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条是我在上海做律师的一个朋友的大客。他在上海跺跺脚,也是能让黑白两道的地面抖三抖的主儿。我有次在上海跟这位朋友喝酒时,藤条刚好在隔壁请客,于是一起喝了几杯酒,他还拍着我肩膀要我有事找他,并且真的给了个手机号给我。我估计这些做地产的混混不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就搬出来压阵。
我跟杨洋走出饭店,杨洋用她的丝巾捂着我的额头,一个劲儿地哭,我则笑着安慰她。事实上,在我爆发的一瞬间我是被深深的绝望击垮了。
杨洋把我拉到会所的医务室包扎,医生说还好只是破皮,不需要缝针,给我处理了一下伤口,简单包扎,稳妥起见,还打了一支消炎针。
走出来之后,我却变得极度亢奋,我跟杨洋说:“我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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