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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金定
父亲节那天,尽管网上早就开始提醒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我还是忘了问候父亲。写完稿子突然想起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家乡与重庆时差四十分钟左右,知道此时父母早已休息了,于是就没有打扰二老。
匆匆洗漱后准备休息,可本已疲惫的我,却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有一双双手,又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就是我父亲的双手,一双曾震撼我的心灵,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十几年来时常浮现的双手!
世代农民的父亲,虽斗大的字认不出几个,但却一直想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就半商半农做些小生意。在我久远的记忆中,每年的农忙一结束,父亲总是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手摇“白糖鼓”卖“白糖”。“白糖”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其实就是麦牙糖,也是四川的“白麻糖”。记得父亲卖的“白糖”,都是我们家里自己熬制的。现在,我虽已记不得父母当初是怎样熬制“白糖”的,但据有关资料介绍,“白糖”的熬制工艺好像还是比较复杂的。而“白糖鼓”,又是我们儿时最好的玩具!
后来,父亲不再卖“白糖”了,就改行去“下三府”补套鞋、修雨伞,好像是三叔带的父亲。那时出门住旅馆、买车票,都要凭介绍信。大人们都识字不多,我这个读小学的居然也派上了用场,每次父亲他们出门前,我总要给他们填写介绍信,地址就填“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于是,我猜想父亲们说的“下三府”就是“杭嘉湖”地区了。现上网一查,才知道“下三府”果真就是“杭嘉湖”地区。“杭嘉湖”地区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闻名于世,可见当时的生活之富庶。
再后来父亲们去了东北,虽然还是补鞋,但却已是“半机械化”了。记得那时父亲们总是半夜出门,徒步走到离家不远的牧屿买补鞋机。虽说“不远”,其实也有二三十公里,因是徒步,买来补鞋机挑回到家里,往往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将补鞋机的大轮子拆卸掉,装进旅行包后又小心翼翼地在补鞋机的四周塞满软布皮革,又开始去东北补鞋了。据说补了一年后回家时,那台补鞋机居然还能卖出比新买时还高的高价。这个时候我已不只是为父亲填写介绍信了,最高兴和最荣耀的是给父亲及叔叔们写信。于是,我也知道了一大串的北方城市:大连、沈阳、哈尔滨、海拉尔、佳木斯、齐齐哈尔等等。
大概父亲是很吃苦的,每次出门没多久总是寄钱回来了,过不了多久又寄一次,令好多人眼红。最眼红的可能就是邮递员,每次父亲寄钱回来,母亲或我找来私章去领汇款单时,总是被那个凶巴巴的邮递员莫明其妙地训斥。有时一下子找不到私章,稍慢了一点点,邮递员就会大发雷霆。后来,我们一见到这个邮递员就怕。
邮递员可怕倒也无妨,更可怕的就是领导干部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卖“白糖”也好,补套鞋也罢,父亲当然也就成了“投机倒把犯”,好像还挂过牌,挨过批斗呢。还有几次,竟将作为我母亲嫁妆的两只箱子搬出门外,打开箱门,向邻里展览。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反正说我家里居然还有几斤毛线!当然,我也能从邻居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歧视我们,反而却有一些赞赏和羡慕。
是的,在外人的眼里,我这个“投机倒把”的家庭,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谁知,我母亲却常常独自流泪。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生产队里没有劳动工分,就意味着分不到粮食。哪怕父亲总是在农忙过后才外出,但好像总是还差工分,生产队开始分粮食时,我家里总是分不到,全家人常常挨饿,母亲为此经常流泪。后来分到粮食没有,分到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只记得每年总要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不知跟家里缺粮有无关系。父亲还有个恶习,那就是好赌。父亲在外辛苦挣钱,母亲在家省吃俭用,可每年回家过年时,父亲总是无日无夜地赌博,不仅要输光家里的所有钱,而且还要借债,每年如此。父亲也少不了为赌博而挂牌挨批斗。共2页,当前第1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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