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就在中国加快研制一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为主，的第二代小型化、机动性核武器的关键时刻，我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审时度势，对世界核武器技术发展做了深刻分析，认为当时，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中国和法国的核武器发展，很可能会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遏制我国核武器走向小型化和机动化，而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突破第二代核武器优化设计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做的热试验还没有做完，该拿的数据还没拿到，核武器事业很可能“功亏一篑”。
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建议，要求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尽早完成必须要做的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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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41机动式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1992年，美国在完成了最后6次核试验后，果然开始积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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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
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而这一年之间中国完成了最后一次热核试验，也就是第45次热核试验。
之后，东风21和东风31导弹先后试射并定型。正是因为邓稼先和于敏先生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让中国跨过了核弹头小型化和核武器安全化这道坎，成就了中国新一代核武器和共和国的核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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