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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安亭
辛安亭是解放后最早到达兰大的，与其他两位相比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兰大的。1949年兰州解放，他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兰大。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短暂的兰州会战，原本简陋的学校已是一派破败景象。学校停课，人员流失，师生都处于待援状态。就在这时辛安亭走进了兰大。他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踏实苦干的精神，以身作则地宣传党的政策，很快稳定了局面，同时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不久辛安亭被调到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是叶圣陶），负责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工作。辛安亭这次虽在兰大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正是他打开了兰大新的一页。辛安亭在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一方面组织编写教材，另一方面还用他独有的文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和带有韵律的语言，撰写科普书籍，普及历史知识。如他写的历史歌中有这样几句“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两宋，元明以后是清朝。夏朝以来四千年，公元前后各二千。东汉以后公元后，西汉以前公元前。”虽只有短短几句，却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勾勒得十分清楚，对初学历史或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有帮助。
辛安亭第二次进入兰大已是文革的中后期。他是被作为“解放”后落实政策的“三结合干部”进入兰大领导班子的。以他的作风和当时掌握实权的造反派是无法融合的。他当时的处境有点像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既无能为力，又绝不屈从，处于孤立状态。也正因此他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成了拒抗力量的代表。有一次我问他，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工作呢？他说：“不要怕，不理他们，趁着有时间多读书，多思考些问题，将来是会有用的”。他拿起一张纸片写道：“君子立本，本立而道生”。他要我坚持多读书，多研究问题，形势总有好转的一天，要为那一天作准备。
我最后见到辛安亭已是80年代后期。他生了重病，住在北京肿瘤医院。他穿着一身病号服，面色苍白，显得老多了，但他仍坐在床上修改稿子。我们俩人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唯没有谈病情。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知道时间不多了。但他把生死看得很淡。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视死如归，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临走时我问他有什幺事要我做。他微笑着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很好”。他去世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他当时正有一些苦恼事，但他从不向人开口，也不给组织找麻烦。
辛安亭给兰大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作正直的人，作有骨气的人。
二、林迪生
林迪生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领导，差不多上个世纪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在兰大工作。即使八十年代他离开兰大后，每年也要回到兰大看看。他把兰大当成自己毕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地方。他爱兰大的学生，爱兰大的教师、兰大的一草一木。人虽走了，但这份情谊是割不断的。
林迪生是日本留学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辛安亭走后，他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改任兰大校长。兰大多项重要事项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如新校址的选定和建设，重点大学地位的争取和确定，多名着名教授的聘请和委任。如朱子清、刘有成、徐躬藕、郑国锠、吕忠恕、赵俪生等，都是经过他争取而到兰大任教的。
林迪生中等身材，腰部微驼，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说着一口带有浓重浙江的乡音，慢慢的，软软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和善、朴实，毫无锋芒。但在实践中，他是个外柔内刚的铮铮铁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是兰大唯一持不同见解的人，他反对在学生中划那幺多右派，反对给一些教授戴右派的帽子。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支持者太少，力量太悬殊了。兰州大学还是错划了一大批右派，但无论如何林迪生还是表示了他的意见，而且坚持到底。但到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幸免，受到了批判，当作“白旗”剥夺了工作的权力。
在文革时期，有一次我和林迪生同台接受批斗，不管造反派提出什幺问题，用什幺言词，他都不愠不火，只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有或没有，态度始终平和如一。批斗完了，我俩一起走下台，我发现他身体左右晃动，我赶忙扶了他一把。我震惊了，感到他的手那样有力，那样硬，像钢铁一样，正燃烧着满腔怒火。刹那间我深深感到这就是林迪生，这就是绵里藏针的林迪生。
林迪生，对年轻人和学生始终是抱着爱护、原谅的态度。除了平时他对学生的关怀外，有一个突出的实例让我难以忘怀。也是在文革中，有一次批斗会，他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来，胸部和肘部等多处骨折，面部青肿，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不谈是哪个系，哪个班级的学生把他推下来的。有一次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有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何等胸怀啊！但对有些人他是不原谅的。原来兰大有一位副校长，多次在学校制造事端，在文革中继续给林迪生制造不实之词。对这样一个人，林迪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每当两个人共同出现在一场批斗会上时，林迪生都会一改平时的态度，声严厉色地进行批驳。当时很多人不了解，林迪生在这一场合怎幺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想恐怕就是爱憎分明吧。
三、江隆基
江隆基是1958年底调进兰大的，1966年夏被迫害去世，共工作七个年头。比起前两位领导，他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短的一位。不过他是领军人物。如果只有前两位领导，兰大还不足以确定在全国大学中的地位，不足与名校比肩。就像是画龙点睛人，他就是那个点睛人。
1958年，江隆基到兰大之初，他是毫无办法的。当时大炼钢铁的高潮才结束，到处是高炉的踪迹，大跃进、公社化的余威尚未全退，各式各样活动仍冲击学校的工作。1959年上半年虽稍微好了一点，下半年又搞起反右倾运动，继续是个很紧张的局面。1960年又来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大搞超声波、半导体、管道化和运缘杂交，以非理智性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他虽然看到了问题，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无能为力。伴随着这种局面而来的是粮食的短缺。伙食质量和数量都每况愈下，学生吃不饱，教师也挨饿，浮肿现象出现了，师生中出现了广泛的不安。
任何事物的转变都是要一定条件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不久又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这就给江隆基创造了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他首先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调整干群关系，师生关系，青老关系，给一些人恢复名誉，摘掉帽子，安排工作。有些人他亲自登门道歉，提倡拉拉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次，整顿教育秩序，停止各种评比活动（如体育、卫生等等），限制总支和支部的权力，不允许随便停课，不经请示不许批判个人。重新制定开学、放假、考试和作息时间等制度，压缩劳动时间。每天上课前他都要在教室前看一看，看是否都按时上课了，有没有不开课的，有时他还亲自走入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课。第三抓教学质量。他提倡好教师上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在他的努力下，多年受排挤有经验的教师都走上了讲台。各系的开课计划都要经过严格地审查，凡是安排不当的都要调整。第四抓科学研究工作。对高等院校来说，科研与教学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没有高质量、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教学质量是提不高的，如果只抓科研工作而忽视教学工作，那也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的意义。江隆基很好地处理了这两种关系。在安排好教学工作的情况下，着力抓科研工作，恢复了一些停止已久的科研项目，帮助一些教授改善实验条件，拨足经费，配备助手，建设有机、细胞、核物理、磁学等重点实验室。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教师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生有书读了，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有一个从北大刚调入兰大的教师叫叶开沅，他说：“想不到在西北这个地方，还有这样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这可能就是对当时江隆基领导的学校工作的真实评价。
事情就是这样，就这几项措施就把学校稳定下来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需要的要求。江隆基的几项措施正是符合了当时的要求。因为经过长期的运动，教师要教书，学生要学习，人心思定呀！抓着这点也就抓着了人心，学校的秩序也就恢复了。在这段实践的基础上，他写了着名的论教育“八条”。这是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概括，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经验总结。
当写到这里时，我不能不谈江隆基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直言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从北大调到兰大，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流放。原因是他在北大反右运动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有些教授虽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但并不反党，不应划右派；有些学生出于无知，作了一些错事，也不应划右派。更为严重的是，当陈伯达发表“为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而奋斗”文章时，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没有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怎能建筑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拿起电话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虽然口头客气，说“可以讨论嘛！”但心怀不满，而康生则直接得多，他说江隆基“思想僵化”，“严重右倾”。反右还未结束他就遭到了批判，并决定调离北大，到偏远的兰大任职。江隆基是个不屈服的人，他到兰大仍然带着不改过去的作风，实事求是、不畏权贵的思想处理问题。他常说一句话是“我是吃西北老百姓的粮食长大，应当好好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隆基在学校的治理上取得了成绩的话，那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人格的魅力。因为师生相信他是正派的人、无私的人、是一心努力办学的人。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江隆基的教育思想、政治修养和道德品质比较的话，前两者是第二位，道德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是最值得怀念的。
正当江隆基的教学改革取得一些成绩之际，1964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春节谈话，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认为当前的教育是拿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提倡“少而精”“开卷考试”。整个教育界又处于茫然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办了，学校工作只是靠惯力的推动缓慢前进。紧接着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教学改革工作彻底停止了。江隆基也屈死在这块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上。
历史的考验在飞速的前进，不久将迎来兰大百年校庆，回忆这些往事，既有责任的一面，也有希望的一面。希望兰大更加辉煌，出现更加耀眼的领导人，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更高的教学质量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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