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家公司希望以1000万元收购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但遭到郑卫宁的反对：“他们想用自己的团队，意味着我们要解散，这肯定不可能。”尽管合作不成功，但郑卫宁从中发现了网站设计和软件开发的业务。然而，这条看似一片光明的出路，却泼了郑卫宁一盆冷水。创业初期，郑卫宁跟客户洽谈业务时，对方一看到合作对象竟然是一群残疾人，大多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有时甚至是一种明显的鄙薄。
一次在出差北京洽谈业务时，郑卫宁刚抵达酒店，突然出现了尿血症状，吓得跟他一起出差的员工连忙背着他往医院跑。谁知，他们找了两三家医院，都没有医生敢为他注射自带的救命针剂。
看着逐渐失去知觉的郑卫宁，几近崩溃的员工在凌晨两点多拨通了深圳义工联的电话，让他们火速联系北京的义工，以便为郑卫宁用药。当义工护士在一个小时后匆匆赶到酒店时，郑卫宁已经两手冰凉面无血色。幸运的是，一针药剂几乎在最后一刻，把郑卫宁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搏命气质，后来逐渐成了残友的一种企业文化。比如，2007年残友向CMMI认证发起冲击。
CMMI类似于传统行业的ISO认证，代表着软件企业的开发品质和成熟程度，通过的等级越高，行业地位也就越权威。在当时深圳数百家软件开发公司中，只有十几家拥有这一资格，而其认证过程也极其困难。一款软件要抽取100个功能点进行考察，每个点由两三个员工共同完成，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就全盘皆输。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考察员工的能力之外，更要考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考试将全程保密，除了监测官外，没人知道是谁或者哪个环节出错，这给了对公司不满的人故意出错的机会。
尽管如此，郑卫宁仍然决定背水一战。当时他拿出残友几乎全部的现金流35万美元，报名参加了认证考试。随后在一次午饭时间，他在食堂将参与测试的人员组织起来，挥起拳头大声吼到：“公司是我们的家，有了认证才能过得更好，谁要是出了错，大家都会卷铺盖走人!”
郑卫宁的话直戳大家的痛点。在场的员工们先是一怔，缓过神来后开始纷纷表达决心。对于从小受到歧视的残疾人员工来说，最在意的并非经济利益，而是个人存在的价值。健全人失败了换份工作就可重新再来，而他们如果失败了，残友倒下了，就只能回到原先毫无意义的潦倒生活中。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测试，残友最终通过了CMMI五级认证，这使得残友不仅能为华为、中广核等大型集团提供软件外包服务，还获得了来自微软、IBM等全球巨头递来的橄榄枝。
更大的责任
获得权威认证的残友，在郑卫宁的低价策略下，很快占据了深圳大半的软件开发市场。而在残疾人群中，残友也成了一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这一度让郑卫宁非常头痛。残友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在前来投奔的残疾人中，很多没有软件技术的残疾人，并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反而会成为负担。但郑卫宁又狠不下心来拒绝：“抛弃他们就意味着推他们去死，你敢做么?”
怎么办?在201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郑卫宁在会场看到了中国电商教父马云。这种机会岂能错过?他主动上前和马云打招呼，并刻意聊起残疾人就业难，希望得到平台改变命运。然而，面对郑卫宁突如其来的“搭讪”，马云并没有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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