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彦波走进中科大校门的时候，手里还滚动着一个铁环
1966年5月2日，谢彦波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他从小就很瘦弱，胆子小。谢彦波的父亲是湖南医学院的物理教师，平时忙于教学，母亲经常出差在外，没时间照看孩子。因此，谢彦波只好跟着不识字的奶奶，来到了益阳的一个小村镇，喝着资江水，伴着稻花香，度过了学龄前的时光。
1973年春天，谢彦波回到父母身边，住在湖南医学院的家属大院里。他到城里后，对一切都感到既新鲜又陌生，但平时不爱讲话，即使开口，连第一人称的“我”都不会用。
他饿了就说：“彦波要吃饭！”渴了就喊，“彦波要喝水！”
母亲叹气说：“这孩子，像个榆木疙瘩，长大准没出息！”
父亲不同意她的看法，说：“彦波是外浊内清，引导得好，出息不会小！”
谢彦波在湖南医学院子弟学校上学，因为缺乏幼儿教育，他一入学就要赶进度。不过，他只用了半个学期就赶上来了。
但是，谢彦波上学后仍不喜欢开口讲话，老师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这让老师感到头疼。不久，老师把谢彦波的情况告诉了他父母。父亲想了个办法，给他讲《小木偶奇遇记》的故事，谢彦波听完后问道：“小木偶遇到那么多麻烦事，为啥临走前不问问大人呢？”父亲说：“因为它不爱讲话，所以就没跟大人打招呼。”这一招有了效果，谢彦波比以前活泼些了，但多数时候还是羞答答的。
当时，因为课程比较少，玩的时间相对多，父亲打算给谢彦波增加学习时间，结果谢彦波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反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看第一册，我要看第二册呢？”
有一次，谢彦波和父亲一起看电影，有毛泽东接待外宾的场面，父亲就问他：“毛主席的书房有什么特点？”谢彦波回答：“堆满了书。”父亲因势利导，告诉他：毛主席八十高龄还保持着看书的好习惯，说明读书是有大用处的。
从此以后，谢彦波开始勤奋学习，在学校念第二册课本，回家就自学第三册。而且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凌晨六点一刻起床，做十分钟体育锻炼，然后开始学习，晚上八点钟睡觉。每天放学回家，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就开始自习，星期天都要学习五个多小时。学累了，谢彦波就出去滚铁环。
经过大量的自学和练习，谢彦波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越来越强。
有天晚上，父亲检查谢彦波的作业，发现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竟然做起高年级的数学题来。谢彦波说：“五年级班里上课，我在旁边听了一遍就会了！”
谢彦波的父亲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了，完全依靠自学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他知道，人只要肯学，就一定能成功。于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谢彦波在小学三年级就把初中的数学攻下来了，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到五年级时已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解答了数以千计的习题。
谢彦波家里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对于一般的孩子，可能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是，谢彦波听老师说地图是按比例绘制的，就回到家里，搬个凳子站上去，拿起直尺和铅笔，在三千五百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和六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把主要的城市、铁路、各大洲的距离、长度、面积都进行了测量和计算。
后来，中科大的老师考他一道口试题：“从长沙到合肥怎么走？”他不假思索，很快答出了三条路线的具体走法。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谢彦波的班主任要求同学们的作业本保持干净整洁，可别人能做到，谢彦波偏偏做不到，他的作业本经常是破破烂烂的。老师批评他，他低头不语。后来班主任才搞清楚，同学们都把谢彦波的作业本当成标准答案，争相拿过去跟自己的作业进行核对，在传来递去的过程中他的作业本就弄破了。
刚刚小学毕业的谢彦波，先是参加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获得了第二名；然后参加长沙市高中生数理化竞赛，又获得了好成绩；1977年的湖南省高考数学试题，他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正确答案！
谢彦波出名了。
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派专人来对他进行面试，结果发现他的数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其他各门功课也都达到高中毕业水平。
于是，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年仅11岁的谢彦波“一步登天”，成为中科大少年班年龄最小的学生。据说，当他走进中科大校门的时候，手里正滚动着一个铁环。
据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中科大少年班少数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照看”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而且自视甚高，不懂如何与人交往。不过，尽管他年龄最小，天赋异禀，但受到外界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后来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资，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班主任汪惠迪说：“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尤其严重。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就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外界都看好他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可是，这一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汪惠迪说：“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理论物理界的巨头、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然而，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谢彦波对此解释说：“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因为我说他的理论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自然而然认为谢彦波是潜在的危险。
据说，一日，安德森把谢彦波叫进他的办公室，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算是考一考谢彦波的能力，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解。”
谢彦波看了一会儿，想了想，回答说：“小菜一碟，我解给你看。”
安德森感到很意外：一般人见到他，都是大气儿不敢出，哪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说话？
过了几天，安德森又写了一道题，要谢彦波拿去做，结果谢彦波只瞟了一眼就说：“这种小儿科不值得一证。”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次，傲气的安德森就失去了耐性，开始看谢彦波越来越不顺眼了。谢彦波起先还没觉察出来，后来经常看到安德森的脸色，也明白了几分。两人的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
最后，安德森给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打了电话。这位副校长听说后立刻采取措施，有人说他连哄带骗把谢彦波哄上飞机，还有人说他设法先把谢彦波转到另一所学校，然后提前调回了中科大，跟着戴元本读博士。
关于威胁安德森的问题，后来有人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那我没有，我没有。”
回国不久，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但没有什么积蓄，只有一套楼下总有人打牌的小房子。
从此，谢彦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作为物理学教授，谢彦波竟然怀疑物理这门学科的真实性，并且想证明科学充满了谎言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为了采访昔日“神童”，联系上了谢彦波。在电话里，记者打听宁铂的行踪，但谢彦波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多年的好友。在连续三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南方周末》的记者见面。
时年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
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客人正式到访。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像是参与几十年前的元首会谈。
这样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是更为显著的特色。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他承认：“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不过他又表示这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谢彦波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的这种想法很奇怪，他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记者质疑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委婉地建议他：“也许看看心理医生就会好。”
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母亲也给过相同的建议。事实上，谢彦波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了。
他说：“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谢彦波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证过程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门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倔强地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谢彦波的工作是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繁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他说：“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
记者问：“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
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英文是“fight”。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也缺乏信心。在受到质疑时，谢彦波常常主动退缩。他解释说：“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谢彦波反复强调：“我必须破案，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的意思是：你们不懂我的想法很正常，就像我不懂上帝
尽管谢彦波可能患有某种心理疾病，但他带过的学生依旧对昔日“神童”的智商赞不绝口，甚至私下里称其为“谢神童”。
有人曾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谢彦波的“神”。研究原子物理时经常要算光谱，而计算光谱是很复杂的，别人用实验辛辛苦苦算出来的光谱数据，谢彦波只用心算验证一遍，就知道别人算出来的数据是错是对，并且谢彦波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
据说，有一本专业书籍，其中的光谱数据是由国际知名的实验室做出来的，出版后，学界有不少人引用这些数据，可以说比较权威。结果谢彦波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后来最新的实验结果证明，这些数据的确有错误。
有一次上课，谢彦波说了一段惊人的话：“我常常想，上帝会怎么做这个题。他很有空，不断地想，可能会想到一个很巧妙的方法，这时我就看不懂了。同样，有些我想出来的办法，你们可能就看不懂了。当然，你们的某些方法，我也可能看不懂。”
谢彦波的话在校内的学生当中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他的学生分析说，“谢神童”主要的意思是：你们不懂我的想法很正常，就像我不懂上帝，至于最后那句话，纯属故作谦虚。
谢彦波有时候上课，上着上着就突然看着学生们发笑，有的学生感到莫名其妙，以为他有“神经病”，有的学生则说：“‘谢神童’只是在想：你们都是蠢货。这样一想，他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谢彦波超凡的计算能力、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不俗的个性，使得学生们视其为神明。学生们私下传闻，“谢神童”的导师中有中科院院长，有诺贝尔得主，但他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可见其个性高傲。
但是，学生们非常清楚，在这个“群体化科研”的时代，仅仅有高智商，确实难以有大成就。更重要的是，“谢神童”超凡脱俗，根本不愿意和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那样，研究一些在他看来没有用的东西。
在当年最著名的三个“神童”当中，干政的情况和谢彦波比较类似。
干政是安徽人，比谢彦波晚一级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学习。1981年，16岁的干政在全国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试中获得第二名，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当时，这件事轰动全国。
巧合的是，和谢彦波一样，干政在普林斯顿也是学习理论物理，而且同样与导师关系紧张，最后提前回国。
回国后，中科大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中科大读博士。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
可是，仅仅几年后，在家赋闲己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中科大工作。这一次，中科大没有同意，因为当时中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后来，汪惠迪老师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相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但是，这一年的努力最后还是化为了泡影。
在此期间，干政把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足不出户。他的情绪时好时坏，外界怀疑他患有精神疾病。
相比起宁铂和谢彦波，干政逃避得更为彻底。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相当多的中科大老师，包括谢彦波和当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都错误地认为干政已经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
一次，某报记者赶赴巢湖市，试图通过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统查找干政的下落，最终一无所获。最后通过多方面查找，得知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在一处离中科大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他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几乎与世隔绝。
干政拒绝了记者的见面约请。事实上，他几乎不见任何人。
同学聚会时，昔日的老朋友多次联络他，希望见个面或者吃顿饭，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在聚会时的座谈中，同学之间交换了一些关于干政的零散信息，不过，聚会召集人王永教授决定，那次座谈“谢绝任何外人参与”，因此干政的生活仍然是一个谜。
他只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的生活天天如此，没有工作，非常单调，没有任何好说的。”
外部世界没有关于干政的消息，干政也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当记者告诉他宁铂已经出家了时，他说：“是吗？我不知道。”语气平淡，似乎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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