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游精佑一样，律师李金星也从这3个女性身上看到了某些高度一致的东西，说法与前者异曲同工，他称她们为“新一代访民”—懂法守法，温和理性，持之以恒，一改过去苦大仇深、悲惨潦倒的形象。他总结，以前是“跪着求”，现在则是“斗争姿态”。
这源于她们最朴素的信念—法律应该惩恶扬善，而非颠倒黑白。因此是“要求”而非“祈求”国家承担责任，纠正她们认为的错案。
“后进者”朱玉珍身上正发生着这种变化。她总是以很体面的形象示人，衣服很旧，但干净、整洁。几个月以来，她都没有去公共场合静坐、举牌、拉横幅。
之后怎么打算？她脱口而出：“依靠律师”，“正常地申诉，哪个部门走不通我们就从哪个部门开始控告”。她语气坚决，“既然设定了法条那我们有法就要依，他违法那我就控告。”
女中的豪杰
“一开始我们是很软弱。”朱玉珍说。弟弟刚出事那会儿，她的第一反应是惹不起、忍着吧，“只要他们能高高手让我们过去就算了”。
真正的愤怒是从五弟弟都被抓走录口供开始的—谁都看得出来那个弟弟有智力障碍。她气得吐血，接连几天嗓子出不了声。“逼人太甚”，“就不太怕他们了，就要跟他们拼”。
她成功地帮访民朋友跟法院要过几次账—并不容易，但都成功了。
在分享与法官沟通的技巧时，她有点儿谦让推辞，追问之下，才缓缓道来：“这里边多少还是有点技巧。”
为去世的母亲维权的李宁对《人物》说，“朱大姐属于那种认死理……（讨债）这一段时间就会住在法院门口，或者是法院附近宾馆，早晨法官上班，她也跟着上班，法官下班，她也跟着下班”。
总体上，她感觉首都的法官比地方的，多少讲一些道理。“他们虽然有时候蛮横一点，但是做的某些事情还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在地方你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朱玉珍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你该不给他面子的时候就不给他面子，该给他面子的时候他们也需要赞美。”给不给面子的标准在于对方是否守法。“要明确地指出他违法的在什么地方，然后他知道你懂这些，他就会妥协。”对方如果按照法律办事，“可以赞美他一下……有时候明明是他们应该做”。
最近朱玉珍琢磨着再学点儿法律，因为跟法官交流下来，知识太不够用。不懂法，就争不过。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网页上有课程，她打电话过去问，4节课3000块钱，承受不起，改去旁听北京高校的公开讲座。
“至少我以后维权的时候，碰到法院他们这些人，我可以跟他们通过法条（争），你不懂法，跟他们就没办法去搬法条。”
念建兰、吴华英和朱玉珍都倾向于相信人们表达同情时常说的一句话—但凡你们家有一点点背景，这事都不会轮到你们头上。吴华英生生造了个成语，“择弱而冤”，“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太弱了”。这3个命运相似的人一致认定，制造错案的人挑中她们家而不是别人，并非偶然。这样的认知让她们逼自己强大起来。
“如果他（们）当时会算到吴昌龙家人会这么坚持的话，可能他（们）就不会选吴昌龙了。”吴华英说。
朱玉珍算是练出来了。访民朋友圈子里，她现在被公认为“既有决心又有能力”。王海兰是朱玉珍的安徽同乡，一道上访的朋友，言语中有对朱玉珍的敬佩，“她是一个女中的豪杰”，“她弟弟进去了，激发了她的潜力”。
为什么是姐姐
朱玉珍比这个最小的弟弟朱玉龙大20岁。父母忙着种庄稼，腾不出手，她一手带大了他。回忆那时，弟弟再哭闹，她都舍不得打。朱玉珍告诉《人物》记者，有人跟她说，她弟弟在刑警队被打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她愤怒到了极点。“这种恶他必须得到惩罚。”她咬牙切齿，迅速红了眼眶。
年轻时，她曾拆了自己唯一一件毛衣，浅绿色的，给弟弟打了条毛裤。穿在他身上，怎么看怎么喜欢。如今为他争取自由，她仍旧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拆了给他，“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弟弟这件事情搞明白”。
朱玉珍向服刑的弟弟隐瞒了自己离婚的消息，没瞒过一年。有人告诉狱中的朱玉龙，说你看你姐姐为你离婚了，日子都不过了。“知道我离婚以后急死了，打电话就非要让我过去。”那次见面中，弟弟哭着求她，说姐姐不告了，我认了。朱玉珍又伤心又愤怒，说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绝对不行。
唯一过意不去的是自己的3个孩子，大儿子因为家里没钱买房子，女朋友吹了。小儿子报名参军，因为小舅舅是“黑社会”，政审没通过。孩子倒是懂事，说我参军也是报效祖国，既然被拒之门外，也就不想了，去大城市打工赚钱。谈到孩子，朱玉珍卸下了所有的武装，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下来。
心里转不过来的时候，她曾跑到老家屋后，伸手去够树上的马蜂窝，给马蜂蜇。“身体那种痛啊，能盖到心里那个痛。”她说，“那种感觉很好。”
念建兰兄弟姐妹7人，她主动站出来挑了这个担子。4个哥哥都是肝病患者，其中两个已因肝癌去世，另外两个丧失了劳动能力。除了念建兰之外，念斌的另一个姐姐能做的，只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为弟弟祷告。
念建兰站出来的理由是，她单身，而哥哥姐姐有小家庭需要维护。以整个家族为单位计较得失，她认为牺牲自己是“尽可能把伤害降到最低”的方法。
在此之前，她在家里从不管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在省会福州拥有一份体面工作，周五下午经常提早下班，回到平潭县的父母家中。而弟弟念斌总是提前买好了她喜欢吃的海螺或螃蟹，骑着摩托车在车站等着载她回家，一家人欢度周末。
两个哥哥接连去世时，棺材就那么横在家中。念建兰自己明白，相信弟弟也明白，生命可贵。两位哥哥患病离世前，他也曾亲口承诺，会照顾他们的小孩。念建兰从始至终都不相信弟弟会为了一包烟，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
多年前一个傍晚，一家人围着吃晚饭，念斌从饭桌上被带走。回来时，父母成了两座坟。母亲因儿子入狱精神失常，去年春节去世。父亲在儿子被捕4个月后就郁郁而亡。离世前嘱咐女儿念建兰：“如果真是他做的，千刀万剐不为过，如果不是，倾家荡产也要救他，讨回清白。”说完睁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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