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Spotlight）拿最佳影片奖也许有些争议，但是拿最佳原创剧本是实至名归，对于一个真实事件改编，涉及宗教、政治、人性、理想、现实诸多角度，而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拿来长篇大论借题发挥的题材，《聚焦》的编剧把凡夫俗子、影评人能够想到的几乎所有角度都细腻、巧妙却又克制地融入到了两个小时的剧本当中。这是一件比“小确幸”难不少，也更唯美的事。
故事是这样的：2001年，《波士顿环球报》来了一位新主编，于是在人事变动、行业变革、新闻敏感以及个人兴趣的综合作用下，负责深入调查的“聚焦”编辑组决定调查一个天主教神父娈童案，他们从一个猥亵了上百个儿童的神父顺藤摸瓜发现这是个“系统性”以及“体制性”的案件。系统性是说神父娈童是个有普遍性的现象级状况，而非局限于波士顿一地或单个神父的个体性行为——专注于涉案神父及其受害者心理健康问题的专家指出约有6%的天主教神父有猥亵行为，而教廷及整个天主教宗教系统对此心知肚明；“体制性”是说地方宗教首脑了解并有计划地掩盖真相并以调任为手段庇护此种罪行，使猥亵者和施暴者免于法律或宗教的处罚或制裁。施暴者名单从一个上升到两三个、13个，又上升到90个，从资料调查中甄别出了87个，最终从资深业内律师处确认出70个，然后，此事件的深度调查得以披露。现实，如同影片末尾字幕描述的，几十年中，波士顿有249名神父曾不同程度猥亵儿童。
我所赞叹的是剧本写作之细腻而不失流畅，正义而不失公允，真实而不失现实，点到为止却又能鞭挞心灵，面面俱到却又不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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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于调查记者，《聚焦》成功地起到了让人们对记者这个职业肃然起敬的效果，可贵的是没有借助太多升华或者渲染加工过的情节。
为了让观众感觉到真实性，影片大量采用了顺叙和白描手法，摄影机常常追踪着记者孤单的背影和独自伏案的空旷。观众随着记者们一路沉迷下去，从最初的试探调查看看，到中间屡屡发现事态严重的惊讶与愤怒交加，到后期如拔草非要拔到根、挤痘痘非要挤到出血的欲罢不能，到最后正视了结局、直面了首恶的始与终。
这是一部忠于真实的影片，演员们没有去自由发挥创作，而是跟随着原型记者团队生活了几个月。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演的团队“教练”，自然而然地重现了原型人物“罗比”（Robby）戴着老花镜两个手指敲键盘的样子，访谈中反复确认重要事实的反应，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迈克·雷赞德斯（Mike Rezendes）多动症似的小动作和波士顿口音，如果你看到了演员与原型团队的合照，你会惊讶，拍照时瑞秋·麦克亚当斯（Rachel McAdams）与原型萨沙·菲佛（SachaPfeiffer）气质之契合，列维·施瑞博尔（Liev Schreiber）与原型马蒂·巴伦（Marty Baron）表情之神似。这是一种心怀敬意的表演，对于几位处于演技爆发，正能够独挑大梁时期的演员，也需要对价值的认可，对自我的克制。
我反对把任何职业赋予高低贵贱，尤其是拔高到崇高的地位，但是心里是有一把尺子的：如果一份职业，要做好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么它是高于其他的；如果一份职业，注定倾其所有还是要忍受困顿和质疑，那么它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一份职业需要强烈的非确定性天赋和创造性，那么它是值得保护的；如果一份职业，你不知道能否赖以谋求平稳富足，却需要时刻面对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拷问、挖掘甚至折磨，那么它是需要维护甚至同情的。要做好这些行当，需要比努力和学习多一点点，但这些，对于社会来说，是光的方向。记者，无论现实中如何鱼龙混杂，虚与委蛇，仍然是属于这个类别的行当。
几个记者中，迈克不按常理出牌，匪气十足，却也坚持不懈，激情爆棚，萨沙充满女性的温柔、理解和坚定，马特·卡罗尔（Matt Carroll）长于从细枝末节的零散资料中发现线索，而教练罗比，负责在事情进展的关节点中另辟蹊径，把握方向，打破壁垒。整个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的团队之上，还需要小布拉德利（Ben Bradlee，Jr.）和总编马蒂这样，或通情达理，或人情练达，或坚毅不摧的人，来披荆斩棘、保驾护航，铲除后顾之忧。如此万事俱备，才能够产出这样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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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聚焦》出色地刻画了三位律师，米切尔（Mitchell Garabedian）、埃里克（Eric Macleish）、吉姆（Jim Sullivan）。剧本里的这些律师角色是很出彩的，矛盾丰富，个性鲜明。他们的出现与所做的选择层次分明地呈现在观者眼前，居然都不同程度地闪烁着正义之光。米切尔是一位亚美尼亚族人，身为律师，他却以乖僻、难相处著称，当然，更以专注于帮助神父娈童案受害者闻名。影片中，他金句无数，比如说那句，“如果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那么虐待一个孩子，也是一个村庄的共谋”。并且他说，“你知道，波士顿，某种程度上还是个村庄”。
他就是现实中那种显得不合时宜、百般别扭的人，身为律师，不能谈笑风生，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不专注于赚钱、上电视、从政，却还整天忙得要死，层层叠叠的文件塞在敞口的斜跨公文包里，邋邋遢遢地穿过十字路口，哪里有大律师的威风凛凛。在与迈克相熟后的早餐中，他说：“你工作很拼啊，你结婚了吗？你太太不抱怨你工作太多吗？就是嘛，所以我就不结婚，我没时间，我做的事情太重要了。听说你们报社新来的主编是个犹太人，所以说嘛，所有人忽然开始关心天主教会的事了。我是个亚美尼亚族，你知道，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外来者’才能改变一二。”他在法院外的长凳上给迈克传授获得案件关键卷宗的窍门，解释某些法律文件虽然是公开的，但是教会能让它们“消失”，他严肃地说：“我不是疯了，不是受迫害妄想症，我是有经验。”这让人想到很多人权律师的困境，想到周星驰那句著名的“做清官，要比贪官更坏才行”，图生悲凉。
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位“不善言辞”的律师，在报道刊发前夜，迈克深夜提前给他送去样刊的时候，很克制地说：“多谢带过来给我，我现在得见几个客户。”辗转半晌，说出一句“keep doing your work”（继续干你干的事儿）。他还是很忙，送迈克出去时，他正要去见新的客户，两个被猥亵的孩子，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不近人情、刻板乖僻的老律师换上了孩童的语调，冲着两个孩子抑扬顿挫九曲十八弯而热情洋溢地说声“Hello！”正如我不由自主地对着来推销饼干的童子军小孩子表演的语调。
对于埃里克和吉姆，影片又采取了另一个层次的刻画方式。埃里克是个如鱼得水类型的律师，帅气、周到、富有幽默感，在调查的开始，他非常配合，长袖善舞，在攻坚阶段，限于保密协定，无法再提供信息，换上了公事公办、无能为力的面孔。然而，当罗比意识到这是个涉及近90个神父，于是强力施压，威胁要改写关于律师助纣为虐的报道时，埃里克克制地爆发了，他说：“我早就给你们发过一份名单了。”8年前另一起举众哗然的神父娈童案后，埃里克就曾经求助过媒体，他给《波士顿环球报》发了一份20名涉案神父的名单，因为没有媒体关注，他无法挑战这些神父，然而最终这件鼓足勇气的义举没有引起重视，《波士顿环球报》忽略了这个信息，一切石沉大海。
几个月以后，萨沙（Sacha）在存档中发现了当年依据埃里克提供的线索发表的短小报道，显然，当年没有激起多少波澜，时过境迁，埃里克已经圆滑得难以哄骗、难以打动。这样的变迁，是不是听起来如无数热血青年归于沉寂般耳熟能详？然而，最终，埃里克还是在第二天早上把他曾经负责调解的相关神父名单发给了编辑部。当萨沙向罗比报告这件事时，罗比顿了一顿，说：“哦，就这样吗？”萨沙说：“就这样啊。晚安。”
吉姆代表着保守的力量，你却很难给他贴个坏人的标签。他是罗比多年的好朋友，罗比似乎从来没有为工作运用过这层私人关系，但为此案试探了他很多次。吉姆坚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个人信仰，然而每一次层次是不一样的，有着微妙的差别。第一次，两个人打高尔夫球中含蓄地试探，如同民国时代的文明麻将。罗比问：“你是不是替教会庭外调解了很多娈童案？”吉姆说：“你知道我不能说。”而这之前，吉姆说：“你们的新主编，看起来是个靠谱的（smart）家伙，听说没结过婚？不是离婚的？哦，那也就是说，是个从没结过婚，不喜欢棒球的犹太人。”是的，这就是所谓美国土著“识别”外来人的标准。之后吉姆说：“你们这个主编，来几年就走了，他不会真心在意这个城市，而你，土生土长，无处可去，我作为朋友，不希望你为他挡子弹。”第二次，是在天主教会的慈善活动上，罗比再次刺探，吉姆换了一种说法，他说：“我无法说什么，但你看看这些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为这个城市这个社区做出了很多贡献，你就享受这个盛会吧。”第三次，罗比等了很久，为了最后的确认，冒着被别的报社抢先报道的风险拖了几个星期，等到圣诞节的时候，私人拜访吉姆家，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他在门廊上与吉姆的太太寒暄，走进圣诞灯饰掩映着的客厅，冒着彻底毁灭这段友谊的风险，对吉姆进行了“道德绑架”，让他确认有娈童罪行的神父的最终名单。吉姆把他赶出了自己家。是的，罗比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报道，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去要挟自己的朋友，然而他做了。他被赶了出去。这时，积雪的波士顿小街上，吉姆追了出来，他没有多说什么，要过了那份罗比让他确认的名单，要了笔，圈出了名单上所有的人名。
影片没有说吉姆后来有没有被取消律师资格，有没有为自己“背叛”教会以及那么多在教会旗帜下无私奉献的普通人而痛责自己，无法自拔，有没有为自己的背书付出被社区与教会诟病排挤的代价。他是个在模糊的是非节点上做出了选择的“正派”的普通人，在老友以友谊和正义为赌注的压力下，他重新选择。他痛骂了罗比，说：“你们当初干吗去了，现在我无权披露涉案神父名单，你来质问我，指责我，你凭什么？你早干什么去了？”是的，没有人有资格去道德绑架，哪怕是指责。
在《聚焦》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平凡与突破之间并不那么清晰的界限和需要一点冲动去成全的“正确”。这就是现实。然而，在存活与自私的天性之下，战争中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参军，为所谓的民族和国家牺牲？为什么有人在面对暴政或逆境中坚守原则和信念而不惜赴死？为什么有助人为乐救死扶伤的人在瞬间的生死抉择中奋不顾身地“利他”？
因为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此刻”的选择。哪怕信守教条一生，也可能有一刻，为另一种善念逡巡动摇。
律师的职业道德是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商业道德是为律所或者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生存底线是保护自己不被取消律师执照，而人性的底线是什么？是不做一些事或者做一些事。有的人，以殉道者的姿态为正义奋斗一生，更多的人，在夹缝中权衡了，也挣扎了一生。很多很多的律师在职业生涯中，选择了在个人能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道义，保护弱者，并在某些时刻，向媒体求助，向公众披露，为受害者斗争。
人潮如蚁。人类往往是这样在无法穷尽的平庸与妥协之中闪烁出一点光芒。人性中善的闪光，往往就是那么一刻的选择。如同一对相对生厌的夫妇，在分道扬镳那一刻回想起曾经相遇的美好——如果没有这些美好，人类何以有勇气生存下去？如果是你，是我，面对这样一个做过无数善良的事情，然而也作恶的人，如何自处，实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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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是以“聚焦”团队的记者们为主体拍摄的，然而从受害人的角度，《聚焦》剧本同样体现了令人敬佩的丰富性。
所谓受害者、幸存者，也是有很多层次的。相当一部分人，律师说，他们只是想要一点承认而已，只要上级神父来安慰一下，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很遗憾，如此而已他们就满意了。这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秋菊反复说：“我就是想要个说法。”这是一层本能的需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想要人知道，我不是疯了，不是无理取闹，不是贪得无厌，我想让人知道，我承受了这样不公的对待，经历了这样悲惨的遭遇。然后，神父以上帝之名来到，对他们说，看在教会为社区做出如此之多善事的分上，能不能保持缄默？你知道，那个坏神父，只是诸善之中的一颗坏苹果，难道你要因此对抗教廷，质疑圣母吗？这些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们的妈妈，面对上帝的使者，面对高高在上却那么和蔼可亲的权威，端出一盘自家烤制刚出炉的饼干，唯唯诺诺地想，神父说的有道理。
于是，很多的受害者，保持了很多年的沉默，开始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告诉他们令人敬爱的神父引诱他们是件罪行。他们也许可以求助家庭，现实是很多受害者正是因为出身于支离破碎的家庭，脆弱不堪才成为那些神父的猎物，他们无力保护自己。多年以后，他们长大，他们中有些因为这样的经历人生走入歧途，一败涂地，花上了正常人千百倍的力气才勉强在普通人面前装出个正常人的面孔，背后是千疮百孔的伤痕，如同帕特里克（Patrick）手臂上不曾示人的密布的疤痕。在唯一的一次面对媒体之后，帕特里克说：“你可以使用我的原名，只要你能逮到那些畜生。”他后来再没有正面出现在影片中，在编辑部为发表报道的策略争论的时期，一个呼啸而过的镜头中，帕特里克在街边公园里面无表情地推着他1岁的孩子荡秋千。最终，很多人消失在困顿与堕落之中，很多人却步放弃了，因为诉讼很贵，补偿很少，因为知道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代价却是把自己遭受到的悲惨和污秽公开来给公众赏玩，而公众，是个喜怒无常智慧有限健忘非常的所在。
很多人，他们同样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他们伪装成没有过往的平凡人，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选择了彻底沉默。他们一切如常地转校、换城市，逃离、娶妻生子，过着平淡无奇却也并无太多抱怨的生活——这些是万幸的个体，但是当被问及时，他们会痛苦、会崩溃、会爆发，他们泣不成声、无法自已，然后倾诉、合作。我们最起码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他们的人生，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如同那个接受采访前紧张到吃了两个蛋糕的同性恋小胖子，他说：“你知道吗？他跟我玩脱衣扑克，他看得出来我是同性恋，那时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现在清醒戒瘾了，但是所有事情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有些人”，遇到其他的受害者，如同片中的菲（Phil Saviano），带着神经质的气质，组织起一个幸存者互助协会，不断给报社写信，坚持不懈地想要把这些摧毁别人人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恶棍们绳之以法——不拘什么法。悲哀的是，现实中，我们常把这种人看成蠢蛋和疯子，以至于，他们自己往往也越来越多疑，因而散发着绝望的气息。当“聚焦”编辑部因“9·11”爆发不得不暂缓神父娈童案报道的时候，菲尔无法克制地爆发了，说：“你们就是在敷衍，你们要抛弃我们了，就像你们5年前做的一样。”连温柔的萨沙都无奈地并举胡萝卜和大棒，说：“我们在这儿，是因为我们在乎，但是随你便吧，哪怕我们所有工作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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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般克制的百忙当中，编剧和导演并没有忘记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
最终，在面对不公、罪恶与噩运时，普通人能够做什么呢？悲哀的是，普罗大众们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宗教，无论描绘得如何神圣，其中利己主义的成分是无法逃避的。在当年的波士顿，尤其在穷人之中，教会如同希望之光，传统是无法挑战的信念，而人们想要的，不过是贫苦枯燥的生活中那一点对于永生美好的向往——如此卑微淳朴的念想，你难道忍心摧毁吗？摧毁之后，你难道不会陷入同样绵延的痛苦吗？
于是，人们怀抱着坚定的信念进行着自我审查，报社管档案的妇人们、法院管卷宗的大叔、记者的祖母、受害者的兄弟姐妹朋友、不愿意给神父戴手铐的警察们，无论我们称之为愚昧还是官僚主义还是平庸的善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虔诚地进行着自我审视，也同时监督并质疑着周遭非我族类的言行，某些人，甚至可以让法院卷宗消失不见。官僚系统的自我审查，个人宗教的自我审查，以及社区群体认知的自我审查，层层交叠起来构成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让那些所谓想要挺身而出匡扶正义的拳手时时如同在痛击云朵。这就是普通人和这个平庸的世界。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在依据自己有限的智识和经历构建着世界的样貌，却没有几个人可以被推到极致，面临道德最终的拷问，面临两难的处境而不分崩离析溃不成军。
所以，无需多言，何妨谦卑。
《聚焦》这部影片，仍然留给了我们希望。哪怕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事情足够重要，如果我们的质疑足够坚定，尤其是，如果我们质疑的声音足够大，人们，总会动容。最低限度，也许只是涉案的受害者得到安慰，但总归最后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改变了，动摇了，怀疑了，思考了。如果一件事，说了很多次，有一次，说得透彻了，说得人尽皆知了，我们会看到连最坚定的保守者也会重新组织自己的辩词。
说了这么多，有这么多的角度可写是剧本创作者的幸运。然而，报道改变了现实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有些人会说，在那249个被公开指控娈童的神父或神职人员中，没有哪个真正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连纵容猥亵恶行的波士顿主教也只不过明升暗降地被调去了罗马，这篇报道除了搅起一时喧哗，还有什么用处？是的，这个报道，这部电影，肯定没有一揽子地解决任何问题，然而，我们知道了，人们看到了，这便是不同。如果像《聚焦》中所记述的，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往往长久蛰伏而瞬间迸发的善良，总归不枉此一番周折。
文 张峿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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