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3日 “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医学界、生命科学界、传媒界、公益组织代表应邀参加圆桌讨论，发表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刻思考。以下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发言内容：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我四处在提倡健康寿命，因为中国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6岁。如果一个人从65岁就开始进医院，不管对个人还是对这个社会，代价都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医学在延长预期寿命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前端。在解放之前，我们的预期寿命才四十多岁，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儿死亡率高，这极大的拉低平均水平。进入新中国之后，保健等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新生儿死亡率大量下降，因此伴随着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医疗的保障，我们平均预期寿命在增长。
白岩松死者论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医疗公共话题的发起者和倡议者。2007年起受邀担任卫计委健康知识宣传员，曾在“两会”上提案普及医疗常识，并两次提案倡议建立“医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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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终究会到来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是特鲁多医生（E.L.Trudeau）的墓志铭。它充分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医学工作者对医学应有的科学认知。科学不是玄学，玄学可以无极限。之所以认定医学是科学，就是它知道自己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疾病是治愈不了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抗菌药几乎是药到病除，现在呢？那个时候四十万单位差不多了，现在过千万也没有作用了。50年代美国的食药监局一年出台的新抗生素是十几个，新世纪头十年是两个。细菌早已经在抗菌药的作战当中进化得非常强。死亡是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终点。至于是76岁到来，86岁到来，还是96岁到来，需要科学进步，但是它终究会到来。
如果没有死亡的到来，生命将变得非常低质量。宋美龄过了一百岁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糟糕，还让我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长度还有何质量？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都是跟传统的东西在作战，我认为这才是最核心的。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印度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注：泰戈尔诗句），在他的背后有对生命的认识，他背后对生命的认识在于有宗教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中国呢？我们的敌人就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给我战胜它。
白岩松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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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死亡观”的变迁
我是从草原来的蒙古族人，在我的潜意识和心里，一直非常不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为什么呢？因为在草原上对待死亡不像在汉族地区这么哭天抢地、要雇人来哭什么的，弄得极热烈。在草原上走了，是回到自然当中去了，吃饭的时候摆一双筷子，母亲唱一首歌就过去了。自然对蒙古族人来说是一种宗教的力量，所以他会这样去看待死亡：你从自然中来，死后回到自然中去。
其实汉族人最初不是这样的。道教的源头是《道德经》，《道德经》里对死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中国人都把《道德经》里对死亡的认识给理解错了。我们现在说出生入死，指的是人胆大。《道德经》后面有四个字，“出生入死”，含义是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所以后面接着说，其实长寿的人十有三，不长寿的人也十有三，但是还十有三是原本应该长寿最后短寿了的，原因就是他为长寿做了太多的事。
《道德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表达了那个时候汉人的死亡观：死而不亡者寿。人死了，但是人的名声、精神、人格没有在人世间消亡，这才是真正的长寿。说明那个时候的汉人并没有把生命物质的终点当成是终点，他有更高的追求。现在的汉人又是怎么样呢？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观念下，医学界探讨“如何让死亡有尊严”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事情。我们要对四种人谈这个话题：医生、告别者、告别者的亲人和家属，以及围观者。医生要面对三种人群，两种是具体的，一种是无形的。死亡有的时候像一场作秀，像一场表演，像一场面子工程，原因在于围观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其实所有的医生都很清楚，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在人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中占比是极高的。这么高的占比，既有孝顺，也有围观者施加的庞大的社会压力。因此这不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学的问题。而围观者想要从这里消失掉的话，需要解决的是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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