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大队，姓夏吗？不是，也许是，谁知道呢。名字叫大队吗？应该不是，听着也不像名字。他的这个称呼前，还常常被人加上一个限制语一“哑巴”。他哑吗？不一定，虽然他很少说话，但是叽里咕噜的好像会说话。为什么人们叫他哑巴夏大队呢？不知道。
哑巴夏大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
我很小的时候，暑假似乎显得无比漫长。倒不是像现在孩子一样又是补课又是兴趣班的，还有如山的暑假作业；我的“功课”就是母亲的各种指令。挑猪草了，煮猪食了，洗衣服了，忙做饭了，反正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当雀儿准备聚拢回巢，在门口桑树上叽叽喳喳的时候，我的晚饭——玉米粥也开始沸腾了。揭开锅盖，用钢筋锅盛上满满一锅，放在注满水的木盆里。等爸妈从田里回来，粥也凉了，好大口大口地敞开肚皮喝；水也热了，好供疲乏的大人洗澡。可等待的时间，却很煎熬。
看着霞光一点一点地往回缩，一寸一寸地往下挪，我焦躁得在家里坐不住。穿过邻居庭院，我总喜欢在大路边看来来往往的人。骑车的，走路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我期盼看见一个人，就是夏大队。只要他从我们生产队走过，我们小孩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有人把他拽停下来。
“夏大队，今晚哪儿放电影？”
“放电影放电影”，夏大队总是满脸堆笑，嘴里一个劲儿地叨咕“放电影”。
我一听立马就能判断出来，百分之百，今天我们公社是没有地方放电影的。因为，他没有说哪里放电影，没有这个限制语，说明夏大队没有得到信息，也说明，不会有放电影的事发生。
夏大队似乎永远也弄不清周围的地名：夏岔、黄柯、贾庄、孙庄什么的。在那时，放电影总是以大队为单位，轮流放映，多长时间一次呢，我们也说不清。隔三差五的，我们总能得到一些信息，哪儿哪儿放电影。近点的，十来里地，扛个大凳，一吆喝，一群半大的孩子一齐出发；远点的，早早就找个亲戚投奔过去，既联络感情，又可享受一顿文化晚餐。我的三姑距我家有三十多里路，我的印象里，每一次去作客，似乎都与电影有关。
童年的精神生活总是极其贫乏，看电影就是一顿精美的文化大餐。所以，那时的日子总是由看电影的日子和没电影看的日子组成。
对于电影，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似乎没必要选择，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让我不满意的电影。什么《铁道游击队》《女驸马》《苦菜花》《月亮湾的笑声》《卷席筒》《喜盈门》《小花》说起电影，我是如数家珍。因为我们的生活苍白得像一张白纸，惟有电影才能在单调的底色上涂抹出一丝生动的色彩与图案。不识字的父母很少会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讲些人生大道理，我们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许多都是从电影中获得的。电影一开场，人物一出现，我立马就能判断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要是看电影的人来晚了，中途才赶上场，只要随便问一下身边的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立马就可以融人剧情，进入角色，一点都不影响对情节的理解。
闭塞的生活，让我们这些孩子对电影的渴望都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犹如那些长年在戈壁滩生活的人对绿色的期盼，而夏大队就是绿色春天的使者。
夏大队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今天，夏岔大队放电影”。说这话的时候，夏大队手上通常还有个破书卷成的“话筒”，一边走，一边播报“今天，夏岔大队放电影”，似乎他是我们大队的文化宣传员。但是，夏大队所提供的信息还很模糊，因为夏岔大队有十个小队，具体哪个小队放电影，他爱莫能助，他的智力水平似乎仅限于此。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个信息已经弥足珍贵了，其余的就让我们自己去丰富。
得到消息的孩子，在马路上南南北北地飞奔，传递这喜人的快讯，惊得雀飞狗跳的，打招呼的都是相同的一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夏岔大队放电影！”如果哪个父母神通广大，不久，哪个小队放电影，放什么电影，是战斗片还是侦探片，这些信息经过汇总整合，基本上到吃好晚饭后，像疾风吹过村庄，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全部信息了。这一天，整个村庄都活泼了，连叽叽喳喳的麻雀也跟着欢快起来，比平时归巢晚了许多。
夏岔大队就是我们自己的大队，夏大队凡是提供“今天，夏岔大队放电影”，说明这个信息是百分之百准确的，也许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虽然他漆黑、污秽的脸让我揣度不出他的年龄，虽然他的衣服一年四季僵硬得发着油光，虽然他总是在腰间胡乱地扎个草绳，虽然他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就像个讨饭花子，但是，在我眼中的他既可亲又可爱，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甚至，我每天对他的挂牵，不亚于电影中那些卿卿我我的谈恋爱的男女，当然，这是羞于开口的。
当我在电影文化的滋养下，在村庄亲人的期盼下，我一步步走出那片挥洒了太多汗水的故乡。读书，求学，我一步步远离了家乡；结婚，生子，我与故乡渐行渐远。我抛开了童年，越过了少年、青年，越走越远。夏大队就像黑白胶片渐渐模糊在我的记忆底片中，一点一点淡去。
许多年后，我们直接坐在床头看电视，坐在电脑前海看电影，到处都有免费的文化大餐，放电影已经成了农村里红白喜事的点缀，似乎不放电影，七里八乡就没人知道你家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银幕下方，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或几十个人影，十有八九还都是自家人或自家亲戚，一点儿也没有我们当年浩浩荡荡去看电影，人挤人，人踏人的阵势。
夏大队，在不需要看电影的年岁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夏大队，没了！”母亲说。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姐姐说。
一次去母亲家，听到这样的说辞。我怔住了。
夏大队，有没有亲人，有没有家庭，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夏大队消失的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夏大队不会骑车，也没有钱款，我们只是每天看到他步履匆匆，神采飞扬，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那个村又到别的村。我见得最多的就是他从我们村南往村北走，脚板底下似乎永远有块烙铁，总是急切地拎着脚往前赶，加上大幅度摆动的身体，活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所以，我总弄不明白，这样的人，他能到哪里去呢？谁又要他干什么呢？谁又会对这样一个人感兴趣呢？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我发现村庄变得有些让我陌生。
村子的狗总是一只一只被人毒死，而且这样的惨剧并没有衰减的势头。微薄的收入让一些无知者无畏，哪怕毒狗的包子里含有剧毒氰化物，哪怕自己就会吃这狗肉。为了捉青蛙，哪怕踩烂了别人的庄稼；为了捉蛇剥皮，哪怕挖了别人家的祖坟。为了一点人民币，他们一哄而上。有时我都觉得我似乎并不认识，这些狰狞的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