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从1969年起开始大规模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初，全体人民被紧急动员起来，公路上到处是野营拉练的队伍。全民皆兵，一切为了备战，毫无例外，我们也投入了这一运动。
这是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徒步行旅。我穿上自做的土军装和跑鞋，斜挎水壶和书包；被子用军用布带扎成九宫格状，背在肩上。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互相打量和起哄。几乎所有同学的装束都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对方的精密镜像。这是神圣而又壮观的场面。我们是毛泽东麾下的少年军团，除了枪杆和杀气，我们几乎拥有军人的一切。
在开过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之后，两个年级共14个班级、700多名学生，跟区里部分工厂的1200多名工人合为一个以“团”命名的编队，开始向郊区庄严进发。
我们每天需行走20-30公里的路程，最多的一天，我们居然步行了40公里。正是梅雨时节，我们在田埂上行走，目击秀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沿着铁路线行军时，火车排出的粪便总是飞溅我们一身。一个长得很傻的女生甚至失足掉进了粪缸，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这些细小的喜剧，像雨—样滋润着我们的政治苦旅。
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宿营后还要吃生虫发霉的米饭、没有油水和烧煮过度的青菜或者发僵的淡而无味的馒头。我的脚肿胀起来，布满了水泡，疼痛难当。在农民的宽大堂屋里，我把塑料布铺在潮湿的稻草上，像小猪一样倒头就睡。有一回，一位同学在半夜大呼小叫起来。我们都被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梦见了伟大领袖，于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我们的编队是按性别进行的，男生跟着男工，女生跟着女工。工人阶级们身穿藏青色工装，言行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用那些江湖口吻互相打趣，说谁谁看上谁谁，谁谁跟谁谁上了床，如此等等。起初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也就慢慢的惯了。他们还阔论时局，分析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的黑幕。工人的价值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
我所遇到的农民，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也毫不相干。我们侵占他们的住宅，踢他们家的狗，掏梁上的燕窝，在屋旁撒尿拉屎，踩坏地里的油菜和稻子，把秸秆撒得到处都是，女生甚至把花裤衩晾在了骨灰盒边。他们怒气冲天，对我们充满敌意，却又不敢发作。一次我听见房东老太太在柴间里祈求灶王爷菩萨保佑，叫那些“假解放军”赶紧滚蛋。我心里一愣，像是发现了个天大的阴谋。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文革”年代的“领导阶级”他们的粗俗、坦率、机智、油滑、玩世不恭，跟学校里道貌岸然的“工宣队”大相径庭，彻底解构了我们心中的政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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