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自然而然认为谢彦波是潜在的危险。
据说，一日，安德森把谢彦波叫进他的办公室，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算是考一考谢彦波的能力，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解。”
谢彦波看了一会儿，想了想，回答说：“小菜一碟，我解给你看。”
安德森感到很意外：一般人见到他，都是大气儿不敢出，哪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说话？
过了几天，安德森又写了一道题，要谢彦波拿去做，结果谢彦波只瞟了一眼就说：“这种小儿科不值得一证。”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次，傲气的安德森就失去了耐性，开始看谢彦波越来越不顺眼了。谢彦波起先还没觉察出来，后来经常看到安德森的脸色，也明白了几分。两人的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
最后，安德森给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打了电话。这位副校长听说后立刻采取措施，有人说他连哄带骗把谢彦波哄上飞机，还有人说他设法先把谢彦波转到另一所学校，然后提前调回了中科大，跟着戴元本读博士。
关于威胁安德森的问题，后来有人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那我没有，我没有。”
回国不久，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但没有什么积蓄，只有一套楼下总有人打牌的小房子。
从此，谢彦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作为物理学教授，谢彦波竟然怀疑物理这门学科的真实性，并且想证明科学充满了谎言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为了采访昔日“神童”，联系上了谢彦波。在电话里，记者打听宁铂的行踪，但谢彦波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多年的好友。在连续三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南方周末》的记者见面。
时年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
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客人正式到访。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像是参与几十年前的元首会谈。
这样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是更为显著的特色。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他承认：“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不过他又表示这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谢彦波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的这种想法很奇怪，他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记者质疑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委婉地建议他：“也许看看心理医生就会好。”
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母亲也给过相同的建议。事实上，谢彦波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了。
他说：“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谢彦波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证过程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门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倔强地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谢彦波的工作是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繁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他说：“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
记者问：“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
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英文是“fight”。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也缺乏信心。在受到质疑时，谢彦波常常主动退缩。他解释说：“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谢彦波反复强调：“我必须破案，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的意思是：你们不懂我的想法很正常，就像我不懂上帝
尽管谢彦波可能患有某种心理疾病，但他带过的学生依旧对昔日“神童”的智商赞不绝口，甚至私下里称其为“谢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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