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守候在门边的妈妈

时间:2016-12-30 11:10:54 

高中毕业不久,我有幸被公社广播站聘用,成为亦工亦农广播员。 亦工亦农是当年流行的名词,含义挺明确:进则为国家正式职工;退则回乡种地当农民。报到那天,母亲背着铺盖,一直把我送到广播站门口。临别时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闺女,你现在只是一只脚在门里,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什么时候两脚都跨进门,全靠你自己,妈可帮不上你了!” 望着满脸沧桑的母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郑重地点头。 因为在学校广播站做过主持,单纯播音还好对付,让我难熬的是凌晨值班。三九隆冬,昼短夜长。又正值农村“三治”会战的关键时刻。依照此前站务值班惯例,我必须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打开扩音机,连线全社各家各户的小喇叭。先播起床号,次播《东方红》曲乐,将人们闹醒之后,再直播十分钟本地新闻。5点到6点,放唱片播送革命歌曲。最难熬的就是这个钟头。那时候,时兴一种塑胶小唱片,放上电唱机后,每张只能播放15分钟,一小时需要更换4张唱片。站长叮嘱过:更换唱片时间不得超过5秒,超过5秒算一次责任事故。最初三天,我眼皮都不敢眨,死死盯住这5秒,总算没出差错。 可是第四天,我却没能盯住。那天下雪,冻得我直跺脚。播完本地新闻,我已浑身发颤。到了播放革命歌曲时段,我将唱片放上电唱机后,赶紧爬上值班床,捂上厚厚的棉被。一边监听唱片进度,一边暖和身子。这样倒是挺舒服了,可只一会儿,我就象吃了迷药一样睡了过去。可想而知,当这张唱片唱完后,唱针仍在唱片末端划拉,声音有多么难听。而更可怕的是,全公社千家万户的小喇叭也将同时发出这种噪音。 所幸的是,这种奇怪的声音并没有响太久,我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敲门声就那么几下,但特别清晰。那一刻,我下意识地尖叫起来:“天啦,我怎么睡着了!”与此同时,我迅速跳下床,更换了唱片。旋即查对了一下时间:足足耽误两分钟,超过正常换片时间将近25倍。如果按责任事故单位时间累计,开除我三次也不过份。 我心惊胆战了好半天,这才想起那阵敲门声。不用说,一定是站长。 我对门就是站长值班室。他应该是听到了过道里监听喇叭的异样声才来敲门的。一定是这样。我等着第二天挨批,甚至开始收拾衣物,准备卷铺盖走人。真要被开除回家,我也决不怨天尤人,谁叫自己眼皮子不争气呢?唯一让我难于面对的,是独自将我拉扯成人的母亲。母亲也许不会责怪我,可是,她会哭。以前只要我受了委屈,她都会陪着掉泪。我真要被开除,她不定哭成什么样子。 白天上班,站长和往常一样朝我点了点头,对早间的事故却只字不提。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我想,他也许是念我初犯不作深究,也许认为那阵敲门就是对我的警告。站长平日里话就不多,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暗暗告诫自己:下不为例。 接下来的几天,是那个冬天最冷的日子。我的手脚和耳朵全起了冻疮,大大小小十几个疱。值班犯困时,我就掐那些冻疮,用钻心的剌痛来驱赶顽固的睡意。那张值班床近在咫尺,为了抗拒它的诱惑,我故意背对着它,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进站的第9天,我总算倒过睡眠时差。凌晨值班,再不用掐冻疮也全无睡意。可是我没想到,就在早班临近尾声时,我再次听见敲门声。随即是站长严历而又压抑的声音:“小魏,你太不象话了,怎么让你妈睡门槛啊?” 我赶紧打开门,果然看见了倚门而睡的母亲。此刻,母亲已醒,神情有些慌乱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哎呀,真该死,今天我咋睡着了呢?” “今天……睡着了?”我不由警觉起来:“妈,这些时您是不是天天早上来监督我呀?”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不是监督,妈是怕你早起犯困啊。我记得你值班的第四天早上就打过盹,要不是妈敲门提醒,可就误了大事儿。不过这几天还好,看来你是习惯了。妈也放心了,再不会来听壁脚打扰你。”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苦心,一把搂住她,心疼了半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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