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包计：
清朝咸丰年间，河南张家庄首富张员外成亲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张员外是家中独子，又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他死后，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和娇妻叶菊红，叶菊红只有十八岁哪!张家族人的眼睛都盯着张员外的万贯财产，他们纷纷以“延续张家香火”为由，争先恐后地想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叶菊红，叶菊红婉言谢绝了，她说：“我还没有到二十岁就不幸成了未亡之人，若过继一个年幼的孩子给我，我没有抚养的经验;若过继一个年龄稍大的，又恐难避男女之嫌，所以，请再过二十年，那时我成了老妇，则唯命是从。”族人们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叶菊红说得合情合理，他们无可奈何，只得作罢。族人们不肯就这样罢休，便聚集在一起商议，说是叶菊红年轻貌美，独身寡居，长此以往，寂寞难耐，怎么可能安分守己一辈子呢?于是，他们花钱买通了叶菊红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让这个丫鬟日夜监视叶菊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她有不轨行为，立即向族人们报告。
族人们推测得还真不差，没过多久，果然有事了：张员外在世时，聘请了姑表兄长、同村书生祝锦山当家里的账房先生，祝锦山早已成家。张员外死后，张家没有了主事的，表哥祝锦山自然而然地帮叶菊红处理一些家务事，他和表弟媳两人，一个是风流儒雅的青年，一个是花容月貌的寡妇，天长日久，难免生情。
一开始，两人还比较谨慎，祝锦山只是在白天偷偷和叶菊红相会，可慢慢地，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祝锦山索性夜不归宿，和叶菊红明铺暗盖。
那个贴身丫鬟早已被收买，她将两人的奸情报告了族人，一天晚上，那丫鬟做内应，张家族内一群人一拥而进，直扑叶菊红的房间，将赤身****的两人用被褥包裹起来，七手八脚地捆绑得结结实实，一路抬着，来到县衙。这时已是三更时分，衙门早已关闭，巡更的吏卒见是捉奸的，就把捆绑在一起的两人安置在一间馆舍里，门口由吏卒把守，族人们则被安排在另外一间馆舍里休息，等天亮老爷升堂后再去告状。
叶菊红和祝锦山刚刚被族人们抬出村子，张家庄的好多人便知道了这事，祝锦山的妻子倪氏也听到了这消息，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啥滋味，思来想去，她还是当即来到同村陈讼师家里，恳求他想方设法营救丈夫。陈讼师笑了笑，说：“你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另寻新欢，你不痛恨他，反而要我救他，这是为何?”
倪氏流着眼泪说：“我丈夫只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先生若能大发慈悲，设法救他一次，我料他经过这次惊吓，以后定会改邪归正;再说他毕竟是我丈夫，没有他，我们孤儿寡母今后可怎么活呀?”
倪氏不计前嫌，一心救夫，这让陈讼师大为感动，顿生恻隐之心，他想了想，面有难色地说：“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丈夫已被人家当场捉拿，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倪氏听了连连乞求陈讼师：“只要你肯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陈讼师沉思了一会儿，说：“那我就试试吧。”
第二天，县令升堂，张家族人来到堂上，状告叶菊红和祝锦山通奸一事。那县令姓刘，听了这有伤风化之事，自然十分恼怒，他让人把衣裤送到馆舍，让叶菊红和祝锦山穿上，然后先传讯了祝锦山。
祝锦山被带到大堂，刘县令问道：“祝锦山，你身为读书人，怎么能做出如此寡廉少耻之事呢?”祝锦山听罢，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们并无什么奸情，而是夫妻同居一室，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因张家族人有意侵夺张员外的家产而迁怒于晚生，无端地把我们夫妻捆绑到县衙，让我们受此奇耻大辱，还望大人为晚生作主。”
刘县令见祝锦山如此沉着、冷静，完全没有通奸被捉后的狼狈，顿时奇怪起来：“你们夫妻两人怎么会一起住在张家?”
祝锦山告诉刘县令：他和张员外是姑表兄弟，几年前即在张家管账，张员外病故后，因和表弟媳两人孤男寡女，多有不便，为避免闲言碎语，就和妻子同宿于张家……如此这般，说得振振有词。张家族人们听了大怒，大骂祝锦山一派胡言。刘县令说：“原告和被告究竟谁在说谎，只要把馆舍里关押的女人带到堂上，一切自会不言而喻。”说罢，当即命人从馆舍把女人带到大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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