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把父亲丢弃了-亲情是恒久不变的情感!值得大家读一读。
母亲去牡丹江治病才两三天，父亲便叫我回去给他量血压。电话里说“感觉晕天晕地，像是血压又高了。”
想来父亲的高血压已有八九年的病史，是脑梗病落下的病根，着急上火血压就高。记得最高一次是高压210，别说我们做儿女的，就连医生也都吓坏了：“血压这么高，怎么还让老人家一个人来医院？”当时被医生训斥的那才叫无地自容。
接到父亲的电话不敢怠慢，放下手边的工作急忙往家赶。父亲的表情并无异常，和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埋头写着属于他自己的诗。
父亲退休前身体一直很好，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得过一次病，那是他在义顺乡考察期间得了阑尾炎，当时义顺乡到肇源的客车三天往返一次，父亲是急性阑尾炎发作，不可能等到三天以后再做手术的。
乡诊所只有一名医生，叫郑国有，此人胆大心细，当场决定在他家里为我父亲做阑尾切除手术。据郑国有后来回忆：“你父亲真是好样的，我征求他意见时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根本没考虑卫生条件什么的，你父亲相信我，我就更加小心要做好他的手术。结果手术真是很成功，七天也就好得差不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了。”
我家总是随父亲工作的调动而一搬再搬，几年城里几年乡下，无论是在哪里父亲总是步行上下班。在林业局工作期间，我家住在离县城八里远的苗圃，就是这样父亲还是早出晚归，靠一双脚板往返于单位与家之间。终于有一年，父亲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获得了一辆自行车的奖励。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当时对我家来说算是一个大事件了。
父亲认为自行车是奖励给他的，从不让我们动，总是说“公家的东西弄坏了要赔钱的。”我们在不满的情绪里还是为父亲高兴，因为，父亲不再步行上下班了，回家的时间也提前了许多。现在我依然在想，父亲平时不得病是不是和徒步上下班有关呢？
父亲一生从事过许多工作，当过公安，也做过部门领导，最值得他骄傲的是教书。父亲从绥化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渔场小学。那时的渔场小学只有父亲和刘希友两位老师，学生居住分散，父亲和刘希友经常会走家串户教书。父亲写的《哪里方便哪教书》这首诗就是当时两个人教书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曾经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自此，父亲成了《北方文学》为数不多的特约撰稿人之一。也就是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了大量的诗歌创作。退休后，父亲先后发表了《书评绝句百首》和《书评诗词选集》两本诗集。时至今日，父亲仍然每天坚持诗歌创作，时而还会在刊物上发表或在征文中获奖。有好诗脱手或有好句子产生，父亲还会读给我们听，我们也总是迎合着叫好，父亲看到我们说“写的好”或是说“写的真好”时，他就来了兴致，对你讲解好在哪里，就好像没看出我们是在迎合他的，反倒是写作的积极性越发高涨，写作的态度也越发的认真了。
这次母亲去牡丹江治病是大姐强行约去的，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家我自是有许多惦记。看到父亲泰然的样子，心也就放宽了许多。
“血压不高啊！”我量了父亲的血压说。
“是吗？不高就没事，你去上班吧，别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工作。”
父亲虽然退休了，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关心，因为父亲无论从事哪一个职业，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只知道上班，不知道顾家”。回想父亲退休时的场景，或多或少地让我感慨。父亲不是高官，自然也没有厚禄，我家更没有过门前若市的场面。父亲退休那天和正常下班一样，只是手里多了一摞书，一摞用绳子帮得齐整整的《求实》。父亲进屋后，轻轻地把那摞《求实》放在书桌上，然后拿出一支烟，坐在那盯着《求实》，一口一口地，认认真真的吸着烟，一句话也不说。看到父亲呆呆的样子感觉是出了事，可谁也不敢问，知道父亲把那只烟息完，把烟蒂按死在烟灰缸里，才轻轻地说了一句：“我退休了。”声音很轻很低，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父亲最柔弱也最清晰的话了。随后，父亲打破寂静笑笑说“老了，人家不要我了！”
我说不清父亲此时的心情，也无法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我默默地打开那摞《求实》，一共是十二本。随手翻开一本，上面不仅有父亲划过的道道，也有读后心得及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和建议。
这十二本《求实》是父亲在单位的全部或者是最重要的家当吗？就没有一点点别的？我在想……
……
看着父亲一个人坐在诺大的房间里，是孤寂还是清闲，我一时很难揣测父亲的心思。当我走出大门时，突然又想起父亲退休时说的那句“老了，人家不要我了”。我是不是把父亲丢弃了？或者说，父亲有了一种被丢弃的感觉了呢？
父亲，您真的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