然哑口无言。诸多的现象叫我心明如镜却又力不从心。这不是我的故意，但我要接受惩罚。我看着这个让我屡屡纳闷和受伤的世界一声不响。无论是面对母亲气急败坏的暴力，还是面对二姐三姐幸灾乐祸的窃笑，我尿床后自始至终的表现是紧咬牙关，紧闭双唇，像石雕一样顽固地不躲不避，生硬地用不争气的躯体一声不吭地承受着罪有应得的打击，并心急如焚地祈祷着暴风骤雨的尽快结束。
这种值得怜悯的场景，在我们老于家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
"轻点，轻点，半夜半别吵醒了别人。"
父亲于家男短裤衩一吊钱似的无可奈何地站在一边。他捂着心窝，"吵得我心脏都扑扑地加速。"一个到哪里都顾及一张狗脸的镇政府毛鸡干部，排骨根根地穿件破成蜘蛛网状的白色背心。
他刚刚从后院窸窸窣窣放完一泡长长的夜尿。他因为干瘦枯长和泄尽元气而挺不直腰杆。面对世界我和父亲都只能是这种态度。他是一个谨小慎微而又顾虑重重、树叶子掉下来都生怕打破脑壳的男人。水漫金山。一而再，再而三的屡教不改。抑制的方法都～一被我们试过，民间各式的土方子均已黔驴技穷，当时差只差用菜刀把我老于家这条"根"当做萝卜条一刀两断。
尿床挨打的当时我爷爷尚在，也居住在我家。所以爷爷于德礼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往往忍不住会大口喘着气从阁楼上一步一步下来，以不温不火的长辈姿态出现在房间门口，冷眼向着我母亲喷射出压抑的怒火。
"不就是四五岁小鬼吗？家男在床上都尿到了九岁。"冷不丁他爆出一个猛料。这是在点击她的丈夫，我母亲的丈夫于家男。”
然而，我尿床的耻辱并没有止步于九岁。
说起来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在有限的生涯里，我一直无可奈何地将这种断断续续的病态，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将这种夜不能寐的困境，滴滴答答延续到我过继给大伯的时候才宣告结束。就这样，我内忧外患。我在我的童年里，常常要为我梦里的虚拟享乐，付出精神和肉体上的沉重的代价。
4
"咣当"一声，惊吓于某天下午。
那天下午，我把隔壁查家香案上的一个美人肩花瓶打了个四马分尸。几个捉迷藏的孩子都被破碎声惊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束鲜花躺在地上，还有一个肥胖的查家祖父在香案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本来我是不想爬上去的"，惊呆的一瞬间，我首先脱口而出的竟是一句推脱责任的台词。
这就是我儿时生活里的一个最心悸的片段。
查云华、查云珍、小娟子和我，还有前街走来的马博。加上从窗台溜进的一只金黄色的小猫，当时一共有六个动物。除了那个香案上慈祥的祖父查冠，查家大屋子里的那天下午没有一个大人。
不像我们家的狭小，查家的房屋宽敞幽暗很适宜少儿们游戏。这是一座坐落在码头边上的查家祖业。但是已经朝不保夕，祖业中旁斜逸出的偏房和廒间，解放后陆续被政府无条件分割给我们这些赤贫如洗的无产阶级。查家的后人就被挤压到宅屋的主体部分。尽管如此，查云华查云珍的家里依然房间套着房间，楼上楼下，清一色光洁的地板造就了可供满地打滚的少儿舞台；家具也是难得一见的精致和巨大，光洁照人并散发着香气的翘头香案、镂雕茶几、螭纹圈椅，以及可以装进我和查云珍的雕花柜子或樟木箱子。
趁着大人没有回家之前，当时每一个人都翘着兰花指帮我把碎片捡进一个纸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责怪我的破坏，也包括花瓶的主人查氏兄妹。而我与众不同。我到门角落里拿来一把芦花笤帚，唏里嗦罗笨手笨脚搞了一十几下才把瓷片归归拢扫进簸箕，再"叮铃当啷"倒进他家和我家之间的隔墙檐沟之中。
但是，地板缝缝里残留着一些白色且零星的瓷器碎渣，成了事发现场的明显破绽。小孩和大人脑筋的区别就落实在这个细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大人们并没有计较，他们到隔墙之中看到一地零零碎碎的尖锐瓷片后，感到奇怪的是作案现场竟没有一个人因为瓷片而鲜血淋漓。
"假如不是飞飞，总有人会割破手指的。"最后在那个晚上，一宗破碎的祸害反而获得了公开的表扬。查云华的母亲赵飞燕端着饭碗来到我们家说笑。
我在镇政府当一般干部的父亲说："我到晒楼上拿一对青花瓶赔你。"
"这你就见外了。"赵飞燕用她波光潋滟的眼神阻拦了我父亲的起身，"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查家老头子别的财产都公私合营了，这些不值钱的瓶瓶罐罐楼上到处都是。"
"你们有是你们的，飞飞打破了我们要赔。"我父亲坐在大师椅上喝茶。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飞飞聪明。"她生怕我们大人误会。赵飞燕原本是一个矜持和聪明的少妇。一个饱读诗书的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一身的清香干净，竟然奇怪地嫁给了一个剥削阶级的传人。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也许，还可能是我父亲在镇机关大院工作的原因。父亲曾读过三个月私塾，能背得下来《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用毛笔涂几幅对联也没什么问题--在我们镇上这种文化人在当时工人队伍里应该算是鹤立鸡群。正好我家的大伯于家驹又从部队上派遣到地方，就把我闷头闷脑的父亲借用到镇上去做一个普通的文书。
于家男和赵飞燕他们算得上是文化上的知音。
当然还在于父亲于家男的平时为人。因为平时镇机关院子里晚上放《李双双》或《地雷战》之类的电影，打开铁门一丝缝放查氏母子进去的就是我瘦长的父亲。铁门外围满了很多嗷嗷待哺的镇民。我父亲有这个权利。他甚至还亲自从办公室端来板凳，还拿来茶杯和开水，让我们邻家的少妇有了舒服的观看条件，并心生出优越的虚荣。
对于我而言，关键是查云华的妹妹查云珍好看。我由衷地喜欢，我那么小就开始喜欢他那个嘴唇红嘟嘟的妹妹。那时候我充其量算是一颗尚未开芽的"种粒"。查云珍的皮肤跟她妈妈赵飞燕一样白里透红，这就是当年我这颗"种粒"动不动就溜进查家"发芽"的动机。
"查云珍跟我做一家。"
前街来的黑大头马博也意识到要跟我竞争。马博是有来头的家伙：他是前进瓷厂厂长马经堂的公子。那时候小娟子还小得像一垛鼻屎。所以马博总是撇下小娟子抢先拖查云珍的袖子，争着说"查云珍做我一家"。
我昂头说："我跟她隔壁，你是前街来的。"
"地主飞飞是我们隔壁。"哥哥查云华也支持我这个理由。
于是，我又得以把查云珍勾肩搭背地揽到一个旮旯做所谓的夫妻。叮里当啷做饭或者弄菜。在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游戏中，我经常获得的角色，是我能够公开地在查云珍粉嫩的脸蛋上轻轻地嘬上喷香的一口。那是销魂的一口，我至今都回味得出那个童年的肉香。那个时候，马博咬着下唇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他的黑大头僵硬在脖子上面像坨牛粪。
那一回，查云华的妈妈并没有因为花瓶破碎而兴师问罪，而我的母亲当时做出的事情却有些过火。我母亲周荣花吸完最后一口烟蒂，噗噜一口吐进垃圾桶里。
在邻居还没有告辞的时候，她却起身大声地吆喝我上床睡觉。十分明了的事情。那个晚上七点半钟不到。除非是停电，七点半钟主人就咋咋呼呼地高喊着"睡觉"，再迟钝的客人也会坐立不安。查云华的母亲赵飞燕是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那天晚上赵飞燕到我家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还弄得满鼻子灰尘。
做人做事总得要一个分寸。我母亲周荣花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
我母亲眼睛锐利，肩宽体壮，说话声音的分贝奇高，一对永远饱满的乳房随急促的步伐经常会在宽松的工作服里摆动。一般的情况，她匆匆戴上无檐的白帽，火急火燎地捋上袖套出门。
清早我母亲都是一边啃着红薯，一边回头嘱咐小孩"不要下河玩水"--她马不停蹄地赶到坯坊去上班，她行走时的两只手像船桨一样不停划动。我母亲周荣花在前进瓷厂成型车间的作业线上给坯胎施釉。也就是坐在位置上不动，听着"超英赶美"广播社论，重复着吸坯往釉桶里浸釉的动作。
有太阳的时候，太阳通过顶瓦的孑L洞会射进几道光柱。光柱里的粉尘就纷纷扬扬像细菌一样在挤来挤去蠕动。进坯坊谁都能听得到皮带龙和削坯转盘在呼啦啦地闷响。坯房佬戴一副口罩，清一色都被粉尘污染成"白发魔女"或"太上老君"。从小，我就不喜欢肮里肮脏的坯坊。
而隔壁查家的宽敞和洁净让我着迷。
但是星期天放假在家的姐姐们，叽叽喳喳跟麻雀一样，关在家里面就像坐牢一样感到非常的空虚。于是时不时她们其中的一个，会心血来潮地蹦出来，打着关心我安全的旗号，跟叫魂一样扯着难听的嗓子对着弄堂"飞飞，飞飞"地到处乱喊乱叫。
一帮无聊的女人。
尽管她们都清楚我就在隔壁查家，但她们依然要用食指和拇指钳着我的脸蛋或耳朵，像拎一个猫仔似的把我拎回家放在她们当中，将我当作一个皮球，让我一个小小的男子饱受搞笑的调戏和甜蜜的侮辱，并产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烦心。
"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为什么总是死到查家去让我们担心？"三姐姐于红红在后面打我一下屁股。
连他妈的最小的，只比我大两岁的于好好四姐都敢伸出小巴掌，在我的脸蛋上削一个耳刮，说"以后再也不准去了，你这个地主应该跟资本家划清界限。"
二姐姐于方方就更加下流，拿手拍一下我翘起的裤裆，说"查云珍是个妖精，小心她把你这个家伙吃掉！"
"哎哟"，我两个卵蛋被她没轻没重的骨手拍得生痛。
我"呸"她一口唾沫。
我接着又被于方方更重地打了一下。
"你打痛了我。"我疼痛得嚎叫起来，"我操你姆妈！"我奋不顾身扑上去揪她的头发，于是我被众多的姐姐七手八脚拖住，拳脚不得施展。我寡不敌众。
5
说起姐姐们，我想起当初的男女混居。
当初我们于家，从查氏资本家手里瓜分过来的偏房一共是两间，共计四十几个平方。将房门砌墙与资本家的主房隔断，再临弄堂另行开启门户。两间都一般大小，一间用作厅堂和厨房，另一间就是我们一家七口的所谓卧室。
厅堂和厨房挤在一起，不过是前面可供摆一套用膳的桌凳，桌子前有一点可供转身踢腿的空间。后面的所谓厨房，也就是靠被熏黑的墙面架两口锅灶，外加一口水缸和一个菜碗橱子。再后面就是后院的小门。
尽管无产者人有所居，但是蜗居仍然是那个年代大家庭里的一直困惑。陋室让人感到压抑憋屈挺不直腰杆，产生狭窄猥琐的心态。生活仿佛就是沤烂在陶罐里的腌菜。这就是我聪明的爷爷总不愿窝在家里，并有时把我带出去，领进窑场打发日子的重要原因。
窑场是我爷爷的阵地，他一直在那里面做"把桩师傅"。
爷爷带我进窑场--这个我印象最深。在小鸡鸡还露在外面的时候，从鸽子笼走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房屋是查家的巨大，后来突然有一天见识了前进瓷厂的国营窑场，就像深山沟里的人，突然有一天面临着辽阔的草原或无边的大海。在离我家只有两百米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连绵庞大的窑场。在这个窑场内，一共松散地错落着八座像巨型编钟一样的煤烧圆窑。
那是另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窑场以它高高的架空和连绵的顶棚，让我猛然被它浩瀚的气势吓得仰头惊叫、呼吸急促。后来稍大一点，有一个浅显的问题却使我困惑不解，我打扁脑袋都想不通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傻乎乎要给窑炉建那么高大宽敞的房屋？还想，如果是在窑场随便划拉一块给我们家用，我们家的男人半夜里也不至于冷嗖嗖地在后院捞开裤裆，我们家的女人半夜里更不至于用"泉水叮咚"的声音将我们吵醒。
在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通的时候，我父母亲开始感觉到确实不成体统。混居严重影响着他们正常的床笫生活和姐姐们的发育历程。
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间，摆放的一张被白蚁蛀坏了的宁波大床被我兄妹们占据，而房间另一头的角落，勉强用一张铺板摊放着我的父母。中间是一个柜橱和一帘隔布，剩下的空间连一个人做广播体操都打不开拳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隔布另一边马桶中叮叮咚咚的声音，常常让我在梦中都能感觉到一股浓郁的尿骚味。
我们不应该怪罪哪个。后来到了会思索哲理的时候我经常这样想，包括王子也包括乞丐，人生之前不可能被征求意见．而且你还不能从来的路上回去。如果不安分守己，面对生养自己的恶劣环境而痛心疾首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个是一死了之，二是不怕头破血流拿根打狗棍去左冲右突。
这时我突然发觉了我叙述的遗漏。一家七口，实际上我漏掉了我家一个一生一世都在左冲右突的老人。他就是我爷爷。我爷爷也跟着我们住在一窝--我爷爷于德礼总得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两间房间被两代人占领得严严实实，无立锥之地，爷爷就只好像风干的腊肉一样被悬挂在空中。没错，他确实就被安置在房屋的空中--居住在一走一颤的木板阁楼之上。阁楼并不是这个房屋的原本构造，是住进来以后挖空心思增加的空间。走投无路的人就会急中生智。方法非常简单：在资本家偏房的顶瓦之下和扎实的房梁之上，铺一层地板和钉几面板壁。无中生有的"空中楼阁"，在瓷器镇的老屋里比比皆是。
尽管我们家阁楼架空最高的地方，都必须以弯腰驼背改变人直立行走的方式，才能避免头顶碰到瓦片、椽子或檩条，但是阁楼里的空间自成一体的自在，在我们饱受拥挤之苦的于家人心目中，仍然升值为近似于"家长官邸"的最高规格。
爷爷在奶奶没死之前就一直从木梯上爬上爬下。奶奶过世以后，总不能因为拥挤而叫一个年迈的鳏夫再爬出家门。但是我母亲周荣花后来做出了这样的恶事，做出了遭雷打电劈丢祖宗的坏事--这是后话。我肯定要披露，我绝不会将它当做地方上的塌方或垮桥之类的责任事故而加以瞒报漏报。
退休之前，我爷爷就一直在那个气势恢宏的窑场里"把桩"。
"把桩"就是那种用肉眼掌控火候然后发号施令的窑头角色。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爷爷在窑里的八面威风就相当于一个战场上的将军。这就是我的骄傲和自豪--通红的火焰映照出他古铜色的脸面和肌肉。他大声吼"上煤哟"或"松一炉"，一帮赤膊短裤的窑里佬就赶紧乖乖地拿起铁铲，嗖嗖地往炉口里灌煤，或者拿一杆长长的钢钎笃笃地捅碎炉膛里的结渣。随即，炉口上的火焰和烟囱上的煤烟就会憋不住呼啦啦地窜将出来。
黑夜都火光通明，形如白昼。
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瓷器烧得好不好全靠"把桩"师傅，所以解放前很多窑户老板都盯住我爷爷这个土工程师不放。据说按照习俗，元宵一过就去茶楼谈妥一年的盘子，以后都是好酒好菜招待，大把大把光洋聘雇。因此我父亲才得以有条件读三个月的私塾，我大伯才有机会被放出家门去闯荡天下。
我爷爷过去的"资本家乏走狗"的优厚待遇，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得到了扳本似的恶果。但是我爷爷逃避了追究，他以一命呜呼的方式躲到阎王那里去眼不见为净。这些恶果，就当然地落在我大伯和父亲的头上。
随着家庭队伍的日渐庞大，身为家长的于家男便开始感觉到泰山压顶般的忧心忡忡。他不仅拥有来自于自身被挤压的烦躁，而且还多出在脸面上搁不住的精神负担。于是黔驴技穷的家长于家男，终于被迫产生了一幅添砖加瓦的蓝图--搭建一间棚屋。
在勘探规划蓝图的头一天晚上，兴奋折磨着他，而他在折磨着自己的老婆和床铺。
"你就晓得......天天在外面下棋，你还有什么本事......让一家人......宽松一些。"这是在半夜半，隔布的另一边传来的埋怨。那是我母亲就着父亲耳朵发出的轻若蚊蝇的声音。
"后院......我想、利用，就......是一直、下不了决心，搭一间......的地方、是够。"黑暗中，粗糙一些的声音尽管压低在嗓子眼里，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得到父亲在吭哧吭哧的吃力中辩解。
"你早......干什么？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他们的床铺显然是痛苦了一下，我隐约听到"嘎达"一响，好像是于家男被掀了下来，坚硬的骨头碰到了床板。
"你就晓得抱怨，抱怨！"于家男的声音急了。
母亲逼他："有本事你做啊，你做给我看哪！"
那个晚上，睡梦中我一直听到隔壁咿呀咿呀的床板响声。那本来就是两条长凳上搭几块木板合成的简易床铺。我纳闷父母为什么半夜半还不睡觉。后来我被吵醒，就摸摸索索爬起身试图拿眼睛去巡视，却被我大姐姐于东东猛地拖回了被窝。实际上她不阻拦我也看不到什么--房间里黑咕隆咚。
我猜想大姐于东东在那个晚上也始终没睡。我感觉到她全身发热，呼吸急剧起伏，胸前一对奶奶抵着我一紧一松，两只手臂好像生怕我爬起来似的把我箍得紧紧。
第二天，我才知道父母在研讨家庭基本建设的重大战略。第二天无精打采的父亲站在狭窄后院里规划了很久。走来走去像个设计师一样拿一卷皮尺这里量量那里比比，最后我看到了他的眉心越拧越紧，紧张到中间出现了好几道壕沟，眉毛也八字倒挂，挂出一脸的无奈与失败。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最后干脆将皮尺一丢，以摇头叹息的方式流产了那次他对家里难得的操心--于家男从来都是这样一个"夜晚想到路千条，白天蒲扇摇一摇"的户主。
"你是想做一个流尿的水沟吗？"因为我们男子汉经常在这里对着角落端着枪淅淅飒飒，我问。
"不，我准备再搭个狗窝。"他丢下皮尺洗手。
其实，后院不过是货车车厢大小的一块临河荒地。没有到过我家后院的人都以为里面是绿草茵茵，野趣横生，属于类似于"三味书屋"的园子。可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出，我家的院子会是一个堆满破烂的露天仓库。于家男加盖违章建筑的设想，因种种不可否定的因素而迅速泡汤。
第一，院子靠查家墙体的那一面堆满了垃圾般的杂物，比如可以当做燃料的边角木头、下雨时顶替瓦片的旧塑料布，以及用以换蔗糖或零钱的烂铁管、破锅、半截塑料拖鞋、鸡毛狗骨......等等。因为贫穷，那时的人民群众大多像拾荒者一样把这些"鸡肋"都当做宝贝，既舍不得丢掉又不断拾取。第二，院子里确实有一棵半大的年年结果的枣树，还有一个鸡窝。五只没有老公而又天天下蛋的母鸡是我们于家的功臣。在奉献卵蛋的同时，它们也切实需要一个可供锻炼和拉屎的空间。第三，至关重要的是--后院子临河的一面岸坡陡峭相当于悬崖，而悬崖的下面河水细浪拍岸--质地疏松的砖砌岸堤有随时塌方的危险。
有了这个理由，我母亲对懒汉丈夫只能是张嘴结舌哑口无言。我父亲理直气壮地阐述完这些道理之后便如释重负，从此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安理得地陪着一家人像老鼠一样过着不要脸面的混居生活。下班后，他可以继续癞在外面迷恋着他的象棋。
出于缓解压力的思考以及另外的一些原因，这时候家里有人不忍心袖手旁观。这个人就是我爷爷于德礼。
当时爷爷想带我上阁楼上睡觉，他老人家已经当众表达过这一动议。但是我母亲周荣花根本不领这个老朽的情意。她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只要我一显示出想爬上阁楼的举动，就立马被周荣花凶狠的眼光闪电一般制止。他们有史以来就是一对刀子对钻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公公与媳妇关系奇特的家庭。记忆里，我爷爷任何的阴谋在周荣花面前都化为了泡影。连爷爷的儿子于家男都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我母亲不想他与他孙子过分亲近。我母亲强硬的理由，能让所有的人善罢甘休无以应对--爷爷唏呼唏呼的喘气是"矽肺"传染病的征兆。
那个时候我被夹在中间纠结万分，一方面我喜欢我大姐慈爱的胸怀，大姐姐身上一股好闻的奶香能让我迅速安稳地沉浸于梦乡；另一方面我盼望着上楼，我被弄堂里知情的同伴羞羞脸已经羞得无地自容。有一次，我甚至忍无可忍地窜回家给了小姐姐一口唾液。
我扑噜一声吐在她脸上，说："你这个叛徒！"
"你凭什么骂我叛徒？"
"你为什么告诉别人我和大姐在一头睡觉？"
于好好扁着嘴巴带哭腔说："本来嘛，这是事实。"
我说："事实是你肚皮上有一大块长毛的胎记，你为什么不说？"
又是大姐姐上前调停。大姐姐象征性地拍了两下我的屁股，才使得于好好把两串尿水憋回了眼眶。但是小姐姐于好好一直耿耿于怀，等傍晚母亲一走进家门就击鼓鸣冤。结果是难得一回的大快人心：她话音未落，即刻遭受到青天大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严词的断然驳回。
"走，跟我去学习“把桩”。"
在企图横遭遏制之后我爷爷并不甘心。在家里计划没有得逞，他把他亲近孙子的地点转移到窑场。他伸出他既大又粗的巴掌，经常公然地像牵小狗一样牵着我去他工作的窑场。而且爷爷只带我去过。母亲坐在大门口撇撇嘴巴算是轻蔑。她无可奈何，但是内心，在旧痕上被划上一道新伤的仇恨是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是我跟进的问题，我只有不断加速两腿迈动的频率，滴滴嘟嘟跑步才能勉强跟上爷爷不紧不慢的步伐。"为什么你老是不带姐姐去窑里？"
"因为她们没长鸡鸡，带霉气。"
"有鸡鸡就不会发霉吗？"我仰起脑袋困惑不解。
爷爷于德礼说："拿早先的规矩，女人是不能进窑的，女人进窑烧窑会烧倒窑的，或者瓷器会烧爽崩的。窑户老板看到女人进窑会发脾气的。"
"那现在她们长鸡鸡了吗？现在马经堂厂长怎么不发脾气？"
"马经堂又不是窑户老板。"爷爷被我说得眯眯发笑，说，"过去邪门，现在毛主席福大命大可以镇得住这些迷信，再说解放前女人进窑也不方便，窑场热气腾腾都是清一色的汉子，窑里佬一身臭汗，赤膊短裤，好多人短裤都不穿只围一条腰巾，鸡巴都在下面一吊一吊。"
这就是我对这个烧炼瓷器的地方，最初的粗浅认识。
对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我爷爷当时大可不必介绍得这么详细。我根本不懂。赤膊短裤或者围一条腰巾，为什么就不允许女人进去？我天天晚上跟四个女人在一个房间，不照样小鸡巴一吊一吊在她们中间上床下床？
小时候在宽阔的宁波老床上，灯一熄灭，我们姐弟五个像五捆长短粗细不等的甘蔗。因为拥挤都要找舒服的睡姿，腿脚弯曲和重叠造成的矛盾便此起彼伏，蹬腿和掐脚引起的尖叫几乎等同于一个鸡鸭鹅豚的家禽市场。当初的热天里好像没现在这么炎热。如果那个时候的夏季，瓷器镇经常出现如今常见的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我真的想象不出我们一家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在闷棺材盒子里重叠在一堆的生活。
冷天里容易对付，但是冷天里盖被的拉锯战争进行得频繁而又激烈。有时候在夜里会被莫名其妙地冷醒，身上的被盖没了，身体就如同冰棍一样裸露在冷嗖嗖的空气里面。而有的姐姐身上却叠起来盖了两床棉被。母亲没有办法，最后把傻乎乎的小姐姐于好好暂时匀到了他们的房间。母亲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拿出三床宽敞的被盖都扑灭不了我们姐弟随时一触即发的硝烟。
大姐姐于东东是市场管理员或战争调停员。
我作为唯一的男子协助着大姐姐的工作。但我往往是战争的一方。
我睡在大姐姐一头，这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做法。原因非常简单：我讨厌她们、我喜欢大姐，以及我动不动就尿床。我不怕难听，我就这样窝在大姐姐柔软的怀抱里睡觉，闻她身上散发出奶香的气息，感受着拥挤的温暖和另一种母爱。我就这样一直把比我大十一岁的于东东当做可以依赖的母性，当到了爷爷离开我家为止。
6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周荣花开始变态。那段时间一到她下班的时间，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像个病猫一样找个凳子坐下来，拿眼睛去静静地观看随风飘进家门的一些粉屑。一个好动症似的小孩立马会斯文得近似于一个痴呆。
这真的不是夸张。
当时一进门，沾满白粉的工作帽和工作服像块抹布一样团在她手中，让她擦擦手心手背，然后会被"呼"地丢进一个装满肮脏衣服的大竹篮子里面。母亲很疲惫的样子，点上一根香烟深深吸一口坐下，以仰靠的姿势放松地瘫倒在房门边的一张竹靠椅上。这是她一般的状态。
大姐姐于东东这时就会自动站到她身边，翻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用以记账的练习本子，嘴里报道："五分钱豆芽、一角钱什锦菜、六分钱芹菜......加上半斤苦瓜，一共花了两角四分钱。"
母亲眼皮没动，吸一口烟，左手接过大姐姐买菜找回来的一把叮里当啷的零钱。
"方方的家庭作业做了没有？"她将钱塞进裤腰一个贴肉小口袋的时候，同时跳跃出一句毫不相干的另一个问题。
"做了一半，晚上再做一半。"二姐姐老老实实回答。
"晚上哪有那么多电点？点电灯不要钱是不是？你不拖拖拉拉你会死啊！"母亲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母亲烟没有吸完，铁着脸三下两下将烟火按灭在一个盘子里面，把剩下的半根塞回烟盒。
开始了。我们都知道火气升腾起来。
母亲打开水缸盖子，她又开始有了指责的内容："水缸都浅到了缸底，晚饭炒米吃算了，热水瓶里也干熬熬的，你爷爷生下的是一条腰身老长的懒汉，扁担一样这里痴痴那里呆呆，木头木脑不管家里的事情。都解放这么多年了，我又不是家庭妇女，我也顶工人阶级的半边天了，摆男子汉大丈夫的派头我叫他死到阴间里去摆！"
"整整一个上午你干什么去了？就上街买了一趟菜？"
这时候她突然看到了很好讲话的大姐，于是她调转枪口就扫射大姐隆起的胸脯，"东东你大半天也不抽空去水站挑一担水来，又不要你下河挑上岸坡，一分钱一担的自来水不会平白无故流进我们家的水缸。我在坯房里累得腰酸背痛，还不是为了养活你们这帮打倒贴的贱货。你都一十几岁的女人了，等下口渴了全家人都跟牛一样趴到河边上解渴。你作我的指望，我作你的指望，三个和尚没有水吃，你们于家佬莫不是都有这个毛病，一大家子的人都懒得生蛆！要在过去你这么大的人都结婚生崽了，养你这么大挑担水都指望不上，成天落了魂一样，一有机会就晓得死到外头去疯疯癫癫......"
没有一个人敢做声。我的眼珠子只敢跟着母亲的身影转悠。
爷爷于德礼退休以后就喜欢背着手拿一根黄烟管，找人堆里喝茶聊天赖到天黑散伙。父亲有个下象棋的爱好，下班站在棋盘边观阵。一直等到人家邀请他披甲放马，他才会眉飞色舞上阵杀到天昏地黑。
母亲周荣花边骂边扒下帽子，到洗脸架上扯毛巾蘸脸盆里的小半脸盆水洗脸、抠鼻孔耳洞、擦脖子和腋窝，还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抹桌子一样胡乱抹一通胸脯。一对大奶子被她蛮横的动作挤得晃来晃去。
"家里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米到现在都没有淘洗，地上纸屑子烂菜叶子到处都是，这么晚你父亲又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方下棋去了，一大堆的脏衣服等着我洗......还有好好，好好你坐在门槛上做什么？你一个叫花子的样子，你以为门槛上干净是不是？门槛上磨不破你的裤子是不是！"
声音饱含着怒火，呼呼啦啦白燃；分贝越来越高，无孔不入地挑选漏洞；母老虎寻找下嘴的对象，厉声的数落好像牙齿的撕咬和咀嚼。姐姐、父亲、我，甚至爷爷......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她只管端起机关枪，嘟嘟嘟嘟地就能扫射出一连串铿锵的子弹，像是老于家前世欠了她的米还了她的糠一样表情冰冷愤懑。
骂完了她挑一担桐油大木桶去挑水，一晃一晃出去，又一荡一荡沿路洒水车一样回家。把水"哗啦"一声倒进水缸，又拎起一篮子肮脏衣服下河。三姐姐于红红这时候比较自觉，赶紧拿一根棒槌，跟屁虫一样地夹着一块搓衣板跟在后面下岸。于是家里复归安静，瓷片河上的微风裹着母亲留下的灰尘通过窗户钻进了我家的碗橱。
这让我更加羡慕隔壁查氏兄妹和对面小娟子的幸福生活，让我更加感觉到赵飞燕走路的姿势温情雅致，以及李桃英的怀抱富有柔软舒服的肉感。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有一天，她朝我的脸蛋又举起她那粗糙的巴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这句话已经被她问过多少次了。很明显的事情，她是在逼迫我按她的意思去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我已经忍无可忍。
我母亲周荣花平时在单位上好像并不是这样。在坯房里她兴致勃勃搭讪黄色的笑话；上下班跟同事同来同往满脸兴奋；厂长马经堂常常抽调她到行政上去帮忙做中心工作。在厂里她是一个很有面子的劳动妇女。
更早的时候她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有一张放在梳妆盒里被我无意翻到的黑白照片，在证明着我母亲曾经的青春温和和快乐亮丽。没有人知道，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我经常翻出她那张发黄的照片，躲在房间里端详我过去的母亲，心中会产生出一丝莫名的失落与深切的遗憾。
那是一张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片，两颗头往中间倾斜。黄得有些朦胧不清，但黄迹依然掩盖不了他们当初的甜蜜与幸福。我想不到的是，小娟子的母亲李桃英有一条粗黑的辫子，而早先我母亲的辫子却有两条，而且油黑发亮，从肩膀上一边垂下来一条，辫子耷拉在她丰满的胸前。她笑起来右脸上还有一个很深的酒窝。酒窝边上因蜜笑而隆起的嫩肉，使得我曾经的母亲呈现出少女鲜嫩的光彩。
"再说一遍，你去还是不去？"
记得那天是星期天。阴天。窑场里一座圆包窑刚歇火不久，滚烫的瓷器都被开采出来，留下一个宽敞温热的空窑弄在等待冷却。在这等待冷却和下次点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周边的住户便会把这个歇火的窑弄，当作雨天的太阳或自家的烘房。
那一天，我母亲的巴掌终于没有劈将下来。因为在我濒临危难的紧要关头，又是我爷爷这个坚强的后盾，以他瘦长的身板，拿着一根松黄溜光的竹烟管，及时地怒目冷眼地出现在周荣花的背后--在家他是一个正义而沉静的长辈。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大家了，周荣花要我去的目的地，就是离我家两百米左右的前进瓷厂的大型窑场。去窑场实际上我也做不了什么。无外乎要一个人像狗一样守在窑弄里照看自家烘烤的东西。
那是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刚刚开过窑的窑弄不仅热得人冒汗，而且缺氧，必须间或跑出窑门换一口新鲜空气才能继续。关键是怕有熟人会闻出床单上的尿骚。"自己屁股上的屎自己揩干净"。周荣花强逼我去窑场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阴谋：在阴雨天里，她想让我体念一个由湿到干的艰难过程，或者她在使出她最狠的一招--她试图不惜以当众羞辱的方式来拯救一个儿子尿床的毛病。
但是那一天逃过了初一，我没逃过十五。
那一天，由母亲和大姐、二姐、三姐、四姐等人组成的娘子军队伍终于走出家门。她们抱着棉絮、扬着床单、拿着竹篙之类，浩浩荡荡游行一样向两百米之外的窑场出发。"走咯，到窑里去咯--""走咯，烘被子去喽--"。她们夸张地吆三喝四。她们将竹篙在石板地上拖出打快板一样的声响。
这支心怀叵测的类似于广告的队伍，在母亲周荣花的率领下，叽叽喳喳和磕磕碰碰在沿途彰显着一种企图。只有善良的大姐在阻止她们的喧哗。
但是已经迟了，女人们的目的已基本达到，里弄两边的街坊邻居被纷纷引出门洞。秘密昭然若揭。而且尤其让我在意的是，和我同龄的伙伴查云华和查云珍他们肯定会在观众当中，对面的小娟子也会返回家附在她母亲耳朵边说话。丑闻将会像下雨前的燕子在里弄里展开翅膀低空翱翔。
"你家飞飞真行，又画地图了？"
"哈，还蛮大一块，美国地图呀。"
面对于家庞大的队伍，街坊们都在夹道欢迎似地呵呵大笑。在当时我就这样假设：在丢脸和挨打之间，我情愿选择鼻青脸肿与遍体鳞伤。"飞飞--尿尿，飞飞--尿尿"，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小朋友们跟在我身后刮脸羞羞的叫喊。因而在欢乐的取笑声中，我稚嫩的脑壳里面能感觉到刀割似的"呲啦呲啦"的划疼。没有人知道在那种时候，我屈辱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滚落。我不要这个母亲，我情愿让赵飞燕或李桃英做我父亲的老婆！
我咬牙切齿。
7
有一年，我最最勤快、好看、善良的大姐姐于东东死了。
也是奇怪的事情。溺水的那一天午后正好凑巧，我和查云华在马博的教唆下第一次偷着下河游泳。我不知道大姐为什么要去自尽。那天她在柴窑弄码头上投河，我们正好躲在下游两公里的水里面赤身裸体享受。
我大姐于东东被打捞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多钟。
在平静的瓷片河河面，搅混着泥巴的颜色和凌乱的水草，有比较浑浊的波浪像抖布匹一样不住地晃荡。一条用做接应的渡船早已放弃了应有的职责，在河面有限的范围内没有目标地团团打转。我大伯于家驹站在船头上焦急地指挥，五位会水的成年人跟表演的海狮一样在水里钻来钻去。
打捞历时了一个小时之久。
柴窑弄码头一段地势比较开阔。密密麻麻，岸坡上只要可以立足的树荫底下都挤满了镇民。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行动，在那个无所事事的年代里，跟刑场上看枪毙人一样场面蔚为壮观。原因非常简单：死者是于家驹镇长的大侄女，而且这个侄女是镇上出类拔萃的美女。
那一年我大姐于东东一十七岁，正是青春勃发、杨柳婀娜的年纪。镇上有不三不四的"罗汉"经常在她经过的时候，忍不住会吹一记长长的唿哨。几乎是每一位下河洗澡的男青年，在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都憋不住要朝家里张望。但我大姐却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妖艳少女。她是一位要相貌有相貌，要身材有身材，要脑筋有脑筋，要成绩有成绩的女生。瓜子脸形，白嫩的皮肤，酒窝，正肩，细腰，隆胸，大眼睛上面还配有黑长的睫毛，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绸缎布一样被结成两根当时很流行的长辫。辫子一晃一晃，她行走的姿势落落大方。
记得我当时在下游一个叫做西瓜洲的地方，正包着脚板一拐一拐被查云华搀扶着原路返回。我的脚板心被河里的碎瓷片刺破。我们并不知道于东东死了。我只是一路在思考着回家如何跟父母撒谎，是半路上我们感觉到空气中的异样，才知道瓷器镇已经发生一件叫人心惊肉跳的大事。
沿河几乎所有的弄子，都有人向上游奔跑。"淹死人了，淹死人了，河里淹死人了。"一路都听得到叫嚣，加上脚板声在石板上噼噼啪啪，在狭窄的弄堂里甚至产生出恐怖的回音。我看到，纸屑和灰尘被急促随风卷起，晃晃悠悠，又晃晃悠悠。死亡的消息像蝙蝠一样横冲直撞。有许多大人狼狗一样从家里蹦出，也有许多人以类似的速度窜回家中急于清点自家的孩子。
于东东好容易才被打捞上来。
我呼天号地地哭倒在码头的渣皮滩上。有好几个大人在拖我。从未有过的揪心和疼痛，致使太阳在我眼里都变成了黑色的洞穴。人一旦成了没有灵魂的物质，苍蝇都会像直升飞机一样毫无顾忌地在她鼻尖上盘旋和起降。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心脏与脚板一样同时在汩汩地向外渗血。
大姐死后的那段时间，父亲生病一样日渐消瘦并坐卧不安。他感觉到纳闷。他当然想不到，日子过着过着一眨眼他就失去了一个女儿。因此带着满脑子的问号，困惑不堪的他花费着大量的时间整天像个侦探一样，在家里大衣柜中、梳妆台上、书案抽屉里，以及厨房、后院，甚至晒楼上，到处老鼠似的翻检大姐于东东的遗物。
同时，他像派出所的人那样就大姐的近况，耐心地一个个坐下来做笔录一般向家里人询问。哪怕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异常感觉，他都一字一句沙沙地走笔，记录在案。当时他正好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在前街墙面上出现大字报的同时，姐姐们为学校停课而欢天喜地。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谨小慎微的于家男每天就像机器一样，更加准时去他的镇政府点卯。后来他甚至去医务所打了一张病假证明不去上班。他乌龟一样躲缩在家里尽心尽意地做他的侦探。
但是三个月的忙乎，让他一无所获。
河边天高云淡，流水悠悠依然。
忽然在三个月之后，我终于回忆起一段我一直不想说出来的事情，是我看到的大姐姐于东东的事情。我像沤肥一样，试图把它憋在肚子里让它腐烂发酵变成粪便。那件事情在我年幼的理解中有些迷惑和羞耻，但是跟死亡无关。事情过后我竭尽全力试图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我忘掉的目的是不想去败坏我大姐的光辉形象。
我当然不是木头。
我已经长大了，大姐姐已经死了，我想了很久很久觉得有必要告诉我父亲。
是一个人提醒了我试图忘却的记忆。我在游泳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反常，这个人总是在一旦与我照面的时候，要么哗啦哗啦地掉转头游走，要么呼噜一下潜水而逃。他慌里慌张的神态，当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电一样"刷"地擦亮了一条刺目的蓝光。这个人皮肤白净，眉清目秀，中等个子，轮廓分明的嘴唇很像是一个女人。
猛然间，我脑海又"刷"地闪亮一下，就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在窑场的角落里抱着我大姐亲嘴的流氓！
那一回我在窑场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件我真的不想说出来的事情--我看到了我的大姐于东东棉袄的下摆，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伸进去揉捏得我大姐不断地呻吟。
那是初春的一天，我跺着脚板到窑场的一个窑炉边去取暖。外面风冷。我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被允许可以独立行事的年龄。是那个无意之中碰到的场面，叫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我真的不愿意述说这件事情的场面和过程。因为经过窑场的一个角落的时候，我正好尿急抠着裤裆想找一个排泄的地方。
窑场有很多很多这样隐秘的角落。这时我听到了在匣钵的夹缝中，有一丝极其轻微挣扎的声音在里面传出，于是出于童年的好奇，我长颈鹿一样探头进去窥视，结果我亲眼目击到一对男女借助匣钵高耸的掩护，在嘴对着嘴忘情地拥抱。那个被陌生男人抵压在匣钵柱子上蹂躏的女人，竟是我最最喜欢和敬重的姐姐。问题还在于姐姐的样子当时还非常地陶醉和享受--于东东尽管肢体也有一点挣扎的意思，但是她微闭的双眼、努起的嘴唇和从嗓子里发出的呻吟，让我的内心有一股浓烟滚滚的复杂与烧灼的感觉。
当时，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一样，我张口结舌--我转身掉头以狂奔的方式痛苦地离去。离开时我听到我的心在拼命地喊叫着"不不不不......"。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当时复杂而痛心的情绪。
大姐的死因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着落。
一时间云开雾散。是我的线索让这个着落突然变得格外明确。
在家里人几乎要彻底失望了的时候，细心的父亲在晒楼远眺时实际上早就发现了问题。但就是不敢贸然确定。"你早就应该告诉我这个事情，早告诉我你大姐也不会去寻死。"父亲摸摸我的头叹着气表达了这样的怨言。我愕然以对。这句貌似平淡的怨言，叫我事后常常对自己的幼稚懊恼不已，心似针刺。在独自痛心疾首的时候，我经常"噼里啪啦"狠狠地大巴掌扇自己的耳光。
"你进来一下。"我父亲于家男终于有一天把那个青年叫进我的家门。我母亲也在，就专等他上岸--显然是商量好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吗？"那个青年犹豫了一下，接着就肩搭着毛巾装一副坦荡的样子走进了我们家大门。
我父亲说："你不要装憨，你和我们家于东东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清楚。"
"于东东......关我什么事情？我和于东东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脸面当时已经胀红了，喘气也变得急促。
"我们不是要怪你，只是想弄清楚她死的原因。"我父亲说，"如果你还要继续装憨的话，我们就找她大伯来处理你们的问题。"
突然，他冲着我父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我差一点失声惊叫出来。那个男青年，竟然是早先那个前进瓷厂医务所里的实习医生！事情一下子因为青年的慌乱而变得明晰。
"她怀孕了，我不知道她那么害怕怀孕。"那个青年跪在背光的地方呜呜地痛哭。他没有穿白大褂，他要是穿上白大褂我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医生。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她吓坏了......我想私下里采取什么措施她就是不肯，她想再等一等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呜呜呜呜。"厂医在说，"我以为时间还早，我不知道东东她，......呜呜呜呜......"
这时周荣花豹子一样猛然跳起来，冲上去就两只手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地，使命并胡乱地揍他的脑袋和脸颊。"你还我东东，还我东东，还我东东......"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暴躁的女人一激动就容易失控。我大姐安葬于南山已经整整有一个季度。青年人一动不动。我站在饭桌边上一抽一抽地哭泣。
当时只有父亲清醒。
慢慢地，他以从未有过的严肃，很快恢复了户主的沉着与魄力。他果断地从竹椅上立起来，瘦长的身体在光影里突然显得精干高大。倒天一样的大事情就这样被温和地了结--面对貌似诚实与怯弱的青年，他用手挡开我母亲暴风骤雨似的疯狂动作，然后走到门口，把那扇透光的大门轻轻关上......
那个年轻的厂医，后来在大字报的落款上，才知道他叫程翔。
8
那是春末夏初的时节，在一个燥热难耐的午后，我大姐到河里去寻死，我和邻居查云华在前街马博的反复诱惑下，终于在大人们午睡的时候麻着胆子，跑到下游一个偏僻的叫做西瓜洲的地方，像泥鳅一样赤条条地偷偷跳进了河流。
第一次用裸体与河水接触的时候，我真切感受是舒适与陶醉。河水是巨大容量的液态。试想一下，当一个坚实的身体在其中自由飘逸和沉浮的时候，那种河水的柔软对于皮肤拥抱，既像是一种母性温和的容纳与包裹，又可以说是给予肢体空间的解脱与释放。
就像是小娟子被李桃英怀抱的感受。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在水淹胸脯的地方我们就不敢继续造次。当时的脚板在水底下一探一探，两手还企鹅一样以慌乱来保持身体在流速中的平衡。说老实话，实际上那一次除了"罗汉"马博，我和查云华都根本称不上游泳。我们根本就不会游泳，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家长们就像当官的应付场面一样，总是假惺惺敷衍我们说，"等你长大了就可以下河洗澡。"但是到底长到什么时候才算是"长大"？几岁？或者一九几几年？他们实际上在含糊其辞，蒙混黎民，最终很可能让百姓揭竿起义，踏人险境。
那一次，一直就被家长放任自流的"罗汉"马博，在河里的表现却很像是那么一回事情。
在水里他身子一耸一耸，两只手狗爪子一样在胸脯底下刨动，两只脚跟蛤蟆似的乱蹬。然而这种蹩脚的游姿，在当初我眼里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泳坛健将。我们撑开羡慕眼睛，张着吃惊的嘴巴，"哦哦"地感叹着马博精彩的表演。尽管他再使劲再使劲也游不过三到五米，但是至少他能塑料泡沫一样浮在河面上，而且随着一耸一耸的动作，身体也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
马博他不过就是比我们大一两岁的样子，粗壮且黑。但他是马经堂厂长的儿子，住在前街威风挺挺的电影院附近。
前街是瓷器镇一个盛产"罗汉"的地方。前街有非常热闹的菜市场、繁华的电影院和傲慢的镇机关大院。就像有好几堆大粪，有一帮苍蝇一样无恶不作的少年围着它们嘤嘤嗡嗡地聚集，最后聚成一个叫做"罗汉"的团体。马博有时候会跟在这个帮派的屁股后面摇旗呐喊，没事的时候也会跑到我们柴窑弄来，跟我们在查家玩一些游戏。
为什么早不让下河？
原因非常简单。很显然的事情--我这个于家唯一的一根"吊桶索"下水，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常委们"的点头表决。母亲周荣花不会解禁，爷爷于德礼更是怒目圆睁。查云华家里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当年富甲瓷器镇的查氏家族什么都不缺，却偏偏面临着断子绝孙的危机。三代单传的险情，让每一代查氏户主无不怀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感觉。
但是当时的哲学问题是，如果永远不深人河流，那么我们一生一世注定就只能顶着"旱鸭子"的外号类似于秤砣。"禁锢"实际上是人类一种最弱智与失败的方略。换而言之，要想孩子们不能被淹死，大人们就只能把孩子们放进可能会淹死人的水里面去适应风浪。
后来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而是因为大姐于东东死了，我才终于开始被父母恩准"游泳"。这一惊天动地的抉择，使得我就像一个突然被松绑的犯人，每天都在期盼着太阳的西斜。而一旦夕阳将波光越映越红的时候，我亢奋不已的躯体就如同一块刚刚出炉的烙铁，急于扑进水中被"吱吱"浸泡。
从父亲亲自执教，到父母像温顺老猫一样高高地坐在晒楼上观摩的那段时间。母亲吸着烟不再骂骂咧咧，父亲喝着茶也不到外面去痴迷棋局。而我游泳的速度和耐力，突飞猛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前街的"罗汉"马博吃惊不小，默不作声。马博从此只要我在河里，他就会像只蜥蜴一样悄悄地上岸。他有他的尊严。
我在水里常常的姿势是--就像小划子一样使劲地抬起两只桨一样的手臂，赌气似的一下接一下划水，两脚跟助推器似的扑打起水浪，让上半身几乎抬浮于水面近似于发射。我觉得我就像在空中飞翔！
学会游泳以后，有一个值得的提到现象在表明着我当时的心态。那个现象就是我非常孤僻。本来从我家走下河岸，就是热闹赛过游泳场一样的码头河滩。河滩上像野鸭窝一样这里一堆那里一丛，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拖鞋、衣裤，以及肥皂。平缓的河面上漂浮着众多的头颅，以及飞溅起无数的水花。我完全可以混迹其中。
但是，我一下水就像飞箭一般贴着水面溅起一长溜白色的水花。我远离人群去了斜对面一个山崖下的僻静水潭。那个幽静的水潭缺乏阳光，水色深沉，水面清冷，气氛阴森恐怖。这时候我的性格已经彻底地变了，像个哲学家一样平时在水里我不怎么跟帮，也很难得露出欣喜的表情，拒绝玩小孩打水花的游戏，更不屑潜下去在深层对他人搞偷袭的勾当。
在大姐死去之后，尤其是由"偷泳"造成恶果之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人冷静得就好比悲愤的哑巴。我想到很多很多：那一次我如果没去偷泳，我大姐或许就没有去跳河；我如果在家里，大姐自尽的行为或许就会被察觉；我如果不接受马博的诱惑，那次就不可能会产生流血、挨打，以及缝针的后果。似汪洋大海一样多的懊悔，记忆非常之痛苦，教训也非常之深刻。
第一，我们碰到了蠢货。
那一次，那个马博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尽兴的时候，突然哗啦哗啦爬出水面，像个傻瓜一样一把挟持走我们放在岸滩上的背心短裤和凉鞋，扬言不答应他提出的条件，就把我们的东西交给我们家长，让我们光着屁股回家接受惩罚。
"你们为什么一直不让查云珍做我一家？"
我和查云华都认为马博疯了。
想想真的好笑：那么点点大的年龄竟为老公老婆的事情，策划出一起下作的要挟事件。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只能在水里随着这个傻瓜，不停地追赶着他手里的衣裤，赤脚在铺满瓷片窑渣的河床上磕磕碰碰。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有像官僚应付腰捆炸药的暴徒那样，闭着眼睛满口答应着他提出的无耻条件。
但是已经迟了。瓷片河沉积着无数的历史瓷片。比回家挨打还要严重的结果骤然出现：尖锐的历史刺进了我稚嫩的脚板，我的脚板心猛然感觉到钻心一般疼痛--我被沉积水底多年的瓷片深深扎破--那一刹那间肯定是我大姐被水窒息的时刻。
第二，查云华回家挨了一顿暴打。他那文质彬彬的父亲查仁儒抽出了竹丫笤帚上其中的一束，叫他脱裤子打针一样趴在一条长条形的镂雕茶几之上，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下接着一下在儿子的屁股上刻画着鲜红的线条，最后把自己累得满脸煞白、汗似雨流、气喘吁吁，并躺在床上半天一动不动。
查云华坚持撒谎，他说"我没有下河"。
但是他父亲查仁儒知识渊博。谎言糊弄不过一肚子墨水的秀才。虽然因为成分问题，他父亲在名义上只是一个厂研究所里搞瓷雕的所长，但实际上满腹经纶精通瓷艺，在瓷厂算得是一个"上知天文地理下通雕塑技艺"的大师。查仁儒检验的办法非常简单，他只用自己长长指甲在查云华浸泡过的皮肤上轻轻划上一划，下没下河便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线条作了正面的回答。于是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隔壁竹鞭子"嗖嗖"飞舞的声音，以及查云华发出的杀猪一般的嚎叫。
平时查仁儒从不发火。
第三，我足足有半个月不得走路。因为我大姐的亡故，虽然我母亲忍住了脾气，忍死了无数的细胞，但是这团仇恨的怒火却深深地积淀在她内心的炉灶。父亲请来了镇人民医院的西医和前街坐店的郎中。清洗伤口、缝针、注射破伤风药水、灌苦涩的草药、咽白色的药片、换伤口上的纱布......
"平时把脚板抬高，躺着，不能着劲，不能沾水，不能吃发物。"
我就是这样，那一年只因为半个小时的游泳，不仅脚板心的刺伤换来揪心一般的恶痛，流掉了估计有半脸盆鲜血，手术时疼得昏死过去，伤口发炎引起了肿胀发热，以及至今脚底还有一块长长的伤疤，而且经常遭受到咬牙切齿的诅咒，闲言碎语的嘲讽，额头上被狠狠指指点点的侮辱，以及脑壳上随性而至的重磅"螺钉"。
9
我永远忘不了杀气腾腾的二姐于方方，率领着一大帮叽叽咋咋的同学，那种势如破竹激动人心的气势。我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二姐于方方手臂上箍了一个红色的袖标，像个男孩一样挺胸跨步地走在前面。
那一天她帅气极了。她厚实的身板上穿了件黄色的军装，腰间扎了一根崭新的皮带，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罩住她盘在顶上的头发，目光炯炯生辉忽闪忽闪。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从后脑勺两边一撇一捺刚劲地探出，粗短的辫梢直指她雄赳赳的胸脯。
--他们是去瓷艺研究所，押老实人查仁儒去学校批斗。
全瓷器镇都知道查云华查云珍的父亲查仁儒，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瓷雕艺人。
查仁儒在国家与查氏家产公私合营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后来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屁股不适合坐这个重要的位置，就主动提出退出厂部的行政大楼，请求设立一个陶瓷艺术研究所。就好比要求在闹市区建一座寺庙，查仁儒想带着一些业务精湛的老师傅，一心一意在坯房里当一个清心寡欲的方丈。
样子他也比较匹配。戴一副跟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总是穿一双黑色布鞋，习惯性地靠着墙根走路，脚步生怕踩死蚂蚁一样很轻很轻。碰到熟人也只点头微笑，如果碰到烟民他还会主动掏出一包香烟，恭恭敬敬递上一支还不算，还要摸出一盒火柴给人家点上。他客气低调的举止，让镇上人都感觉到他的迂腐与善良。
"查家有的是钱。"当然也有一些不领情的白眼狼不以为然，经常在抽烟的时候背过身子就往人家身上弹一指头烟灰。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查仁儒他那书呆子的照片曾上过国家级的报纸，与全国着名的雕塑大师--天津"泥人张"、佛山"陶塑刘"一起并称作"瓷雕查"。那是一张国家级最权威的报纸，在报纸头版的右下角上，有一篇多年前对一次全国技艺展演活动的报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查仁儒有一手举世无双的"盲捏"绝技，也就是他能抓一坨瓷土躲在长袖里面，"吧唧吧唧"就能捏出模特儿八九不离十的相貌特征。记得我父亲从办公室兴高采烈地拿来那一张报纸，似乎是炫耀自己的光彩，稀里哗啦激动地展开，然后声情并茂将那篇上千字的通讯一字不落给全家朗诵。
"拿人家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皮！"母亲周荣花撇撇嘴的轻蔑算是家里唯一的反响。
但是那一天，我和二姐姐他们还是去晚了一步。
一棍子打碎一个，破坏的快感弄得研究所的工作间里泥坯四溅，粉尘扑鼻。一进门我们就听到"扑噜扑噜"打砸坯胎的声音--前街的一帮小"罗汉"捷足先登。坯架上成型的塑像一个个土崩瓦解四马分尸。他们痛痛快快地拿着棍棒在做一种毁灭的游戏。可怜查仁儒堂堂的一个汉子，像个受惊的母鸡似的张开着翅膀，一边哀求大家"留一些留一些"，一边用双臂护住坯架上的尚未成瓷的作品。
黑大头马博当然也在里面。马博狐假虎威显得尤为积极，他流里流气地抓起架子上的一个仙女坯胎，颇具创意地掰开仙女的两条大腿，立刻引起"罗汉们"的哄堂大笑。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哪......我的雕塑啊......，雕塑啊......"查仁儒嚎叫。
"你尽是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有人依然在扑噜扑噜地打砸。
这时我惊奇地看到，坯胎的碎片仿佛是被溅起的水珠，水珠呈花朵开放状破裂迸开。如果把碎片和粉屑比作纷飞的花瓣，那么当时的破坏情形，就如同百花园正遭遇着猛烈的暴雨和狂风。
"这些都是艺术作品，你们不能全部都打掉啊......你们不懂啊......"查仁儒抢夺和掩护的两只手已经发抖，情急之下他突然大喊一声，"不能哪......你们你们这些--炮灰！"
马博收起了棍棒。
"......炮灰？......炮灰是什么东西？"马博问大家，"哪个晓得炮灰是什么意思？"
马博说："你再说一遍，你再敢给我们戴乱七八糟的帽子，我就叫你死得好看！"马博说完，举起棍子又"嘟噜"捅破了一个大肚罗汉的肚皮。
这时查仁儒突然嘟噜一声朝他双膝跪下去，双手作揖，"我求求你，求求你们......好不好？"
但是马经堂的儿子马博当时做得确实有些过火。就凭他是厂长的儿子，马博竟然顺手把跪在面前的查仁儒的眼镜摘下来丢进晒架塘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血冲脑门。我闯上前狠狠地推他一掌，把他一掌推进了旁边的泥窖。精湿的白色瓷土，搞得黑大头变成一个台上唱花脸的奸臣。当时在坯房里的两伙人差一点因为我们而火并起来。前街的"罗汉"和红卫兵分别聚集在我们两个身后，怒目相向，剑拔弩张。
那一天天高云淡。谈不上兴奋还是无奈，我就像个落水的乒乓球一样被裹进了人流。
一路耳朵里只听得到整齐的吼叫声和嘈杂的脚步声。在我的感觉里，当时轰隆轰隆的洪流就像一列呼啸进站的火车。密密麻麻的中学生很快就押解着弯腰驼背的查仁儒，喊着震天动地的口号，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学校浩浩荡荡行进。
就在批斗大会的第二天，勤于思考的二姐于方方连夜奋笔疾书，一张《谁才是真正"炮灰"》的大字报，当时张贴在前街被围得水泄不通；第三天，于方方被授权在万人审判大会的主席台上，义愤填膺地宣读了大字报的全部内容；第四天，赵飞燕与查仁儒办理了离婚手续，查云华查云珍哭号着被赵飞燕拖出隔壁查家宅院；第五天上午，前进瓷厂瓷艺研究所所长查仁儒，像一个粽子一样被绑送到湖区劳改农场劳改。
10
永远难忘的是：那一年在我父亲于家男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连绵的雨水，我们家和柴窑弄也同时陷入了惊慌失措的泥潭。
起始应该归罪于我父亲的懦弱。
之前我亲眼看到，我亲爱的祖父因"唏呼唏呼"的矽肺病，而被母亲以担心传染的理由排挤出家门。我抑郁寡欢。祖父于德礼一直是母亲眼睛里的一枚钉子，拔钉子是迟早的事情。面对难以逆转的局面，年幼的我郁闷不已而又束手无策。
事先的整天整天，只要周荣花在家，家里就充斥着令人烦躁的丢丢摔摔的磕碰声、含沙射影的训斥声，以及指桑骂槐的唠叨声。比如，"你又不是孤儿，你兄弟姊妹四个，轮上轮下也轮不到你充当孝子！"又比如，"飞飞都上学了，再跟那么大的姐姐挤一间房间成什么体统？人家的房间有多都不去住，偏偏跟蛆一样就喜欢挤在我们这样一个粪窖里面。"更为蛮横和缺德的是，她竟然高声地强调，"矽肺是会传染的，等到一家人都吐血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赢了！"
在母亲周荣花那一年唾沫飞溅歇斯底里的时候，正好是梅雨时节雨水纷飞的日子。她所指的房间有多的"人家"，是说爷爷的大儿子于家驹，但是于德礼一向就不喜欢老大于家驹。记得在那段时间，大伯于家驹这个人犹如在瓷器镇人间蒸发了一样--破例，他这个孝子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来看望他呼吸急促的父亲。周荣花点点滴滴的口水因而更加肆意，源源不断的唾沫使得瓷片河河水迅速上涨。
在临河的晒楼，我和好好姐经常戴着斗笠扶着栏杆感受着"沧海横流"的壮观与新奇。这个时候我们在玩一个自虐的游戏：我们故意面对急流全神贯注。我们知道眼睛一专注于流水，脑海就会产生脚下的房屋像轮船逆行一样的错觉。
"哦呵呵，晒楼走动了走动了！"于好好抱着脑壳发出大惊小怪的呼叫。
这时候，周荣花就伸一个脑袋站在楼梯口恶骂："想掉进河里淹死是不是？要死就早一点死，死一个少一个，死了家里也不会像猪窝一样这么拥挤！"
这句恶毒的话直接刺伤了老人家的神经。矽肺病并不等于老年痴呆，我爷爷他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他终于在母亲周荣花絮絮叨叨的数落声中，于某天清晨忍无可忍地挑一担行李，气喘不止地从阁楼上一步一步下来。
他去大伯家之前被我抱住了大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老人家的膝关节在微微颤抖。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是不让你走！"
但是于家男不像是我父亲，更不像是我爷爷一向喜欢的儿子，我"爷爷爷爷"地叫喊时他却土鳖一样缩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反应。爷爷仰天长叹，然后坚决地迈出门槛。我长长的泪水顺着眼角、耳垂，流进了脖子。而我的手跟我的心脏一样，被周荣花强蛮的指头强行掰开，并感受到她尖锐指甲带给我深深的刺疼。
"你这样抱着他的腿，你想摔死他吗？"
雨水还在一拨接着一拨地倾盆而下，浑如泥浆的河水开始近似于一匹脱缰的野马。就在我爷爷冒雨踢踏踢踏出大门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惊讶地发现滚滚的水面上有漂浮的死猪，以及一个树段上站着一只惊恐地小狗......那时候每当发现一个漂浮的异物，岸边观潮者就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出兴奋并夸张的尖叫。
那段时间，记得除了二姐姐之外一家人都缩在家里无所事事。瓷器镇上的烟囱都像生殖器一样干巴巴地竖在空中不再冒烟，广播喇叭总在重重复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前街墙面上的大字报已经重重叠叠厚如水泥。在这种形势下，前进瓷厂的马经堂不做厂长做起镇造反派头头，那个年轻的程翔不做厂医专写大字报，段小毛不做组长做民兵连长，我母亲不再施釉而当上了厂工会女工委员。
我的二姐姐于方方就更加嚣张。从万人大会上发言以后，在马经堂、程翔、段小毛和母亲等人的支持下，她就像挂帅的穆桂英一样眨眼就变成了镇上呼啸东西的英雄。她率领的队伍从中学已经延伸到社会，她甚至将前街的"罗汉"都收编进队伍。连下三烂一样的马博和瘌痢头都整天跟在她屁股后面，吆三喝四，六亲不认。她就这样一天到晚肆无忌惮地领一帮乌合之众砸烂黑板、张贴标语、开会抄家、烧书封门，揪坏分子戴高帽游行，在镇上形成了一股指东打西锐不可当的滚滚洪流。
因为这股洪流，无关乎于家男的痛痒，"逍遥派"于家男就躲在自家后院里松土栽花。
这就是我父亲，笤帚倒了都不扶起来的父亲。河水当时已经呈泛滥的态势，他却深居简出地住在河边有沉稳的心情在院子里冒雨栽花，或者找人家下棋。他是高个子这不错，但是"天塌下来"他却从来就没有过一丁点"高个子顶"的想法。他弯下细长的腰杆，像一支弱得经不住风的芦苇，在劲风中不断重复着--弯腰低头，再又弯腰低头。
但是有一天风终于来了。狂风终于朝着他扑面刮去。
狂风真正让他折腰的这一天到了。
这一天在无意间是我发现了狂风的到来。狂风顶着我的破伞和我的腹部，让我艰难前行。这一天在放学回家路过镇机关大院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镇上的书记和马经堂厂长昂首挺胸地站在楼上，而我的大伯于家驹被一帮人拉拉扯扯揪出大门。我大伯低着头站在门楼屋檐的滴水下，脖子上挂了一个瓷器做的"走资派"的牌子。滴水正好滴在于家驹的头顶中央，他纷乱的头发便像落汤的鸡毛一样滴滴答答。
"你说什么？"
"大伯在前街挂牌子。"
"你再说一遍。"
"大伯被那个程医生，拖到前街挂牌子。"
父亲就不再问了。我却开始害怕。父亲吸着烟没有吭声。突然，"那个程翔其实就是个流氓！"我看到父亲于家男三分钟过后"咣当"一声失手打破了一个茶杯。我的父亲于家男，这才开始像倒藤的丝瓜一样软皮耷拉，他坐在那里按着心窝，低下头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将近有一个小时。
起身的时候，他已经缩头缩脑样子很像爷爷。他笼着袖口走到镇机关医务所开具了一张心脏病的病假证明，回家后指着于方方的鼻尖暴跳如雷："这样下去你迟早要倒霉的你知不知道！"
他吼叫道，"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搞什么名堂！"
"你听到了没有？"
刚刚从外面闯回家于方方正好是口渴了。她叉着腰在水缸里用瓢子舀水。当她咕咚咕咚仰头牛饮生水的时候，我父亲对她火冒三丈，气势汹汹。
"你看你看，你都说你病了，你在家里骂起人来一身的劲。"于方方用巴掌抹了一下嘴唇，满不在乎地说，"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父亲的份上，我明天就叫红卫兵到你单位去问你个究竟。"
"我怕什么？"于家男说，"我还怕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吗？老子不犯错误还怕你们这些狗屁倒灶的小孩子吗？"
"你再说一遍！"于方方用眼睛盯着父亲，"你再说一遍我现在就写你的大字报贴出去！"
于方方又重复一遍："我贴你的大字报你信不信？"
面对凛然的正气，于家男张张嘴哑口无言。
在那个雨季我爷爷死了，两眼一闭死在大伯伯家里。
大伯于家驹已经被发配到浮西山沟里一个林场矿山接受劳动改造。"唏呼唏呼"喘气的爷爷，终于可以安静地躺在一块门板之上酣睡。关键是他满脸的憔悴和眼睑的浮肿。我想不到一个曾经硬朗瘦长的老汉，躺在门板上竟像一个干瘪如壳的虾米。矽肺俗称"硅肺"，是长期吸附二氧化硅灰尘的结果。具体的表现为呼吸短促，胸闷或者胸痛，体力减弱。
我爷爷肯定还远远没有恶化到一命呜呼的地步。但是，我爷爷还是决定一觉躺下去不再醒来。他眼不见为净。
在吊丧的过程中，亲戚们没有一个人理睬我母亲周荣花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都不说话，都用冰冷的目光看着我母亲走完规定的程序。周荣花一个人进去点香，跪下，拜了三拜，再插进香炉。同时眼泪也猫尿一样一颗一颗地滴落。这就更加引起亲属们的冷笑。他们权当作我们于家没有这个媳妇，他们都调转头去看窗外，或者默默做自己的事情。连伤心欲绝的姑姑都爬起来离开遗体，远远地躲进内室。
雨还在下着。
我看到只有从矿山赶来披麻戴孝的大伯，给周荣花递上一杯冷开水算是打一个招呼。
我母亲抹着眼角爬起来，把茶杯放下，就缓缓地离开了那个临时搭起来的灵堂。
那几天，天空似乎变成了布满筛孑L的漏斗，瓢泼大雨稀里哗啦断断续续，而厚厚的乌云始终锅盖一般紧紧压住头顶。
在那段时间，我父亲于家男因被组织上通知"停职反省"，而一声不吭地打开眼睛躺在房间里睡觉。这个"资本家乏走狗"的儿子、"走资派"的亲弟弟、曾有过不良言论的镇机关里的文书，都打开眼睛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对于三姐四姐疯疯癫癫的打闹声音，父亲无动于衷。除了直挺挺摊在门板上的大姐和爷爷，记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能这么长时间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当时又多一份忧愁，我真的生怕我的父亲，会在某个白天于哭号和鞭炮声中同大姐和爷爷一样被装进棺木。
11
开学典礼是在一个阳光毒辣的日子里进行。在学校的操场。
大概在九月三号还是四号的样子。九月伊始，我们南方的太阳威力可想而知。但是比太阳更为威严的情况是，那个年代开学典礼不叫开学典礼，叫"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都读书读了好些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涉及到学校及其气氛森严的全校大会。
校园应该是值得回忆的美好境地。然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感觉到校园它不过是仄逼、陈旧和昏暗的关栏场所。就好比要养一群绵羊或者肉猪，生怕牲口跑了，就必须要有一个遮风挡雨和团团围拢的地方一样--因为在这之前，我和我两个姐姐所在的前进瓷厂五七子弟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教育阵地。
国营企业兼办子弟学校，是我们那个年代里风行的解决公办教育不足的方式。类似于前进瓷厂这样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国营企业，就随随便便挑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可以当做教室的地方，再从瓷厂里抽几个看得懂数理化课本的行管人员，管它有操场还是没有操场，管他用的是官腔还是方言，勉勉强强对付着就招收本单位的职工子弟，就堂而皇之地可以树起一块"XX五七子弟学校"的牌子，打爆竹剪彩。
那一年像井底之蛙蹦出了井栏，我转学到了瓷器镇中心学校。
我激动并好奇，第一次作为公办学校的学生，心扑扑欢跳地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我被转学的原因，是出于母亲周荣花一举多得的深思熟虑--我跟随并监视着我的父亲。
因为我那个肚子里有些墨水的父亲，已经被组织上安置。
应该不算是"一棍子打死"，镇里面宽宏大量地调他去镇中心学校工作还有点"人尽其才"的意思。然而他在学校的工作职责，跟文化没有一分钱关系，他只负责守一个大门，敲一口破钟，扫一个操场和两个厕所。
但是于家男欣然赴任。
因为崭新的岗位好处多多。具体心照不宣可以摊上桌面的就有：他已经拥有了一间独立的门卫值班房间和大量的在校园游手好闲的时空，这不仅缓解了我们家居所严重拥挤的紧张局面，而且从此他就更有时间下他的象棋，有地方种他的花草。
况且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于家男同时还获得了在学校食堂近乎于免费就餐的待遇。这一点在我精打细算的母亲那里非常看重。食堂里的荤腥有助于我身体的发育，因此上午或者下午上完课后的中餐或者晚餐，我被要求必定要跟着父亲于家男去蹭学校食堂的饭菜。
那天，"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的横幅被挂在主席台的上方。
读上去挺拗口的一溜文字，被龙飞凤舞地涂在一幅老长的猪肝色横幅之上。横幅上遒劲的草体大字我非常熟悉，那是家父于家男潇洒的笔迹。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女校长赵飞燕竟然请一个扫厕所的门卫，用墨笔刷一条这么重要的会标，可见我父亲于家男的书法功底是多么地强劲，以及赵飞燕这个女校长待人的情意又是多么地绵长。
在上午八点多钟的样子，我父亲于家男敲响了挂在树上的宏钟，因此我惊讶地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庞大集结阵势，似蚂蚁搬家一般从各个教室里一队一队地涌出。学生每两个人拖一条长凳，然后在老师吼吼喝喝杂七杂八的指挥声和口哨声中，被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安顿在空旷的大操场上。黑压压一片犹如镇上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
操场的周边长满了大树，由三合土夯实的新鲜地面尚散发出石灰的气息。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前排的板凳之上--这是废话。而我真正想表达的却是，女校长赵飞燕在台上，像发了神经一样，在再三解释着一个《关于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通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话题。明明开学典礼的主题是政治教育，但是那个已经丰满的女校长在台上竟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着一个"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校规。
"下面，我再次强调一下《关于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通告》。"
当时，主席台上菩萨一样地端坐着镇"革委会"副主任马经堂、镇文教办主任程翔、镇驻校"工宣队"队长段小毛，以及两位副校长和四个我辨不清来路的干部。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通过喇叭对师生们作过口沫飞溅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全省全地区斗争形势、本镇内部的阶级动向，以及将来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前景等等等等。该哕嗦的似乎都已经被人哕嗦过了，轮到"臭老九"赵飞燕发言就无从下嘴。面对早已准备好了的几乎是废纸一张的书面稿子，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在开学典礼上的东拉西扯鸡毛蒜皮，就成了她发言的主题内容。
她一字一句嘟囔着嘴唇说："没有经过家长同意，你们独自去游泳，这就叫擅自。"
这个查云华查云珍的母亲--女校长赵飞燕算得上是一个"妖娆"的少妇。她变胖了一些，更像一个女干部的样子。当时我看到的是，除了反光的脑门上吊几丝用铁丝烫卷的头发外，她丹凤眼上面罩了一副金丝眼镜，腮帮上还有两抹胭脂一样的水色。关键是她有点"婴儿肥"似的微胖，但并不难看。反而显得皮肤更加白白嫩嫩，嘴唇圆乎乎肉嘟嘟的，走动的时候感觉她突出的地方浮浮的有些颤动。
问题是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仰面抬头，转来转去半天都寻不到一丝云烟。幸好是上午的操场上还有一丝清风，是风才不至于使得我们像咸鱼一样被太阳晒晕晒干。喇叭里放出来的所有废话，跟风一样一阵一阵从我们耳朵边上刮过。所不同的是：清风能给我们送来凉爽，声音却给我们带来了空虚和焦躁。
她想了想又说："即使家长同意你们游泳，但没有到洗澡的时间，偷偷地下河，这也叫擅自。"
和全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当时我已经疲惫。我开始一副疲疲沓沓的样子坐在台下第一排三心二意。我一边用脚尖扒拉着地下零星的蚂蚁，一边在专注地撕咬着自己有点干裂的嘴唇皮子。嘴唇一下子就流血了，我就吞吸着那些略带腥味的血丝口水以缓解咽喉的干燥。后来想不到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让我一下子集中了精力--我突然注意到赵飞燕校长被主席台压迫的奶盘，我就停止了心不在焉的细小动作，装做一副全神贯注接受教育的样子盯着主席台不放。
我们应该将心比心地帮她考虑当时的处境。
一个已经与丈夫决裂了多时的少妇，当然会有骚鸡公在打她的龌龊注意。偏偏依赵飞燕同志的品性，她又不是那种裤腰带很松的"破鞋"。因此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拒绝与反拒绝的日子里正是她应该小心谨慎的时候。祸从口出或言多必失。她在大会上就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她就只有用这些婆婆妈妈的要求，来搪塞一个校长发言的漫长过程。
她甚至扶着话筒，抬头扫一眼大家再一次说："擅自下河是违反校规的，是危险的，是对党、对国家、对家庭和自己不负责任的......"
她短袖衫外露出一大截油脂一样白嫩的胳膊。她低着头假装看着手里的稿纸，她蛮大的奶盘被主席台挤压得鼓鼓囊囊。
那对蛮大的奶盘，像个手感极好的热水袋充满着弹性，它躲藏在一种叫做"的确凉"的布料后面，晃荡荡地像一对胖乎乎的白兔。两个深颜色的奶头突出了里面的色泽和位置。这是她身上"的确凉"衬衫的作用。"的确凉"是当时非常作兴的布料，它挺刮、滑爽，尤其是印染出来的鲜亮，对于熟悉土布或咔叽的瓷器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正是这种时髦的布料，致使我们女校长的"白兔"在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会公开鼓鼓地挺着脑袋东张西望。
奶盘的形状都看到了。
知了在大树上干叫。空中顺风而飘的窑烟，从烟囱出来以后就像巨大的慢慢松散的辫子，滚滚乌云一般给操场投下不确定的遮天蔽日的阴影。说实在的，随着那对奶子的挺拔与胀开，我内心的瘙痒和下身的蠕动便显得有些频繁和急促。当时我可能刚刚赶到了这个隐隐骚动的年纪。但是不很强烈。我就用不断地夹紧裤裆和吞咽口水的方式，来缓解我内心与喉咙里莫名的干涩。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提醒我记忆并书写那一年开学典礼的关键。那天记忆深刻的关键，是关键的时刻有一个关键的人当场夺下了女校长讲话的话筒。夺走话筒的这个人就是，镇里兼管宣传文教卫生的"革委会"副主任马经堂。
台上唯一没有发言的就是马经堂。马经堂作为出席大会的最高首长，他一直在忍着性子等待着做最后的发言总结。台下叽叽喳喳黑压压一片。他秃顶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安分地转动。脑壳两边稀稀拉拉几根杂毛挂有汗珠，太阳就专门曝晒着他汗水淋漓的脑壳中央。他日理万机，他都等不及了，甚至有可能因赵飞燕的性感而放飞出自己联翩的遐想。他飞呀飞呀......
由于赵飞燕校长的哕里巴唆，他有理由将情绪表现出来。他终于不耐烦了，他很不耐烦的表现方式就是，跟日本鬼子举起军刀一样，将臭知识分子烦琐而不着边际的话题蛮横地拦腰截断。
他有这个权利。
他更有这个义务。
他伸出毛乎乎的猪手，以极其敏捷的动作出其不意地将话筒捞到手心。其速度就像收缴敌人的枪支，或者打架的妇女捞男人的小便。其时会场的喇叭，因电流的突然变故而发出一种刺耳的叫嚣，"吱吱--吱吱--"金属刮瓷器一样。这种猛烈而锐利的叫嚣，使我们的耳膜都感受到震颤和刺痒。肉都是麻的，牙床也跟着发酸滴水。
我立即软皮耷拉。
全场陡然死静，随后就捞饭煮粥一样乱哄哄一片。
这就是我刻骨铭心的场面记忆。在马经堂躲过话筒之后，他披露出在大会横幅上，有人别有用心地故意写错了五个字。"大家请仔细看看主席台上方，故意鬼画桃符，这么简单的字竟然十二个字错了五个，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阶级动向。"他说，"我提议成立专案组仔细调查调查！散会！！！"
大家吓了一跳。
12
日光渐次退隐，黑幕合拢。
记得在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一般在晚饭过后六点半到七点这段时间，那成了一段要我命的时间，我不想回避那段经历。我背靠着对面板壁屋的河侧，假装站在河边看水，而实际上我背后正对着一条板壁的裂缝。
在李桃英和铃子的卧室里，这个时候就会响起澡盆里悦耳的水声。我少年的光阴像艘破船，正不可救药地沉人马里亚纳海沟。在记忆中，随着我偷窥洗澡次数的越来越多，我十二岁那年白白胖胖的身体，也开始像放进油锅的面粉，炸油条一样被一下子拉长了许多。
具体落在我身上的表现是：脖子长了，屁股没了，腮帮也平了，肋骨与肋骨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开。速度像雨后的春笋，并经常从裤裆里散发出春笋的气味。"抽条"在迅速削弱着我幼童时段的"胖地主"原型。与此同时更为嚣张的是--我毛茸茸的胡须开始变黑变粗；喉结一拱一拱地顶出颈皮；喉咙里像是装上了容易振动的磁片，一发音就好比对着米缸说话，嗡嗡嗡地放射出粗麻宽厚的音质。
那个时候好像在撑伞一样，我羞于道白的是"老二"也开始在裤裆里思谋独立--时不时自作主张不听指挥，动不动就无缘无故抬头红脸兴致勃勃。如同水里的葫芦一样按都按不下去，而且有古怪的脾气越按越犟，牛牯卵一般地火烧火燎。在潮起潮落的期间，我经常昂然屹立，而后又总是疲惫不堪。
以上这些表现带来的难堪，根据我的经验都可以找到有效的方式加以克服。长期的实践的证明，把注意力分散是治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青春"问题又接踵而至，因为这个问题被大张旗鼓地写在脸上--脸，天天要面对观众。
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鬓角和咬骨部位的皮肤像宜生菌菇的土壤一样，无缘无故会层出不穷地爆出一些红色的疙瘩。这种俗称为"粉刺"或者"青春痘"的小红疙瘩，是一种当时在校园里感觉非常羞涩的标记，因为它另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叫做"骚痣"。
都曾有过这种发育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自己为时过早。在十二三岁乳臭未干的年龄，我每天晚上的工作竟然是面对镜子，用针刺和挤掐的方式，将小红疙瘩里面肮脏的后来才知道是"脂肪酸"的东西清理出来。现在分析起来，身体的着急大概无外乎有以下的诱因：
一、与我从小就混迹于姐姐们的房间里有关。最大的姐姐大我一十一岁，当时就短裤背心、屁股翘翘、胸脯挺挺地公然在我面前抖进抖出。一向都把我当作懵里懵懂的屁孩，换衣裤只叫我转身或闭上眼睛，而实际上我的眼皮从来都给我留一条窥视的缝隙。这些光鲜肉感的景象，在我成熟的阶段总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
第二点就是自小被畸形偏颇溺爱的结局。我们老于家的长辈试图以灌溉的方式，肥沃我这亩仅有的良田，当然的恶果就是良田种不了庄稼，良田因营养过剩而变成了发酵的酒窖。酒窖骚气扑鼻，云蒸雾绕。
第三是属于外因，外因决定不了内因。怪就怪对面的板壁屋上有一条裂隙，而这条裂隙正好就对着卧室放澡盆的中间。
我一直就打算节制自身，但是我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我就像个色狼一样，在随时随地地关注与迷恋着女人的性征部位。我估计自己在滑向邪恶、自卑、丑陋、堕落、毁灭......的泥潭！
瓷器镇好像有两个女人的体态，总存在于我少年的意象当中让我兴奋。时过境迁，现在说出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忌讳。一个是李桃英肥硕软绵的躯体。毛巾泼起水花，晶莹的水珠滑溜溜地从她两大乳房之间滚落，并顺着弹性十足的腹部再流向阴沟。另一个就是"妖艳"的赵飞燕校长。她的皮肤白白嫩嫩，嘴唇圆乎乎肉嘟嘟的，走动的时候能让人感觉到突出的地方浮浮的有些颤动。
人长大了是不是就开始污浊和险恶？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性思索。
好在当时查云珍就在我班上，查云珍的存在保留了我情感上的些许纯真。这是青梅竹马的延续。但已经不属于摆家家时代的眼光。在我眼里，中学生的她已经不属于皮肤白里透红的美丽、神情羞涩娇艳的可爱、举止雅致高贵的干净，以及性情甜嫩温顺的魅力。正在迅猛发育的查云珍，已经把肉体和器官成熟的进度突兀地呈现在我面前，肉香诱惑着我的贪婪；裤子绷紧她肥大且一走一扭的屁股，始终吸引着我的视线；前襟的扣子锁不住她生长凶猛的乳房，一下一下地冲击着我的心房。
不仅仅查云珍，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女生给我们带来骚动。
原因很可能是她们的躯体承接了姐姐们淘汰的破旧衣服。这是那个年代里普遍的贫寒现象，但她们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后来者居上。跟我同班的人在二三十年以后都可以清楚地记得，成熟源自于一堂军体课的突然炸响。那是某一个热天，在做体操扩胸运动的时候，"呲啦"一声，裂布的声音让大家吓一大跳。我当时就看到一个丰满的女生蹲下去并抱住前胸。她浅灰色的竹布上衣破了--发育的力量终于在薄弱的地方找到了突破的关口。
"呲啦"的声响相当于启蒙的军号。随着那对奶子的挺拔与胀开，在瓷器镇校园的民问，因此在大男生里面迅速流传着一段"卖肉包子"的黄色段子。"卖肉包子"，"卖肉包子"。男生一个个兴奋不已。而我当时的内心感觉，就像一只正在开啼公鸡的脚爪，于想象中围绕着母鸡冲动地在地面上一挠一挠。
那段时间我班上有一个瘦小的同学，成了我们学校男生结交的中心人物。--这是那个禁欲时代里一个落入俗套的成长细节。理由非常简单：他有一个在镇人民医院妇产科做护士的母亲；他的母亲有一本翻烂了的《妇女生理解剖读本》；那本本子上有好几幅让我们心惊肉跳的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彩图；那些彩图，就常常成为那个同学对外结交朋友的资本。
在女生突破胸襟的故事发生之后，校园里早熟的男生，可能都在浮想联翩辗转反复彻夜不眠。有人甚至言行开始变得有些斯文与乖戾；一些人立马就目艮抠腮陷地消瘦下去；更多的人脸上，开始像我一样层出不穷地爆出一批又一批的叫人羞涩的"骚痣"。
这个时候，我与查云珍开始了心照不宣的相恋。
这是我们两厢倾心的初恋。
总记得眼馋的马博在另一个班上。从小到大，马博自始自终都没有在内心放过查云珍。因为每逢星期一下午第二节课以后的时间，在我和查云珍更换校园黑板报内容的时候，他就会准时趴在二楼走廊的某段扶栏上，低头想自己沉重的心事。由于俯视的原因致使他长头发耷拉下来，刘海遮挡住他有些斜视的眼珠。
实际上他在一动不动地看楼下写黑板报的查云珍，而且我亲自上楼试过，在二楼的那个视角，正好可以通过查云珍的衣领，看到她里面的两坨肥颤颤的白肉。因此只要没有查云华保护的时候，查云珍经常在路上会遭受马博摸一把屁股和丢一坨泥巴的骚扰。
谈起查云珍，我还有许许多多的记忆和感慨。
就像我们的赵飞燕校长，美丽，勤快、利索、善解人意和不声不响都是查云珍的优点，而且她还善良。她刷刷刷地就把事情做得干干净净。举手投足，或者回眸一笑，一笑就笑出一对甜嫩的酒窝。在学校出黑板报她负责排版和插图，一根米尺和几支彩色粉笔，辫子向肩后一甩，就能甩出阵阵少女温馨的肉香。
出校园黑板报是我跟她接触的唯一机会。每周一次。出一次就盼望着下个星期一的赶快到来。这是个老天安排的机会，机会里我有意无意地接触着她的身体，借机会摸她的手和吸她的气味。
许多同学对于这种工作上的搭档，表现出无限的嫉妒和气愤。前街的"罗汉"甚至编顺口溜说，"老公老婆，写字画符；写到傍晚，箍头揽颈。"有的人躲在暗处用瓷泥当手榴弹一样摔我们，也有的人冲我们"唧咕唧咕"做淫秽的侮辱手势。后来我们出黑板报就不再拖到天黑，我们当有人在场的时候一般都很少说话。
但是我们非常默契。使一个眼色就明白递米尺过去，咳嗽一下就知道背后来了人不要说话，"哎"一声就理解一起去办公室找老师要内容资料。有一次我还吃过她偷偷递给我的灯心糕，事后我就把乡下亲戚送给我家里的花生、薯片和萨其马等等悄悄地放进书包，在出黑板报的时候拿出来一同分享。那时候她总是回眸蜜笑，酒窝深深。
查云珍轻轻对我说："你带来的东西真好吃。"
"那，明天我再带给你吃？"
她望了望两边，压低声音说："你姆妈晓得会不会骂你？"
我用手笼着嘴巴，就着她耳朵说："管她骂不骂，拿给你吃就是打死我我都愿意。"
趁机我用嘴唇触及到她的滚烫的脸颊。
"你坏......"查云珍脸都红了，打我，"你是个坏男人，坏男人！"
我心都融化了。她脸上红得跟光荣花一样。当时我真恨不得像小时候一样扑上去咬一口她的腮帮，我花痴一样想：我长大了一定追她，托媒人到她家去，娶她做我的老婆，让她天天和我粘在一起，跟我吃饭睡觉......跟我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们两个先后因大人遭到审查的缘故，被学校取消了出黑板报的资格。
13
其实没有人知道，就在河水上岸的头一天傍晚，我们家早已经遭遇了一场波涛汹涌的比洪峰更为凶猛的浩劫。
起因是我一不小心打破了家庭经久不衰的冷战局面。但是不能怪我，我无法预知失手后所牵扯出来的严重后果。在我被母亲和姐姐们差遣着给父亲送饭的时候，导火线被我不小心突然点燃，一场硝烟弥漫的恶战突如其来。
房间里因为没有窗户而光线昏暗，一只沾满油灰的十五瓦橘黄色的灯泡挂在头顶上，勉强照亮了于家男苍白如纸的面容。他又被专案组通知在家等待发落。我吓了一跳--父亲半躺在床头，枯草般竖起的长发下面是高耸的颧骨，以及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凹陷于眉骨之中。眼窝的阴影就像两个骷髅的黑洞。
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一只寡白的骨手。
我"啊"叫一声，小手一抖，"咣当"就把饭碗跌破在床沿和踏板之上。
瓷碗碎片、饭粒、豆芽、青菜汤等等撒落得到处都是。我在试图抢救饭碗的时候，白嫩的右手虎口又被一块锐利的瓷片所切割，鲜血立马喷泉一样涌出。鲜红的滴落致使我发出惊恐的狂叫。--"啊......我流血了，我的手割破了......我流血了！"
母老虎周荣花终于发威。
"你冤枉长一个鸡巴，你长一个鸡巴有什么屌丝！"我母亲周荣花再也憋不下去了，她冲进房间。
她按住我滴血的虎口，指着我父亲破口大骂："你还像个男子汉吗？关键的时候就知道整天躺在床上躲躲躲，你以为逃避就可以太平无事吗？"
"我躲什么躲？"父亲用蚊子一样大的声音辩解，"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草书吗？"
"你就是不自知自明，一个待罪劳动的人写什么横幅？"
"是赵校长叫的，人家校长也是好意。"
"好意好意好个屁!好得校长都下马了。"母亲周荣花说，"我老早就觉得她是个妖精，害得你工作都丢了！"
"你骂人干什么？我怎么丢工作了？我这是等待分配。"
"你还嘴硬，你护着那个妖精，组织上已经叫你回家了，你就要给你挂个牌子戴个高帽，拉你到主席台上批斗，才算是给家里添麻烦了？啊！"
"......"
"好，你有种，你嘴硬，你就躺在家里这样硬下去吧。"接着母亲周荣花"梆梆梆"地拍打着桌面，坐在椅子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落，"整个镇上都找不到你这样的软蛋，废物！在弄里，弄里你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在家里，家里做不了一个称职的丈夫......我都受够了，我一世已经被你耽误了半世！我的命苦啊......，你以为我不说穿你，我就能容忍你吗？我再也忍受不了你的折磨了......我是在守活寡啊......，啊啊啊啊，你这个废物啊......！"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周荣花泪流满面。
我母亲的叫骂撕心裂肺。
关键是我们都已经大致上能听得懂她愤怒的大概意思--她在守寡。而让她守寡的男人，却坐在床铺上用巴掌一下接一下地抹自己的眼角，然后是不断地吸鼻孔中的鼻涕--我父亲于家男的精神，实际上那时已经基本崩溃。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瓷片河终于在我的萎靡和担忧中漫上了河岸。我们瓷器镇是山区小镇，瓷片河就像山沟里的一条溪流。汹涌的洪峰在下半夜冲毁了一些松散的临河民居，淹没了沿河低洼处九条里弄、十一座瓷窑、二十座坯坊，以及惨无人道地席卷走了两个家庭，也冲垮了我天真的--少年。
因为令我难受的是，我的好朋友查云华也在那场水灾中死亡。
与查云华同归于尽的还有，马经堂副主任的儿子马博。马博的死是因为查云华的处心积虑对仇家的预谋。但是非常之不幸，马博在跌人波涛的时候同时抓住了查云华--我的少年朋友查云华，就这样在事后的传言中突然在我的生活中消失。
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致使柴窑弄溃不成军。
头天傍晚还没有上岸的洪水，到了下半夜就突飞猛进波涛汹涌。我在鬼哭狼嚎的呼叫声中惊醒的时候，河水在房间里已经淹过了我们的大腿。幸亏是我们家有阁楼和晒楼。
"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往楼上跑！"在关键的时候父亲于家男处乱不惊。
于家男打着赤脚，短裤背心地一把将我从被窝里抱起。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率领着全家，哗啦哗啦蹬着快到膝盖的洪水，果断地丢下棉被、衣服、米缸、鞋袜、锅盆，户口本、购粮证以及粮票、布票、肉票、豆干票、煤饼票等等等等一大堆破烂和废纸，有条不紊地向高处逃命。
仅仅只一个晚上的功夫，河水淹没我们家一楼的全部，也淹没了对面小娟子家松散的板壁房屋。柴窑弄有近二分之一的居民大呼小叫流离失所。瓷器镇全部停电，好几把电筒晃来晃去晃出汪洋一片，沿河的居民区就像一条正在下沉的巨轮。柴窑弄里的居民，及其赶来救援的亲朋叫喊着打包、上楼、膛水，或者转移老小......
天亮时洪水又迅速在退却。
有亲戚撑着小船进弄才把我们全家接走。但是我们吃惊地看到，河中间蒸汽腾腾，随波逐流的浮木、门板，以及惨白的动物尸体越来越多。关键是我们家都已经看到，对面的板壁屋已完全被大水冲走。
在那次百年一遇的洪峰过后，瓷器镇还在疯传着一个凄惨的消息。有人打电筒亲眼目击到，一对夫妻和一个小孩抱着一段屋柱子在浪涛中起伏呼救，但很快他们就包饺子一样被漩涡和急流所吞噬。这个凄惨的消息，后来吸引了许多镇民到柴窑弄的沿河来观看现场。
我在返回家门的时候也看到，在段小毛房屋的位置上已经一无所有，连砖瓦门板都被冲刷得片甲不留。房屋的地基连同松散的河岸大面积坍塌，原址上一小半没有倒垮的地方只露出一口倒塌的水泥砌就的水缸。通过坍塌的坡面可以看出，河岸暴露出来的基本上是层层叠叠的匣钵片瓷器片--他们家坐落的河岸不是自然的实地，而是历史上倾倒民窑废渣的地方--堆积层里面松松垮垮，旧瓷片白森森尖锐如矛。
风一阵接一阵地吹拂着河边上沾有泥灰的野草。
我一个人站在岸边上，眼泪哗哗流淌。
那一年被洪水淹死的，还有瓷器镇最着名的七十多岁的郎中--钱大统。那一年洪水过后，我的二姐姐于方方主动要求到最边远贫穷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一年我父亲又被发配到前进瓷厂烧炼车间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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