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旧嬗变的时代

时间:2015-06-17 05:48:51 

《重返五四现场(增补本):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往往偏见多于常识。曾有学者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常识。在我看来,于近代史研究,回归常识,就是颠覆常识,颠覆我们多年来对很多事件的错误认知。叶曙明先生《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则以最好的证据说明了“颠覆”的重要性。

叶曙明将五四运动爆发的因子上推到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和运动的“导火索”。梁启超作为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在戊戌之后,提出要好好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作为读了半辈子“孔孟老庄”的人,他也还只能是调和中西方的思想。

但梁启超的后辈们,则完全没有了这种顾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因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直言要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语言、戏曲入手,从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政治体制。“五四”那一段人,动辄大谈政治、文化,心中怀抱着理想的乌托邦,似乎只要把语言改成白话文、拉丁文甚至“爱斯不难度”(世界语),把三纲五常、孔家店推翻,引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可以见到中国未来的曙光。这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大家还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思想也充满着天真的一面。

五四运动其实也是在这种偏激的思想之下所发生。

五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但事实是,学生们激进的游行和请愿让北洋政府不断让步,最后,所谓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免,被逮捕的学生们也被放出。后来徐世昌辞职,也或多或少与五四运动有关。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五四时代’的北洋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与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没法比,但与它的前任相比,还是进了一大步”。(第254页)

五四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胡适等人逐渐认为,对于中国的问题,不可操之过急,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对此颇为反感,认为没有主义,则没有奋斗的目标。细究他们的言论,其实殊途同归,只是因为彼此太过急切,导致当年共同创办《新青年》的一干同人最后分道扬镳。

叶曙明在本书中,关于陈炯明的叙述不啻是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值得人们反思的。看得出,叶曙明对于陈炯明有着颇多的同情。陈炯明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完全被大家脸谱化了,仿佛只是那个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叛徒。但陈炯明其实是有理想,有信念,并付出了行动的人,陈炯明在广东搞地方自治,反对军治、党治,提倡民治,花大价钱兴办教育,并积极延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可以说,陈炯明是真正把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的人。但可惜的是,最终陈炯明失败了。“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

叶曙明虽然没有为我们点明,但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自戊戌以至陈炯明的失败,这20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过程,即从所谓的“中体西用”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全面反传统,在到最后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余英时先生曾说,“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也许这是“五四”那一代学人的困局,更值得我们现在人所常常反思与思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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