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市场与政府
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P：你和张维迎先生几乎每隔10年就有一次比较重要的学术争论进入公众视线，张维迎先生被视为“市场派”的代表，你和他共同认可的观念是什么，根本分歧到底在哪里？
L：对市场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共识。张维迎认为除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稳定外，政府的其他作用是有害的;我则认为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放手不管的休克疗法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危机不断已经被苏东的经验所证实。要推行务实的渐进双轨的转型则需要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来推动改革，没有政府的作用，自然不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样，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需要政府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使发展顺利进行。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P：在当下，政府的“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哪个问题更严峻？
L：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哪个问题更严重。如果认为“过”的问题更严重就只强调政府不应该发挥任何作用，那不马上就产生了“不及”的问题了吗？重要的是分析清楚我国的政府在哪些领域是“过”，哪些领域是“不及”，那些看似“过”的干预是不是真的是“过”？还是，在务实的双轨渐进的过程中为了维持稳定的“必要”措施。
如前所述，我国的改革一方面给改革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另一方面放开并因势利导民营三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但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从理想的、没有扭曲的理论模型中来看是“过”的干预──例如，对一些要素价格的行政抑制并以行政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可是，没有这些干预所形成的补贴，大型的国有企业就会倒闭，就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像苏联东欧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表现将会更糟。所以，有些看似“过”的干预，其实是在转型过程中“必要”的干预。
当然，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许多大型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当时，给予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但是，我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给予补贴，是锦上添花，所以，应该让各种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资源由市场配置。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许多市场无法解决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仍然需要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不能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要起决定性作用，就忘了政府也要发挥好的作用。
过去这36年我国是唯一避免了系统金融经济危机并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而且，存在于我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些腐败、收入分配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在其他采取休克疗法的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并且比我国还严重。这个比较说明我国政府在转型期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是对的，但是，即使我国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完善，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各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也会不时以新的形式涌现，政府的有为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必须随之而改变和完善。
自由派的学者没有真正弄清楚苏联体制失败的原因
P：你曾提出制度改革要审时度势。如何理解“审时度势”，谁来审时度势？有一种观点认为你在新农村运动、国企改革等讨论时，回避了“本质问题”，也就是制度变革。
L：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如何审时度势，如何逐渐退出“过”的干预，以及如何避免“不及”之过，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学者能提供分析和建议，最后的决定只能由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来进行。改革开放这36年来我国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高速的增长，是对传统的制度不断进行合适的改革的结果。当然，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就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必须不断进行改革。人类尚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达到不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只是一种制度模式的延续的“历史的终结”。
认为我回避了“制度变革”的学者，实际上是以理想模式下的制度作为准绳来看我对改革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以国企改革为例，多数学者根据现有的主流理论，认为国企的问题是国有产权造成的，所以，主张全盘私有化。可是，实际上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资本密集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是这些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但是，为了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又不能让其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对进行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以后企业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苏联东欧改革以后，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银行、欧洲复兴银行和国际学术界有许多细致的经验研究证明，苏联东欧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实际得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还多，效率还低。
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0年出版）一书中，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我是主张私有化的，对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统一起来，效率会提高。对于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我国资本不断积累，这些产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从缺乏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时，我主张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公平的市场上竞争，由企业的绩效来反映经营者是否尽心尽责，是否没有发生危害所有者利益的道德风险的行为，并以此来决定经营者的升迁和报酬，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激励相容。因为，从理论分析上，大型的企业不管国有或私有，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无法先验地断定哪种公司治理或所有制会更好，否则，也不会出现世界上几家经营最好的航空公司像新加坡航空和阿联酋航空都是国营，以及国有的法国雷诺汽车收购濒临破产的私有的日本日产汽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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