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等文化元素，都在使用方言的过程中，得以口传心授，讲方言应当是吃饭喝水一样寻常的事情。
为了拯救日渐没落的方言，一些地方在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教育系统的主导下，开始尝试方言文化进课堂的活动，希望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会说方言。但是近日著名语言专家、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却直言“效果不会太大”，并表示不会去学校里教孩子们方言。
为什么不能放弃方言？而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精彩生动的趣味的方言，为何不能如同其他的学科那样，在课堂上学呢？
一、方言中包含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而且方言研究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十里不同音，为了让人们的沟通更便捷，历朝历代都由官方确立并推广一种通适的语音语调，这就是所谓的“官话”。现在通行的普通话，是由近代以来官话演变而来，以北方方言中的北京话为基础。自古以来，虽然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官话”差别挺大，但作用都是为了大幅度消除了不同地域的沟通隔阂。
半个世纪以来，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为不同地域间人们的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普通话也在挤占了方言的生存空间。很多孩子从小生活在老师和家长塑造的普通话语境中，而属于自己祖辈的方言，就不会说了。
但方言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最直接的是方言所关联的地域文化，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侧面表明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纽带，“老乡见老乡”不说几句家乡话，如何能够“两眼泪汪汪”呢？
抛开怀乡的感情因素不提，方言需要被传承下去的更重要原因在于方言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一些方言传承了不同时期古汉语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化。例如，闽南地区为古越族原住民，到了晋代“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仕族衣冠南渡，带来了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的汉语，形成了闽南方言的基础。闽南方言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较多，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
方言对于文学的意义又不言而喻。又比如古典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就涉及了很多方言，书中涉及了当时的华北官话、鲁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还有晋方言，今天的方言，对理解古典小说的意趣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也在方言中汲取语言的养分，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饱含方言的魅力。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作家之所以俘获粉丝无数，很大的原因要归结于就在于他们文字的乡土味。
除此之外，很多通俗语句，包括谚语、俚语、歇后语等都是来自于方言，他们让汉语言系统更加丰富有趣。而语言的迁移和变化，也可以反证人口的迁徙，因此方言对于考古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也有相当的价值。而一旦方言渐渐消亡，很多附着于方言上的文化，也将查无踪迹了。
新世纪以来，语言工作者意识到了方言的危机，在一些地方，以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教育系统为主导，兴起了“方言进课堂”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却无法从本质上拯救日渐衰亡的方言。
二、语言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一两堂课无法继承整个方言体系
方言之所以无法像一般的学科那样通过上课的形式传承，是由于语言是必须在用中学、在学中用的一种东西，如果没有日常使用的环境，语言就失去生命力了。仅仅是几节45分钟的课，不过是让孩子们学会零星半点的方言词语和个别的句子，不可能像几十年前的人们那样拥有真正的“乡音”。
目前学校里的方言教育，处于一个最基本的实验性阶段，不仅缺少教材，而且也缺少真正的方言教育工作者，很多教授孩子们方言的老师，本身可能是外地人，对当地的方言也是现学现卖。学生们上课学几个常见词汇和日常用语，或者一两首方言的童谣，对方言是窥一斑而不见全豹。
方言教学先天不足，后天又受制于强势的应试教育。方言课不列入考试考察的内容，所以就跟体育课或者美术课一样，变成了一种“放松课”。会说方言的孩子不用教，上方言课是浪费时间，不会说方言的学生们上课也学不会，上课学来的几句语音语调不地道的四不像方言，方言课怎能不被视为鸡肋？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卢湾区土生土长的语言学家钱乃荣教授，也拒绝了母校向明中学请他去上方言课的邀请，还坚称沪语进课堂没啥大作用。
其实，方言是不需要教的，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使用是对方言最好的保护。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等文化元素，都在使用方言的过程中，得以口传心授，讲方言应当是吃饭喝水一样寻常的事情。类似应试教育下的外语教育常常把学生们教成“哑巴英语”，要想学说方言，也不可能仅仅靠课堂。只有学而没有使用的语言，永远都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
三、当代方言的衰败，是城市化进程的副产品，保护方言必须“全方位立体式”营造方言空间
要复兴方言和方言文化，还是要追根溯源，考察清楚祖祖辈辈“乡音难改”，在经济繁荣的当代为什么就张不开嘴了？弄清楚病因才好开药。
其实当代方言衰败的责任，并不能全让普通话背锅，普通话降低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沟通成本，这只是方言衰败的的表面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原来只有三五十万本地人。后来随着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上海周边的江浙人移居，广东和山东人，甚至是全世界的洋人也不乏定居上海者；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江淮人口又以难民身份来到上海，建立棚户区；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劳动人口和留沪人员又纷至沓来。不仅新移民中不会说上海话的人愈来愈多，就连上海话本身的语言面貌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各地移民的语言倾向，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迁入地的方言。
也就是说，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也会与其他语言不断地碰撞、融合。在人口流动相对静止的时期，地域内部的方言可以比较完整地保持和延续下去，但是当这种人口迁移的平衡被打破，方言也会随之产生动荡。方言的衰败是人口迁移的副产品，即便没有普通话的强势推广，只要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方言也会或变化或淡出。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试图保护方言，特别是在一些人口大量涌入的地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种希望通过方言进课堂就能实现“说方言从娃娃抓起”的想法，无疑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此类努力全部都是徒然的，也并不代表方言的传承就一定不可能。
复兴方言，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本质上重塑说方言用方言的语言环境，形成相对立体化的方言氛围，在普通话强势介入日常交往和沟通的同时，给方言辗转腾挪出一点空间。比如在一些保留了单独的方言广播电视频道的地方，方言的日常使用度就相对高一些。目前多数人使用方言是在家庭环境或私人场合，但只有公共空间也允许方言的存在，方言能够继续坚挺下去。
所以，而类似方言进课堂的方式，应该“先制定一个小目标”，不是要在课堂上真的教会孩子们说方言，而是把目标调整为最大程度上，让孩子们产生对方言的兴趣，挖掘方言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除去上海、北京这样本土文化相对强大的地方，在很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方言被视为“土话”，说方言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方言课不妨先纠正人们的这种意识，让方言和普通话能够并行于人们的日常沟通中，“该讲方言的时候就要讲”。这样一方面作为“官话”、“雅言”的普通话能够消除沟通的隔阂，而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方言也能够发挥其文化遗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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