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中学沿袭双轨制，划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公立学校包括综合中学、现代中学和文法学校。其中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是英国最古老的一种中学，它为由GCSE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入学者提供学术性课程，其中的大多数学生都准备升入大学，在公立学校中地位超然。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 School）则以完成义务教育为目的，入学者大部分是社会下层子女，学校为学生提供所谓“走向生活的准备”，年限也较文法学校少两年，16岁即直接就业。而像BBC纪录片的录制地博航特中学这样的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School）正是为消除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壁垒的产物，它是目前公立学校的主流，在校生占英国中学生总人数的85%左右，招收一切适龄儿童。在低年级阶段，所有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都是一致的，共同学习一般的文化科目。但到了高年级，就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组：有的侧重学术与科学课程，日后将参加公共考试，进入大学深造；有的则侧重工艺与技术培训，准备离校后就业。
与公立学校相对的是私立学校，目前英国有3000多所，习惯上称为“独立学校”（Independent School），可以招收国际学生。私立学校的教学和招生自成一体，水平也明显高于公立学校，但高收费就把大部分孩子隔离在外，全英仅有7%的中学生可以进入。公学则是私立学校体系中的佼佼者，仅有上百所，通常来说历史更悠久，收费更高昂，多为寄宿制学校，通常实行男女分校。
即使在最宽泛的定义下，在公学就读的学生也只占全英中学生的1%，但这一体系堪称精英的摇篮。英国学者戴维·博伊德（David Boyd）曾这么定义精英：“精英群体应具备以下一些特征：职位高；比例小；社会地位高；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群体意识和集体凝聚力；排外而不自封；乐于和敢于承担责任；有道德责任感；拥有各种权利。”公学毕业生显然符合。据统计，全英只有1%的学生可以进入剑桥、牛津大学，而公学的顶尖大学入学率却可以过半。英国从1721年第一任首相至20世纪80年代的50位首相中，有33位曾就读于九大公学，占总数的67.3%。仅以伊顿公学为例，1/8的国会议员、1/3的内阁大臣、伦敦大公司1/3的董事皆为该校校友。尽管公学制度因强化阶级分化而饱受抨击，但客观来看，也是由于这一精英阶层的稳定性——其内部没有那么急切的上升欲望，精英的生产才能够从容不迫地向着更加精细化方向运转。
关于公学精英培养的成效，惠灵顿公爵曾在打败拿破仑之后说过一句名言——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虽然这话有点胜利者自鸣得意的夸张，但是1974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接待来访的《英国传记》作者布鲁斯·查特温时对此做了遥远的回应。马尔罗谈及当时西方文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时说，当务之急是对人的改造，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里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认为，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了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而公学则是绅士的产生机制。
为什么英国公学持续培养出了一个绅士阶层？这要回溯到它的起源。公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2年的第一所公学——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它是在欧洲黑死病肆虐的背景下创立的，旨在提供一所供70名贫困学生、牧师学习神学、教法和民法的学校，为教会培养圣职人员。它与其他地方性文法学校的区别是：面向贫民子弟，面向全国招生——这也是“公学”之名的由来。直到18世纪下半叶，公学因声望上升、资源紧缺，才由免费教育变异为贵族学校。因显著的基督教背景，培养基督教绅士是公学一以贯之的目标。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在他的《教育漫话》中系统阐释了基督教绅士的培养方法，也奠定了近代英美教育思想的基石。洛克将培养青年绅士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他所设想的绅士需要事业家的知识，合乎其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为了这一目的，绅士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而且必须集德行、智慧、礼仪及学问于一身。在一系列训练中，洛克认为健全的体魄最重要，其次是德行，知识则没那么重要。他的观点对公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洛克在开篇就谈及体育的重要性：“人生幸福有一个简短而充分的描述：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对于公学的影响极大，体育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成为“没有列入课表的必修课”，而体育项目的数量、层级、成绩也让公学和公立学校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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