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不久，我有幸被公社广播站聘用，成为亦工亦农广播员。 亦工亦农是当年流行的名词，含义挺明确：进则为国家正式职工；退则回乡种地当农民。报到那天，母亲背着铺盖，一直把我送到广播站门口。临别时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闺女，你现在只是一只脚在门里，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什么时候两脚都跨进门，全靠你自己，妈可帮不上你了！” 望着满脸沧桑的母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郑重地点头。 因为在学校广播站做过主持，单纯播音还好对付，让我难熬的是凌晨值班。三九隆冬，昼短夜长。又正值农村“三治”会战的关键时刻。依照此前站务值班惯例，我必须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打开扩音机，连线全社各家各户的小喇叭。先播起床号，次播《东方红》曲乐，将人们闹醒之后，再直播十分钟本地新闻。5点到6点，放唱片播送革命歌曲。最难熬的就是这个钟头。那时候，时兴一种塑胶小唱片，放上电唱机后，每张只能播放15分钟，一小时需要更换4张唱片。站长叮嘱过：更换唱片时间不得超过5秒，超过5秒算一次责任事故。最初三天，我眼皮都不敢眨，死死盯住这5秒，总算没出差错。 可是第四天，我却没能盯住。那天下雪，冻得我直跺脚。播完本地新闻，我已浑身发颤。到了播放革命歌曲时段，我将唱片放上电唱机后，赶紧爬上值班床，捂上厚厚的棉被。一边监听唱片进度，一边暖和身子。这样倒是挺舒服了，可只一会儿，我就象吃了迷药一样睡了过去。可想而知，当这张唱片唱完后，唱针仍在唱片末端划拉，声音有多么难听。而更可怕的是，全公社千家万户的小喇叭也将同时发出这种噪音。 所幸的是，这种奇怪的声音并没有响太久，我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敲门声就那么几下，但特别清晰。那一刻，我下意识地尖叫起来：“天啦，我怎么睡着了！”与此同时，我迅速跳下床，更换了唱片。旋即查对了一下时间：足足耽误两分钟，超过正常换片时间将近25倍。如果按责任事故单位时间累计，开除我三次也不过份。 我心惊胆战了好半天，这才想起那阵敲门声。不用说，一定是站长。 我对门就是站长值班室。他应该是听到了过道里监听喇叭的异样声才来敲门的。一定是这样。我等着第二天挨批，甚至开始收拾衣物，准备卷铺盖走人。真要被开除回家，我也决不怨天尤人，谁叫自己眼皮子不争气呢？唯一让我难于面对的，是独自将我拉扯成人的母亲。母亲也许不会责怪我，可是，她会哭。以前只要我受了委屈，她都会陪着掉泪。我真要被开除，她不定哭成什么样子。 白天上班，站长和往常一样朝我点了点头，对早间的事故却只字不提。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我想，他也许是念我初犯不作深究，也许认为那阵敲门就是对我的警告。站长平日里话就不多，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暗暗告诫自己：下不为例。 接下来的几天，是那个冬天最冷的日子。我的手脚和耳朵全起了冻疮，大大小小十几个疱。值班犯困时，我就掐那些冻疮，用钻心的剌痛来驱赶顽固的睡意。那张值班床近在咫尺，为了抗拒它的诱惑，我故意背对着它，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进站的第9天，我总算倒过睡眠时差。凌晨值班，再不用掐冻疮也全无睡意。可是我没想到，就在早班临近尾声时，我再次听见敲门声。随即是站长严历而又压抑的声音：“小魏，你太不象话了，怎么让你妈睡门槛啊？” 我赶紧打开门，果然看见了倚门而睡的母亲。此刻，母亲已醒，神情有些慌乱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哎呀，真该死，今天我咋睡着了呢？” “今天……睡着了？”我不由警觉起来：“妈，这些时您是不是天天早上来监督我呀？”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不是监督，妈是怕你早起犯困啊。我记得你值班的第四天早上就打过盹，要不是妈敲门提醒，可就误了大事儿。不过这几天还好，看来你是习惯了。妈也放心了，再不会来听壁脚打扰你。”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苦心，一把搂住她，心疼了半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