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求法道路的畅通，部分也要归于盛唐时期对于西域的大力经营：显庆三年（658），唐灭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迁址至龟兹，自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唐代边防体制从府兵轮番镇戍，逐渐转变成长期军镇驻防，军镇官僚以及其家属，不少成为热心的佛教信徒与寺庙供养人，他们与途经的西域异民族商人一起，支持起了这条横贯东西的佛教信仰带。不仅如此，唐代经营安西四镇，也着手建立了一些官寺，包括龟兹大云寺、龙兴寺，于阗开元寺等，在其治理中心龟兹，还特地设立了掌管佛教事务的僧官“四镇都统”。20世纪初，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库车曾发现了一批汉译佛教名典，诸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生动地展示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内地兴盛后，反哺西域，进行信仰传播的盛况。
尽管如此，无论海上丝路还是陆地丝路，西行求法仍旧是风险颇高的苦旅：在敦煌文书P.3931号写本中，存有关于印僧东来的牒言与游记，往来丝路弘法的艰辛与苦楚，可见一斑：“登雪岭，万里冰山，晓夜岂辞于凉山之列，千重沙漠，春秋不惮于暑寒之苦。”在义净所撰写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主体部分所记录的56位僧人中：不知所终者7人，终老印度者16人，只有5人回到中国；中途未能成行返回者2人，赴印度途中死亡者16人；到印度不久即死亡者5人，回国途中死亡者5人，此种磨难与险情，在今日很难通过这些简单的文字得以理解。
在此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终止了唐代在西域的经营，强大的吐蕃在9世纪初占领了全部河西之地，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最终断绝。经过“安史之乱”，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原本驻屯西域各地的重兵，被陆续调回内地勤王，吐蕃借机大肆扩张，北庭（吉木萨尔县）与西州（吐鲁番）首当其冲，唐军亦只能求助于回鹘汗国，从而使得后者逐渐在8世纪和9世纪之交，将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库车）、鄯善（若羌）等地区纳入自己统治范围。此时丝路交通的断绝与西域唐廷势力的削弱，不但使得西域佛教寺庙的供养失去
祆教与摩尼教：光明的信徒
在位于小雁塔旁侧的西安博物院地下展厅中，有一件珍贵的石椁文物，西安文保所考古队专家杨军凯告诉我们，它来自2003年在西安未央区井上村东出土的一座大型北周时代墓葬，墓主人是北周凉州萨保史君，根据铭文记载，史君出身粟特史国（Kish），入华后为凉州聚落首领——萨保，卒于579年。
经过清理后，我们能够看到其表面镌刻着彩绘犹存、丰富详尽的浮雕图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W1号图案中，描绘了一座形体宏伟、拥有背光的神祇，在莲座上弘教说法，左侧与下方，分别有供养人夫妇、信众、动物等，神像有发髻、胡须，右肩袒露。法国敦煌学研究大家魏义天认为，这幅画表现的是摩尼教主神摩尼在主持史君夫妇的忏悔仪式，日本汉学家吉田豊也持此观点，认为史君曾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经贸行商，有在其地皈依了摩尼教的可能。
然而，在石椁东壁描绘史君夫妇的丧葬和升天仪式的画面中，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杨军凯告诉我们，在画面上，史君夫妇带着驼队和代表家产的各种动物，行走在祆教中死者灵魂必经的筛选之桥“钦瓦特桥”上，桥头燃烧着帮助灵魂越过黑暗的圣火。在天空中，是粟特人崇拜的主神——风神，旗下是琐罗亚斯德宗教中代替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审视人间的女神妲厄娜，在接引跪在面前的史君夫妇。最终，墓主人夫妇在伎乐天神的陪伴中，乘坐有翼天马前往天国，而在石椁正面，是两道石扉构成的石门，两侧有对称的窗户，上面刻画着伎乐人物，下方则是琐罗亚斯德宗教中半人半鸟的斯洛沙神，守护着火坛。这段形象生动的死者灵魂净化升天之旅，与琐罗亚斯德宗教文献中的记载非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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