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13岁，童年生活即将结束，要跨越到人生的新阶段了。
当时，二战的炮火轰鸣已有3年之久，我自认为已经长大，足以理解当时的战争形势，可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承受。我很幸运，一个可笑的理由把父亲留在家里—他脚部畸形，被免除了兵役。不过，父亲一直想着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一直不清楚他当时究竟在做些什么，不过多年以后，我听到关于他在抵抗运动中从事的那些“任务”，我想他一定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总之，父亲一直没有离开家，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一直以来，我都热爱并钦佩父亲，并非因为他体格强壮或者智慧过人，而是他有一种让人们感到亲切和放心的安全感。我相信自己也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一个简简单单的好人。
我出生后，在妈妈的帮助下，爸爸开始经营一家很小的街区影院—“老地方”，妈妈为影院做出纳。爸爸很喜欢放电影，我则喜欢到放映间去找他。我每天放学都会稍早一点回家，因为这时正好会有一场电影在放映。
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看电影的人要少很多。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每周放映三次。周二，他推荐的是冒险电影，比如《中国少女》；周四，放喜剧片，人们可以开怀大笑，我非常喜欢《绿野仙踪》，后来又疯狂地喜欢上了费南代尔的电影；至于周日，放映的是爱情片，爸爸允许我从高处的放映间里观看影片，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守口如瓶，不能向妈妈透露。
在看《卡萨布兰卡》时，我颤抖得多厉害啊！当爱情和道德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又能够如何选择呢？我感到自己就是鲍嘉，嘴里叼着雪茄，头上戴着博尔萨利诺帽，在责任和情感的两难之间徘徊，却始终没有放弃。
诚然，战争是沉重的，却几乎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坚信战争结束后，等待我的将是一种惬意和成功的生活。如今我才意识到，当时我离战争的真实情况，离战争的恐怖，离那么多人所经受的不幸有多么遥远。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有意让我远离这些恐怖的，我在她的眼睛里从来看不到任何不安。父母在我面前只谈论一些好玩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事，而把沉重的话题留在我睡着以后再谈论。有时，隔着墙，我能听到他们低沉的谈话声、呜咽声。第二天早晨，父母依然对我微笑，我可以继续轻松地去上学。
本文作者是法国女作家艾玛纽埃尔·卡尔·塔纳尔，故事的叙述出自法国一位70多岁、荣获恺撒奖的电影导演的即席发言，该获奖影片名为《安娜的眼睛》。安娜的目光折磨了这位导演一生，他拒绝接受这一奖项。
我小小的世界，这个给我安全感的被呵护的小天地，在1942年5月改变了模样。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发现客厅里有一个陌生女孩坐在父母对面。“皮埃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安娜。”父亲说，“她从今以后在电影院给我们帮忙。”
“帮忙？”我问道，“但是……帮忙做什么呢？”
爸爸正准备回答，妈妈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我有点累了……安娜可以卖票，在电影散场后打扫打扫大厅。另外，她住得太远了，回到家就太晚了。所以，在她找到新住处之前的这段时间，将会住在我们家。以后洗衣间就归她住了—爸爸会在那儿安一张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