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那年夏天，我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病菌侵入了我的中枢神经。刚开始，我吃东西时常常被噎住，继而吞咽发生困难，很快，我的颈部、双脚和右手就瘫痪了。
父母被告知我已无药可治，医生也不让他们在病房陪夜，他们便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密歇根州蓝镇的家中。那天晚上，父亲哭了，在母亲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流泪。但天一亮，他们依然打起精神，默默无语地驾车来到医院。
也就是那一夜，我发着高烧，毫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一位老护士把我放在浴缸里，用冰块给我降温，并寸步不离地陪我度过了最危险的48小时，直到我的高烧消退。疾病损坏了我身体的许多部位，我躺在床上，根本抬不起头。
医生告诉父亲，通过治疗，我右手和双脚的功能有可能恢复，但是将不得不戴着颈部支撑架度过余生，我也不得不去残疾儿童学校读书。
“不，我的女儿永远不会那样！”这是父亲对这种可怜的、不能自立的生活的回答。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高中，但却读了他能够找到的一切有关幼儿瘫痪方面的书。同时，他虚心向专家、医生和护士请教。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他女儿的肌肉能用人工方式进行锻炼，永久性的肌肉萎缩就不大可能发生。
出院时，我不能走路，而父亲不想让我像其他孩子那样坐轮椅，就抱着我走出了医院。
很快，我开始学钢琴。父亲坐在钢琴前，让我坐在他腿上，头靠着他的胸膛，又把我的双手放在琴键上。我的右手不听使唤，滑了下来。但父亲信心十足： “没关系，很快你就会弹得很好了。”
按摩医生泰勒每天上午来我家为我按摩肌肉，一位家庭教师则每天下午来为我补习功课——父亲一定要让我重返原来的学校。
每天，父亲要从单位回家几次，把我平放在琴凳上，把沙袋放在我的前额、右手和双腿上，强迫我抬头、提手和抬腿。因为颈部肌肉已经有些萎缩，我不得不努力锻炼，加强其他肌肉的力量加以弥补。邻居听到我锻炼时的哭喊声，认为父亲不近人情，因而对父亲不理不睬。
渐渐地，我能靠自己的力量抬头了，虽然还不太自如；我能走了，虽然还不太稳当；我能写了，虽然速度很慢；我甚至能用双手弹出几个音符了，虽然还串不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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