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行，怎么不行呢？我现在就去码。”水哥忙不迭地说。他几乎像求得了一次再生的机会那样，对这个世界动人的冷漠重新敞开了广阔的心扉。
水哥吃过中饭开始给他们码货，码到傍晚才码好三分之一，吃了晚饭又接着码，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都下班了，丢他一个人在仓库里码。到了凌晨一点，水哥再也码不动了，便歪在一堆卫生纸上睡得如同死了过去。早上醒来，有人交给他一张身份证和一袋子酱牛肉，说：“小伙子，辛苦了，身份证还你，酱牛肉，店长送的，拿着。”
水哥讲完自己的故事，问我还想不想也去弄点免费的酱牛肉吃吃。我说不想了，水哥便凄苦地笑。我见他一副身心俱疲的样子，就叫他躺下休息休息，自己先去外面转转，等到了午饭时间再喊他一起吃饭。
在室内还不感觉太冷，一旦走到外面，空气里像漂浮着薄薄的冰片，就贴着面部的肌肤划过，你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冬天真他妈寒冷。校园里人也稀少了许多，大家要么躲到温暖的图书馆里，要么窝在*靡的床上，出来活动的也都是一个个套中人。那些在夏日里几乎裸露到屁股蛋子的女学生，现在基本上武装到牙齿。
北门的音像店开了空调，我钻进去就不想再出来了。摆出来的烂碟子，我挑了半天，也没挑出几张想看的，最后买了一张希区柯克的全集、一张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一张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和一张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老板跟我很熟，200块钱，只收了180块钱，还送了两张光明影院的电影票。我为了表示感谢，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红双喜给他抽，他说好久都没抽红双喜了，却从抽屉里掏出一包软中华，弹出一根递给我，自己点上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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