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木图余下的几天，我们搬到了哈萨克人卡拉（Kara）家。她在住宿网站Airbnb上说，她家是阿拉木图郊区的“一个农庄”，还放了一张面朝山谷的图片。她开着一辆有些旧的三厢斯巴鲁来接我们。阿拉木图的夜晚，我们从城区一直往南开，直到开上了一条两边都是宽阔农场的高速公路，远处一片黑暗，只有零星的灯光，似乎进入了无人之地。“我在美国加州生活了20多年。我相信，你们会发觉我的房子有点特别。”她说。在空旷的公路上又行驶了好一阵子，拐进一条崎岖的小径，农场到了。她拉开铁门。半公顷的农场，确切地说，应该叫杂草未除的一片被围合起来的野地，出现于眼前。沿着唯一被打理出来的车道驶入，她的“农庄”到了。这是一栋自建的两层楼的美式房子，一层有开放的露台可以歇凉，客厅大得有点荒凉，沙发、餐桌仅仅占据了小小的角落。房子旁边开辟出巴掌大小一块地，种植了一些葡萄与小西红柿，她美其名曰“有机农作物”；有时，一些阿拉木图的外籍企业员工会通过互联网找来她这里购买。阿拉木图身为中亚第一大城市，人口也仅有160万。但卡拉仍强烈地感到，这几年，“这座城市在扩张，扩张，总有一天，会向我扑来”。她4年前用几万美元买下地，价值已翻了两番。“农庄”周围住着好些在能源企业工作的人，也来这里买地盖房；她对面的那一片树林，被一位“从未露过面”的俄罗斯人买下。“阿拉木图市区的房价已经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即使不再是首都，它仍然在扩张。”卡拉说。
卡拉的父亲是阿拉木图大学的教授，研究哈萨克历史，母亲是红十字会的医生。但她却隐居在阿拉木图的南郊，与她的建筑工人男友住在一起。她的知识分子父母反对这段恋情，更不用说谈婚论嫁，但她独自的生活经历让她坚信，这个工人阶级男孩就是她的最佳伴侣。多年在洛杉矶生活，婚姻结束回到故乡后，她曾试图重新融入哈萨克斯坦，但她没有料到，这个过程比她想象的艰难。“在买下那片地修建我自己的房子的过程中，我与当地的工程队发生了无休无止的纠纷和摩擦，这也是我一直没清除荒草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人。”结束了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一家石油公司的合同，她回到阿拉木图，教英语。“阿拉木图对英语教师的需求非常大。欧美是富裕阶层子女留学的主要目的地，经济状况普通一些的人很多去中国学习工程技术。”她每天早晨去市区离火车站不远的商业楼里上课，顺道捎我们进城。她指给我看路边大片大片的农场，“这些农场很多被乌兹别克人租下来经营。哈萨克当地人不愿意也做不了这样的事儿。”她说，“我有时希望更多的勤奋精进的外来者来到哈萨克斯坦。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国土，相当于中国的1/4，而人口不足1800万，还不及北京。但在劳动、意识与遵守契约方面，哈萨克人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现代。”对于涌入哈萨克斯坦开采资源或承建工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公司（许多分布在哈萨克西部），她没有太多敌意。“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我们向来不算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国家和地区。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构成冲击，让哈萨克人看一看，自己是如何落后了。”不久前，她接待了一位从格鲁吉亚旅行过来的香港游客。“他在香港有一家投资公司，主要由儿子打理。他一边旅行一边在寻找投资机会。但我建议他，在这里赚钱并不如想象的容易，要谨慎。”
阿拉木图的最后一晚，我们应邀去哈萨克女孩艾尔米拉家吃饭。从武汉大学工程学系毕业后，她回到阿拉木图，开办了一个中文培训和留学的公司。第一年，她送了40多位哈萨克留学生来中国。她的新公寓在阿拉木图的东边，椭圆形的现代感十足的新大厦高高耸立在老街区旁。她的妈妈已经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主菜牛肉手抓面是哈萨克最传统的菜，用做面的牛肉熬出特别鲜浓黏稠的汤。她的妈妈一直做皮鞋生意，从乌鲁木齐或者温州进货，与中国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系。她的父亲在苏联时代长大，那时学校里开设了德语课，青年时代，他常去德国旅行。阿拉木图作为丝绸之路上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要道，我所遇到的人无一不与周边的世界通过留学或商贸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但印迹最重的还是俄罗斯——每一个哈萨克斯坦人都说两种语言，哈萨克语和俄语。日常生活中，哈萨克人仍然保留着他们草原民族的淳朴好客。席间，艾尔米拉和她的父母基本没有动过筷子，母亲不断地给我们盛汤、添茶。她用一只铜壶把沏好的茶倒进碗里，再加上牛奶递给我们；据说，每逢家庭聚会，她要给亲朋好友们沏上六大壶这样的茶，才够应付饭后六七个小时的长谈。艾尔米拉给我们准备了一只大苹果，阿拉木图特产苹果，“阿拉木图”之名就得名于此。艾尔米拉送我们出门时，我问她，她的父母为什么不动筷子。她说，哈萨克人待客以厚礼，主客之间经常要推来让去很长时间，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主人饭间陪聊，等客人走后再吃饭的习惯。这是阿拉木图留给我的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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