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

时间:2016-12-05 09:56:57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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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老舍之子舒乙

主流的隔阂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底老舍回国,很快他就因话剧《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中国文学界,对老舍的实际评价如何?

舒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来对老舍的评价并不高。评价最高的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党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鲁迅在世时候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他去世后,毛泽东又不断提升他的地位。周恩来后来又在重庆说,我们还有两个“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解放后,老舍虽然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但在当时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关于老舍内容的只有三行。鲁迅一个人好几章,郭沫若和茅盾都单独成一章。

老舍是一个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印量也很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在我党正统的评价系统中,排名确实不高。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首先是理论上的不同。老舍曾经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虽然创作量很大,但本职还是教书。他教的一门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一门理论课,讲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他说,文学与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奴隶,应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文学,是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政治,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老舍看来,文学特性是感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自己去思考。而政治,是告诉你要走什么路,不会关心是否被感动。

所以老舍的文学理论和毛主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认为是政治第一、内容第一,后来最多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性统一,但是思想性肯定放在前面。而老舍恰好相反,认为艺术性第一这才叫文学。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情节都是和当时正统政策、观念相违背。比如,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角色,他们都是好人。但当时政治认为,旧巡警是旧社会的专政工具。“文革”时期还划出“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巡警就是其中之一,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须沟》,一共三幕戏。第一幕还在旧社会,有个巡警来收“卫生捐”。他是当差的,执行命令。他想掩护这几个穷人,帮“二嘎子”介绍工作,帮穷人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幕,解放后政府为大家修沟,原先的巡警成了派出所副所长。领导看了之后说:“老舍先生您胡闹,巡警都是反动派,您怎么让他在解放后当龙须沟派出所副所长呢?这是违反政策的,不可以留任。”老舍先生却说:“不对。他是好人,可以留下来的。你不让他当正所长,当副所长总可以吧?”

排演的时候,到了第三幕还是换了一个新警察,是我党的一个干部。不管舞台上怎么演,老舍还是坚持出了一个文学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老舍的文学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从小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邻居都是穷人。他同情老百姓,知道如何判断人,而不是按照“理论”、“政策”去分析。上面改他的剧本,他内心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例子,老舍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股破坏力量。老舍这种看法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他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就做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看到了“五四”以后学生运动的破坏性,见过把老师吊起来打,把书烧掉。在这一点,他和胡适一派是一样的。同情学生运动,但是反对罢课,反对不学知识,反对暴力。然而学生运动后来发展到“文革”,越来越极端化,红卫兵也是学生运动,他自己也被殴打凌辱,导致了他的死亡。

1944年,由周总理提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老舍组织了一次活动——“老舍先生45岁及从事写作20周年纪念”。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发言很婉转,说看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书,嬉笑怒骂,看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认可。也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对老舍形成压力?

舒乙:老舍回国很晚。第一次文代会都开过了,文联主席是郭沫若,作协主席是茅盾,没有他的事儿,就先补选他当文联的理事。同时补选理事的还有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因为那时西南刚刚解放。到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和作家代表大会,正式要再选举几位副主席。原来两位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丁玲、冯雪峰和巴金肯定要选上,再选一个就是老舍。一共6个副主席。但是解放区作家很有意见,不给老舍投票,认为他对革命没有贡献,是个“摘桃派”——“我们都革命成功了,他回来了怎么就当副主席?”

老舍想不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们说:“抗战时期,咱是文协的‘主席’,现在怎么连副主席都不能当?”抗战时候文协是唯一全国性的文化组织,而且在各地设有分会,延安也有分会,丁玲就是延安分会的负责人。而现在老舍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都被解放区作家反对,他不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无论从文学理念还是实际处境,他与主流环境是有很大隔阂的。

新时代的“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写文章说,回国后他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表示毛主席给了他艺术新生命。老舍对“讲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舒乙:有一次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和老舍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聊天。他当时在北大教《红楼梦》。吴先生说,你爸爸说我有才气,但经常批评我懒,写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我告诉你,我最好的作品是日记,每天都写,几十年没有间断,但是不能发表,里面有大量的隐私,大量的实话。其中就有关于老舍的。

吴组缃先生告诉我,还是在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张光年、何其芳到重庆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老舍和吴组缃都听了。后来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俩一起跑防空洞。就在防空洞里,吴组缃问老舍对“讲话”怎么看。老舍回答说:“路太窄,只写工农兵。”当时老舍就是有看法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非常喜欢新社会,喜欢共产党,他的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于是又重新学习“讲话”,进而产生认同感。其实,他对“讲话”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作家不该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所以他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吴组缃日记里的那些内容。

但老舍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局限性,他写文章对某些领域进行了突破。比如他提倡写悲剧,说法还很吓人——“社会主义也有悲剧”。这在当时是足以打成“右派”的言论。老舍认为,悲剧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形式。他自己写了大量悲剧,最优秀的作品都是悲剧,这是他一直倡导的。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与老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解放后作品很少,也没有写出精品。老舍却相反。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功劳是让文艺走向人民。在解放前,“讲话”的精神就是两句话: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当时还没有提人民,但它的方向是为人民的。

遗憾的是,解放后文艺服务的“主体”却没有变,依旧片面强调“工农兵”,这就排斥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等阶层。于是巴金、冰心等很多老作家就无法写出作品了。

因为他们既不是工农兵,还必须要写工农兵。只有一个办法——“体验生活”。其结果就是“隔靴搔痒”。解放后,很多老作家拿不动这支笔了。他刚想写,马上意识到:我是小资产阶级,写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才华没有变,但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他们内心害怕,“我得改造啊,我得脱裤子割尾巴,我得检讨啊”。

于是,两种文学题材就一下子没落了: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散文。诗歌和散文都是描写个人情感的,是抒情的。作家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怎么抒情,抒发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看不到周作人、朱自清那样的散文了。

巴金、冰心都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了。而且还有几位大作家带头不写,如茅盾、叶圣陶,专门教育其他作家怎么写,自己不写。郭沫若写了几部话剧,但比起解放前的剧也是差很多。

这里面只出来一个人,就是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别人看他像怪物。但他觉得自己是穷人,跟执政党是一头的,用不着“改造思想”。劳动人民都是咱邻居,我根本用不着体验生活,就知道他们想什么。龙须沟他只去了半天,那些人脑子里都装着呢。于是,他在新社会一下子迸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严格说,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文艺现象并不准确的,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却很合适。过去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比较富裕,穷人没有资格读书。在北京,即使公立学校也要交上几元钱的保证金,所以作家一般都是有钱人的后代。如果老舍没有遇到善人刘寿绵——他资助老舍去读私塾——那么老舍就在街上卖花生米了,或者在商店里当学徒。在他成为作家后,他写了大量底层穷人的形象。

老舍在解放后活了不到17年。在这段时间,他一共写了40个剧本。其中,大部分作废,没有上演,上演的有16部,平均一年一部,还有两部长篇小说。质量上,我认为《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都是精品。解放后有两个“文艺的春天”。一个是在解放初,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老舍创作了《方珍珠》和《龙须沟》。还有就是1956~1957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写出了话剧《茶馆》。这是他创作的高潮期。《正红旗下》写于1961~1962年,是一本家传体小说,8万多字,才写到主人公1岁,没写完,太可惜了。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正式发表,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又是一个鸿篇巨著的开头”。现在也算他的代表作。

在解放后的作家中,老舍是劳动模范。1956年开过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老舍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位劳模。

三联生活周刊:他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

舒乙:老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优点,都是缺点,但是有一个优点可以自傲,就是勤劳。他每天写,没有一天落空。每天上午写作,雷打不动,节假日、过年也是如此,所以能够积少成多。他写作很慢,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每天3000字;最慢的时候1000字。但是如果每天保持1000字,一年就是30多万字,是一个长篇小说了。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上午不来找他,下午他再出去开会、会客、办公、看节目等等。最后积攒起来的,一辈子写了1000多万字。他坚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修改了自己此前的作品,老舍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舒乙:周扬曾找巴金、曹禺和老舍谈话,说想出版你们三人的代表作,但是必须修改。因为你们是在解放前写的,现在已经解放了,书里还是老观念,要变成共产党的观念再出版。巴金修改《家》,600多页改了500多页。曹禺把《雷雨》改得惨不忍睹,主角成了鲁大海,变成了革命题材。

到了老舍这儿,周扬说你的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也要改。老舍问怎么改,周扬说你要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成“国旗”。老舍一听就生气了。他回答周扬:你每天要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法,但我写的就是历史,沦陷的北平老百姓,盼着国民政府的元首回来,他肯定说,我盼着蒋委员长回来,他绝不会说,我盼着蒋介石回来。当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为什么不能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后来的事儿啊。当时,政府就是这个国旗,连延安都得打这个。周扬突然说了一句狠话:你不改,不准出!

后来我整理他的手稿,发现《四世同堂》100章,只改了十几章,而且改的全是标点符号和个别的字,如规范“的、地、得”的使用。内容一个字没改。最后他找周扬说,我改不下去了,我给你写新的。

老舍的意思是,不给我出版以前的小说,那就拉倒,我还会写新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创作《龙须沟》了。所以,很长时期内《四世同堂》都没有出版,解放后的人,甚至中文系的学生都不知道老舍有这部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话剧《龙须沟》为什么会为老舍带来巨大的荣誉?

舒乙:《龙须沟》作品出来后,周恩来最高兴。他要求周扬写文章表扬老舍。解放区作家心里不平衡,周恩来说,解放军入城后,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但是这个新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我们就要一天到晚上课,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学习党史,学习政治、发社论、搞讲演、办学习班。突然出来一个老舍,写了个《龙须沟》,这部话剧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新政府和旧政府是不一样的,一下子帮我们解释清楚了。他说,新政权需要巩固,就需要有舆论去支持它,老舍帮了大忙,必须要表扬,所以北京市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龙须沟》演遍全国,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拿到的是焦菊隐先生的演出本,里面台词都被焦先生改成了北京土话,各地剧团都不懂,演起来就莫名其妙。但毕竟影响面很大,老舍很高兴,他始终把那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挂在自己书桌前头。

周恩来还把《龙须沟》带进了怀仁堂。那是1951年底,主席进城三年了还没看过话剧。周总理说,我介绍你看一个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焦菊隐先生导演、老舍写的《龙须沟》。那天老舍把我们所有孩子都带去中南海了,恰好周总理就坐在我前面,主席坐在另一边。表演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把老舍引荐到主席面前。

毛主席也很器重老舍。他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每次都让老舍参加。老舍开会回来,在家里面原原本本传达主席讲话,包括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老舍为配合政治宣传所写的大量作品?

舒乙:解放后,老舍写了很多配合政治的戏,而且多半都是周总理出题的,不免图解政治。最突出的就是《春华秋实》,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运动搞了一年多,政策始终在变,政府也在摸索怎么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恨不得全部打倒,每个都是贪污犯、每个人都偷工减料,后来慢慢修正,又利用又改造。老舍就惨了,他跟着政策的变化不断修改剧本,一共改了10稿,50多万字。我们找出来这个戏的手稿有一尺厚,每一次差不多都是推倒重写。

老舍确实是共产党的热情支持者、新社会的拥护者,积极配合政府做宣传,但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上演的十几出剧目中,真正立得住的也就是三四部,比如《龙须沟》、《茶馆》、《女店员》,大量的都被历史淘汰了。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不趋时、不太结合政治的作品。因为政治价值是短暂的,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比如《茶馆》就没有写革命,但很感人。他没有讲非得革命不可,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绝对要不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80年代,《茶馆》被带到欧洲巡演,引起轰动。于是之带队谢幕,多达30多次,根本下不了台。《茶馆》回到了话剧的老家,引发了一场中国话剧风暴。报纸评论说,现实主义又回来了。话剧在中国100年,有两大扛鼎之作,解放前的是《雷雨》,解放后的是《茶馆》。当然这是在老舍死后才获得的评价。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中国作家群体中,你认为老舍还有哪些特殊性?

舒乙:因为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历,老舍还倡导歌剧。他认为国外最高的艺术形式有三项:芭蕾舞、交响乐和歌剧。歌剧远在话剧之上,可是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写完话剧之后,居然还写了三部歌剧,但一个也没演过。

他另一个特殊之处,便是大力倡导曲艺。他自己写相声、大鼓、单弦、快板、河南坠子。所有形式的曲艺他都会写,很多作品现在还在流传。这在作家当中是很少见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也倡导曲艺,所以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还有就是提倡少数民族文学,他自己是满族,曾经到过新疆、内蒙古去和少数民族作家座谈,倡导给他们写剧本。

老舍之死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老舍先生的最后几年是怎样的心态?

舒乙:1960年,北京市要拔白旗,本来把老舍也列进去批斗,材料都完成了排版,但后来还是被彭真和周恩来给保护下来。

最后两三年,他非常苦恼。毛主席提出来批判文联和作协,认为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他是文联、作协的领导,压力也很大。毛主席提出要把“钢琴赶到乡下去”,所有的作家、文艺家包括唱歌剧的、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都要到农村去。老舍突然对领导说:“带上我。我有用,咱们上哪个村,住下来,我就能写快板,马上就可以唱出来。”领导说不行,你没有资格。

他后来很惨,自己一个人背着铺盖卷下农村,去了两个北京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子。还是想写少数民族解放后翻身的故事。1965年他写了很长的一个访日散文。居然退稿,没有地方发。这时候,阳翰笙、陈荒煤、夏衍已经开始被批判了,这些都是他的党内好友,也是他的领导。他觉得非常悲哀。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你认为老舍先生自杀身死,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挨打,受到了屈辱。他有文人气节,宁折不弯,不愿苟活。这是导致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他内心长期积累的压抑与苦闷。他觉得自己没有出路。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先生自杀后,你们家庭有没有受到冲击?

舒乙:对家庭影响太大了,我们四处分离,下乡的下乡,挨斗的挨斗。妈妈在北京一个人过,很惨。后来政府把老舍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手稿抄走。但是我们留了个心眼,把《正红旗下》手稿偷出来了,各处转移。藏在亲戚家,藏在煤堆里、烟囱里,终于保护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对老舍之死的定性是什么?

舒乙:北京市文联给了我一个书面文字说“舒舍予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的人是不可以保留骨灰的,所以老舍没有骨灰。火葬场的两个小姑娘告诉我,全国政协常委中第一个不能保留骨灰的就是他。后来为他安放骨灰时,在骨灰盒内放了他的眼镜、毛笔、钢笔及他钟爱的茉莉花瓣。我后来又设计了一个坟墓,将他和妈妈合葬。

1970年前后,苏联翻译出版了老舍的小说《猫城记》,而且很快成为畅销书。然而《猫城记》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是反动作品。当时中苏对立,国内报纸马上“鞭尸”,给他戴上“反共”的帽子。批判文章的编者按说:“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拥护的,凡是我们拥护的就是敌人反对的。”所以老舍肯定是个反动文人。

后来,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他顾问委员会中有三名作家也来了。我参与了这次接待。这时我才了解,当时苏联翻译出版《猫城记》完全是出于文学价值,和政治没有关系。《猫城记》这本书,最近几年才有了单行本,很多出版社不敢印。

三联生活周刊:被抄走的东西都还回来了吗?

舒乙:90%还回了,拿走的时候有清单。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损失,但是量不大。老舍、胡絜青夫妇收藏了很多大家的名画。仅齐白石的精品,他们就有80幅。最精品的画我们都捐给了中国作协,包括他出题齐白石画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我打算明年春节,为他们二位办一次藏画展,应该会引起轰动。

老舍自己收藏了很多名伶画的扇面,一共163把。许多著名京剧演员都会画画,四大名旦的,他们前辈金少山的扇面,他都有。有些扇面就是道具。比如,梅兰芳先生唱《晴雯撕扇》,这是一出折子戏。梅先生自己画一个牡丹扇面,在台上表演时,撕掉扔在地下。散戏后,他的琴师把它捡回来送给老舍。老舍专门做了锦盒,一个盒子放十把。这些扇子后来找不回来了,清单只是写着“扇子一捆163把”,不知所终。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之死对周恩来有没有触动?

舒乙:周恩来是老舍党内最好的朋友。老舍死后,他非常伤心。1966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遇到了王昆仑。王昆仑是排名最后的北京市副市长,他前面都被打倒了。他向王昆仑打听老舍之死的情况,让他晚上进中南海专门汇报。当时周总理是想自己调查老舍的死因。

后来周总理病重,住在北海边上的306医院。他的医疗组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她的丈夫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那一年的8月24日,刘湘屏陪总理在北海散步。周总理突然盯着湖水问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刘湘屏想了半天说不知道。总理说:“今天是老舍的忌日。”又问她:“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她说有所耳闻,但不太清楚。周总理突然说:“我知道,我讲给你听!”

这段对话是刘湘屏的女儿刘晓沁告诉我的。她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后来王铁成主演的电影《周恩来》中,把这个情节拍了进去。

老舍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为老舍平反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舒乙:“文革”后,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出了一个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做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

随后,在八宝山为老舍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那是1978年5月,正好赶上了作家协会的主席团在北京开扩大会议,“文革”后作家们第一次聚首。有300多名作家出席了骨灰安放。有的作家还没有被“解放”。比如艾青,他没法参加,就叫别人带一个字条,贴在礼堂大门上,上面写着“追悼会就是庆祝会”。巴金写了一篇著名文章《纪念老舍同志》收在《随想录》中,他在文章中说:老舍同志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保护他,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那天邓颖超是第一位来的。他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我是代表恩来来的,他生前无数次地悼念老舍,为老舍的去世非常伤心。我想如果他活着,他肯定第一个来。”

从老舍开始,文艺界开始获得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平反后,他的文学地位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舒乙:冯牧曾对我说过文艺政策修正的经过。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要召开文代会。由周扬先起草报告。周扬组织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林默涵一起写,每人起草一章,他来总提调。报告上交后,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就是安排五人起草小组列席会议。周扬的报告,方向基本还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胡乔木率先反对,建议把“为政治”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改为“文艺为人民”。当时会上反对胡乔木的意见比较多,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咱们文艺的总方针,用了几十年了,不可以变更。最后,是邓小平坚持:“按乔木同志意见办!”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这和党修正文艺政策分不开。在这个背景下,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大幅提高,因为他写的是人民,他写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令人感动的文学性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老舍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民性也有了重新定位。

舒乙:新千年的时候,几大出版社联合起来,计划推出“百年百部”文学丛书。在20世纪100年中,选出100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几十位文学评论家、学者投票。第一名是鲁迅,有四部进入;第二名就是老舍,有三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剩下七个人各自进去两部,包括巴金、冰心、汪曾祺。其余91人,都是一人一部。所有作品中,有80多部是解放前的,解放后的只有十几部,而且以改革开放后的为主,之前30年的作品只有《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几部。在这个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到老舍作品地位的提升速度。

现在《老舍全集》是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般“全集”主要是为了彰显作家的成就,收录了作者的次品,甚至错误的作品。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老舍全集》是可以再版的,而且再版后很快又卖完了。现在市场上居然找不到。这也说明了他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

老舍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等形式也是最多,这方面他是冠军。因为他的文学艺术性强,可供改编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大。他被改编的作品已经超过20部了。涵盖各个品类,电影、电视剧,还有各种戏曲:京剧、曲剧、歌剧、舞剧全有。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过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老舍的评价,你认为比较准确的是哪一条?

舒乙: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为法文版《四世同堂》作序。序言里说:“我的老师是一个中国人,叫老舍。”他很崇拜老舍,第一,《四世同堂》使法国人想起了“二战”中沦陷的巴黎。第二,他说老舍的价值在于替上亿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话。的确,老舍笔下刻画了大量下层民众,他们承受着困难,心里有话要说,是老舍帮他们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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