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藏族博士的藏族社会观(2)

时间:2015-09-29 15:50:21 

虽身为农奴,但作为家中的男人,格勒依旧被寄予厚望的。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男人的出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参与械斗,家族和家族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血腥的战争。格勒的家乡旧时被称为“西康”,那里的男子以英俊魁伟的体貌和英武之气著称,是声名赫赫的“康巴汉子”。因作战英勇,便能在本村或本族之间获得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尊敬。其实这都算不上是什么出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获得尊敬,年纪轻轻就因械斗而死——这也是格勒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原因。

另一条更现实的出路,便是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学经,成为喇嘛。这几乎是所有农奴家庭对儿子的最高期望。

“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读书。对于读书好处的理解很简单,她觉得你多认识一个字,以后就在地狱里少受苦,运气好还能当喇嘛。”所以,母亲梅朵拉措把当时才4岁的格勒送到了白理寺,交了粮食报了名。但因为年纪尚小,喇嘛让他等到7岁再去。

梅朵拉措仍没放弃,她说服主人,让格勒跟着给贵族家经堂工作的喇嘛学习,格勒给喇嘛当杂役干活、伺候他以换取学习机会。贵族家门上有个洞,太阳照到洞里,就到了上课时间。季节在变,太阳也不常有,上课是否迟到由喇嘛说了算,如果迟到就是一顿揍。上课的课具是一块木板,将灶灰撒上去,用树枝在上面写刚学的字母,给喇嘛看,觉得可以,擦掉,继续写。

就这样读了近一年,收获是学到了30个藏文基本字母,以及各种顺手抄起的树枝、烛台等物体抽打身体留下的印记。

这期间,解放军来了,住在贵族家楼下。格勒并不知道这是进藏部队。但通过他们,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第一次吃到馒头,他惊讶于“以前都是吃豌豆糌粑,第一次吃馒头,觉得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啃馒头时听到的有关电灯、汽车、电话的描述以及产生的向往,全部定格到具象的馒头这个物体上。以至于格勒回想过往重要的时间节点,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不那么白的馒头。

直到1956年,格勒的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格勒生平第一次可以睡在床上,第一次盖上了被子。同年,新政府在当地县城办了一所小学——绒坝岔小学。对读书这件事有着坚定不移信念的梅朵拉措听说这个消息,拉着格勒,第一个到这所小学报了名。

在县城的课堂,黑板和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用来教县城的孩子,一半教乡下的,只有一个老师教。一边在用“人民”造句,一边在学人民的“人”。一方面是师资依然不够,另一方面这样让底子差的学习汉语更快。

让格勒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县城,此后除了探亲,便没有太多机会回到那个有着农奴印记的家。从西南民族大学到中国社科院再到中山大学读博士生,跟着去北京工作、去成都当“博导”,是格勒此后的人生轨迹。

“妈妈不是觉悟高,她就是个文盲,只是看到有地方读书,就把我送了过去。”格勒说,到了学校,老师问:小孩多大年纪?她说不知道;哪一年生的?她说,那一年下雪。老师说:年年都下雪啊!

“就这样的一个母亲,偏执地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格勒说,“只不过差别在于,母亲认为能改变的是下辈子的命运,而我因为读书,后来知道了,命运从现在就可以改变。”

复杂的成长经历,使格勒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藏社会的现实与困境。

按照格勒后来的调查,宗教和寺庙既是西藏农奴社会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超过11万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5万亩、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6万多人。

“西藏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态保持了1000多年,政治上的最高利益是宗教。而法律、经济、文化、艺术都为宗教服务——画唐卡是为了信仰,学习是为了当喇嘛,也是为了信仰。”格勒说,“很长时期以来,西藏社会的价值标准都以宗教为核心。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也是要看是否利于宗教和信仰。”

“神秘”想象

1986年,格勒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直到2011年,他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下来,25年来主持了多项调查和研究。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校的博士生导师,讲授民族学和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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