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另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各自与其伙伴和盟友之间战略关系的缔造，已经逐渐出现了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在经济领域，尽管依旧存在广泛和错综复杂的多边经济、贸易依赖，但另一方面，与过去10年、20年相比，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互相联系但又有忽明忽暗的竞争，尤其是战略、政治竞争，而边界又较模糊的经济阵营，这种可能性有所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换言之，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双轨化的局面？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中曾经提出，中国在地区层面的安全和政治框架，与它的全球战略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由于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安全、经济纠结，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活动空间受到了制约。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时殷弘：中美之间的政经双轨化局面，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两国在经济、贸易、金融和人文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并日益增进；同时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对立，也变得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刻、更显著。就目前的趋势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显著的国际政治影响，战略竞争的因素正在更多地渗透到经济领域，美国的“再平衡”正在由政治和安全层面向经济层面延伸。例如从经济和投资上针对中国这一策略，最早是由已故的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提出，经过数年的谋划，最终演变为TPP。而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令美国抱有极大战略担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美方参与很少，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至于中国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内在矛盾，在于中国在战略上，包括在领土、海权等重大问题上，同多个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希望在亚洲乃至全球扩展外交影响，树立“合作共赢”的形象，这是一对重要的内在矛盾。沈大伟所指的正是这一问题，我的看法和他接近。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日本在此次TPP协定达成后，安倍晋三首先一反常态地宣称：“如果中国未来加入TPP，将有助于我国的安全及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认为他的表态意图何在？
时殷弘：对日本领导人来说，TPP甚至可以称为“百年大计”。能否通过日美经贸关系的强化、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改善本国的处境，能否在亚太这一区域获取重振日本经济的外部条件，都系于TPP一身。因此在谈判过程中，东京不惜做出重大让步，以促成协定的最终缔结。
在这一背景下，安倍主动放出“期待中国加入TPP”的风声，与其说是反常，不如说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政治策略。它显示：在通过“新安保法案”完成了日本安保体制的全面重构、达成了至关重要的安全目标之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重振十分低迷的日本经济上。而扩大日中贸易、推动两国企业的双边投资，无疑是这项复兴事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北京传达积极信号，安倍的表态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除去姿态以外，安倍的言论实际价值并不大。TPP的门槛定得如此之高，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在短期内加入设置了障碍。日本毕竟不是TPP的实际主导者；真正掌握决定权的美国，显然是在把这项协定作为对华战略的重要布局，不可能过早吸纳中国加入。利用一种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倡议，来向中国政府传达重视日中经贸关系的态度，对安倍来说是一种取巧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你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将“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设定为21世纪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四种可能路径，并倡导通过“搭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那么在20年之后，你认为那篇文章中有哪些结论是需要修正或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考量的？
时殷弘：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随着中国权势总量尤其是经济体量的增长，过去一些可能的对外战略路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例如“超越”（Transcendence），目前已经很难找到运作空间；类似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一类的尝试，也更多是着眼于中国本身的权势需要。在中国的对外战略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有为，同时与美国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大，和周边国家则存在广泛的海洋权益争端的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自助”（Self-help），即立足于强化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同时联合其他具有相同安全关切的国家，将成为政策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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