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这样一个深居盆地的农村家庭，其家庭成员的行动疆界也是很辽阔的。年近七旬的大舅曾经在苏联时期去东德服过兵役，霍多莫夫的母亲也曾应邀去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做过医学方面的交流。席间，他们谈论着今年的农作物收成，还有要防止被雨水淋坏的胡萝卜。霍多莫夫建议我们，尽早去参观他家的院子，以免赶上夜间停电。院子很深，十几头牛很宽松地居住在棚子里，到了冬天，它们已经不怎么出去溜达了。老母亲告诉我，春夏会让小孩子和年轻人带着牛去山谷遛遛，但它们圈养于此的时间比草原上的牛要多。牛棚的一侧是两个蔬菜暖棚；在院子后面，他们还有一片农田，种植棉花。这个小院落本身，便是游牧社会与绿洲农业社会的结合了。刚回到房内，果然停电了。大舅一摁脑袋上的帽子，竟然有个小灯泡，射出了电筒似的光。功率不小的应急灯立即点上，足够照亮屋子。离开的时候，下雨了。我发现，屋檐下摆出了几个铁桶，是用来接雨水的。这些迹象都向我暗示，费尔干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源供应，处于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
霍多莫夫一家都是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一样，属于费尔干纳地区的主体民族。这里的民族非常丰富与多样，据说在巴扎里，一次简单的交易就会涉及好几个民族的人。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无法深入。近代以来，费尔干纳地区生活着几十个民族。但直到“十月革命”时期，这些民族之间的界限依然不是十分清晰。当时经常被提及的是在绿洲定居的萨尔特人、高山游牧的布鲁特人和处于山前地带的半牧半农的克普恰克人。这些人为争夺耕地、绿洲、草场、水源，不断爆发部族与民族冲突。“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并根据这一识别的民族分布情况，组建了中亚的民族加盟共和国。在历史上，整个费尔干纳盆地一直都是一个整体，不断的战争和商道带动的人口流动，形成了这里的多民族聚居。苏联建立在民族识别基础上的人为疆界划分，导致了盆地的破碎。这些政区成为中亚各独立主权国家的国界后，情况变得愈发严峻，尤其是那些飞地，更成为匪徒们自如出没的理想通道。2000年，“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得以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带进行武装骚乱，都是充分利用了三国交界地带的复杂地理形势。更何况，中亚南部与阿富汗接壤，中亚西南和西部分别与中东、外高加索及俄罗斯的车臣等地区相邻，东部与我国新疆交界，有多个同源民族跨国而居。“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适性，在中亚的心脏地带，遭遇了很大的困境与悖论。中亚地带的游牧文化与通道性质，似乎决定了它的边境线在历史上长久的、持续的不稳定和变动不居。直到18世纪初，乌兹别克明格部首领才在费尔干纳建立起浩罕政权，而这个政权最初只是半独立于布哈拉的领地，在清朝统一新疆时，还一度臣服于清王朝。19世纪初，它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盆地之外的塔什干及锡尔河右岸，成为与布哈拉、希瓦相鼎足的乌兹别克三大汗国之一。19世纪下半叶，沙俄侵入中亚，布哈拉与希瓦先后投降沙俄，而浩罕民众抵抗最为顽强。沙俄最终完全灭掉该国，建立直属突厥斯坦总督府的费尔干纳州。而民族国家不过是个苏联时代才引入的年轻的舶来品。霍多莫夫就并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他告诉我：“我不认为要对民族做出刻意的区分来，我也从未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属于主体民族或别的人属于少数民族。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来到这里，世世代代生活于此，这就够了。”
在费尔干纳博物馆，我看到了一张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照片：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古城库瓦（Kuva）佛庙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尊佛像。这尊巨大的三眼佛陀在照片上还未被完全挖掘出来，刚从土堆里露出一个头。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湿婆的形象。查阅库瓦的图片和资料，发现库瓦寺庙出土的面目狰狞的佛教护法神头像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有头戴颅骨状帽子、面孔愤怒的女神，还有龇牙咧嘴、鼻头圆凸、蹙眉怒目的男神。它的冲击力在于，这是我在中亚这一行中所见的唯一的佛像。自阿拉伯人的征服给中亚带来伊斯兰文明后，佛教的踪迹几乎就在征服的战争与捣毁圣像的过程中被抹得干净。但费尔干纳境内曾存在过的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文化，在库瓦仍有所保留。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艺术，明显呈现出印度艺术同当地艺术的融合。库瓦的佛像表明，印度佛教艺术的晚期支流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而另一次读到佛像遗迹在中亚国家的存在，是一位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官的游记。他在阿拉木图野外的伊犁河边，在突兀的石崖上，看到了三尊佛像，“个个体态丰满，颇有神采，线条十分清晰”。实际上，早在中世纪前，各种宗教都曾在中亚得到传播。8世纪之前，今天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多信奉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及崇拜精灵的原始宗教。而7～8世纪，佛教曾经在中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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