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搬迁或者不搬迁的讨论，了解一座城市动物园的价值更加重要。
城中之园
想象一群鸳鸯，正在从东北飞往江南的迁徙途中。当经过北京上空，被劳累和饥饿折磨，忽然发现钢筋水泥中出现一片开阔的树林，以及一连串大小不一的水面。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补充体力，还有同类在呼朋引伴。迁徙路途漫漫，前方凶险难料，有的鸳鸯落下来便不走了。
这群鸳鸯看到的正是北京动物园。随着城市发展，尽管它的面积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城市中间占地86公顷的一片园林。最大的一块水面叫水禽湖，人工养着环颈鸭、赤麻鸭、斑头雁、鹈鹕等20多种水鸟。假如在清晨7点半钟刚刚开园时进来，还能看到各种雁鸭在人行甬道上漫步，有时候也能撞见“母亲”带着“孩子”整齐列队前行。每一年，都有像鸳鸯一样的野生鸟类在这里安家和繁衍，为此饲养员也会多准备出一些颗粒饲料。初听上去不能理解，观鸟爱好者方瑞卿告诉我，他常常会将想入门的朋友带来观鸟。“这里鸟的种类多，水禽的体形也大，适合练习单筒望远镜的使用。”不过一旦入了门，水禽湖便不再适合了。“它们都和游客亲近，失去鸟本应具有的警觉，也就少了观鸟的乐趣。”
少年时代的张劲硕在水禽湖畔度过了很多时光。他现在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科普策划人，经常在媒体上做动物科普。出生于70年代末的北京，小时候张劲硕就喜欢动物。比起自然博物馆那些生气不再的标本，在动物园里观察各种动物行为能给他带来很多乐趣。他记得在湖边看到过黑天鹅喂鱼：“鹅将嘴伸到水里润湿，然后伸进饲料盆，沾满饲料再放入水中，和聚拢过来的小鱼玩得不亦乐乎。”上中学的时候，他每周都会来动物园，并且会做记录。“眼看着一种动物从小长起来，到交配、繁殖，再到抚育下一代。”见证生命诞生，他会欣喜；有时自己一直在追踪观察的动物突然消失，他会失落。“也许是交换到别的动物园展览去了吧！”对于那些灵长类的动物，他一看就是半天。如今那些观察笔记不知所终，他感叹假如天长日久地坚持记录，说不定也能写出《黑猩猩的政治》那样伟大的著作——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将黑猩猩如人类一般的社会组织展现出来，它们被性、权力、倾慕、嫉妒等欲望与情感支配着行动。
“周末去不去动物园？”随着一代人年龄的增长，以及对面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建立，这句话变成了逛街买衣服的邀约。然而在张劲硕的童年里，去动物园只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动物。位于车水马龙的西直门外大街，旁边就是地铁换乘站、火车站和公共汽车总站构成的巨型公交枢纽，然而从那座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砖雕门楼进入，却一下子投入了自然的怀抱。这里草木繁盛，更有松柏、银杏、国槐、榆树等古树名木投下绿荫。“仔细倾听，有鸟鸣的婉转悠扬，有猿猴在林间嬉戏攀援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黑猩猩的叫声是一种沙哑的吼叫，偶尔传来一声低沉的但穿透力极强的虎啸，让人心生敬畏。”
张劲硕在这里完成了有关动物的启蒙教育。不像今天的动物园里只卖零食和玩具，那时动物园有自己的书店来卖科普读物。张劲硕在书店买到过法国人雅克特雷·莫兰写的《动物趣闻》，书里的观点对他产生着影响：“当你在谈论动物的习性时，请避免使用‘因为’这个极其有害的字眼……‘狗吃东西是因为他饿了’，这句话就很愚蠢。狗饿也可以不吃东西，可如果有另一条狗守在食物旁边，狗不管饿不饿都吃……观察动物如何生存，这最有意思。”还有个笔名叫北野一志的中国作家写的《动物园的世界》，讲的都是北京动物园里发生的故事。“比如一只从美国引进的犰狳，本来是夜行动物，可一下子倒不过时差，昼出夜伏。”张劲硕还爱收集动物园出的明信片。1989年出版的一套10张大熊猫明信片，他买到后如获至宝。
2004年，北京动物园第一次面临搬迁。这引起了许多和张劲硕一样对动物园有着情感记忆的市民的反对。李一知那时上“大一”，刚来动物园做志愿者。她记得打到动物园游客接待中心的电话一下子有了360度的转变：“之前都是投诉，结果搬迁的消息一出，电话里都在说动物园有多好。”最终反对呼声太高，搬迁提议不了了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北京规划委主任黄艳重提动物园搬迁。与上次有可能全部搬迁不同，这次强调的是“局部搬迁”。搬迁的原因与之前相似，一是城市核心区中，噪音会对动物的居住造成干扰；二是动物园游客量大，节假日周边交通承受巨大压力。一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从前年开始，就有了“一园两区”的说法，并且对城郊的动物园新园区进行了设计招标。如今方案已出，但整个设计凭空而做，仍然是“搬去哪儿不知道，哪些动物要搬也不知道”。
与十几年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状况相比，从动物园的员工，再到北京市民，对于局部搬迁的情绪已经没那么激动了。十几年间，“动物福利”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经济水平提高，以及博物学的复兴，都让一些曾经的动物园爱好者选择到户外直接观察野生动物。但人们对去动物园依然兴趣浓厚。节假日期间，在市属公园中，北京动物园的游客接待量一直排名前三，仅今年“五一”一天，游客量就突破10万人。城市动物园的功能和意义在哪里？作为国家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已经充分发挥出它的价值了吗？相比搬或者不搬，这些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否则搬迁之后，动物未必生活得更好，人们去动物园，也未必能收获有益信息。
科学传统与大众娱乐
从动物园正门进入，再一路向西，就会到达园中最人迹罕至的一片地方——鬯春堂和畅观楼。鬯春堂是一座中式古典建筑，有三个屋脊相连，廊前厦后，十分宽敞；畅观楼则是欧式复古建筑，七楹两层，华丽恢弘，现在是北京动物园的园史博物馆。抱着“看动物”为目的的游客通常会把这片幽静的区域忽略，但要了解现代动物园的起源，还要从它们说起。
1901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国运颓势开始推行新政。1906年，执掌农桑事宜的商部奏请兴办农事试验场，旨在“开通风气，振兴农业”。农事试验场选址在内务府管辖的乐善园、继园，以及附近的广善寺和惠安寺，这片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基本占地。作为西学窗口，农事试验场里包括有动物园、植物园、车场、咖啡馆和照相馆。动物园又叫万牲园，占地不大仅有1.5公顷，原址位于今天动物园的东南部，它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雏形。
1907年4月26日，北京市民有可能目睹了一幅奇景：一列浩浩荡荡的运送动物的车队向着西郊前进。这批动物均从德国订购，中国人对其中的大部分闻所未闻。比如“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鸵鸟三对，印度和美洲、非洲麋大小三对，水银色狮一对，虎纹马一对，美洲大野牛一对……”本来预定138只，但核对清单，实际只有131只。美洲小象、美洲麟、带点狈和黄熊没有出现，豹子、野猪、长鼻小熊和跳鹿反而多出来了。清政府追查未果。和这批动物一起到京的，还有两位德国饲养工人，他们将停留一年，一边料理动物，一边指导养育。
从万牲园建成的那天起，就是对普通民众开放的。它的门票是20枚铜元，每周一三五日为男性参观日，每周二四六则售女客票。畅观楼和鬯春堂是光绪与慈禧太后光临农事试验场时，他们和随行官吏休憩所用。除了供游客观看，万牲园的动物也用于科学研究。当年的7月和8月，园里相继病故了一只猩猩和一头大象。它们被送往了京师大学堂内附属制造博物品的实习科解剖，之后制成标本，陈列在农事试验场的标本室内。
在这个层面上说，万牲园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皇家宫苑中也有饲养珍禽异兽的传统，但百姓无缘观看。动物园在中国的发展和它在西方的演进形成对应——巴黎植物园动物园是在法国大革命推翻王权的背景下建立的。随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凡尔赛宫用于满足皇族狩猎嗜好的动物被送进了巴黎植物园，合并成了巴黎植物园动物园。后来巴黎植物园转变为自然博物馆，动物园则附属于博物馆。历届动物园园长是一串在自然科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注重动物行为观察的布丰，提出“用进废退”学说的拉马克，坚持“灾变论”的居维叶。他们确保了动物园的核心作用在于科学研究。19世纪初欧洲各国都在模仿巴黎动物园，遵照他们的科研方法和态度开展研究，它那种园林景观和动物场馆相结合的展出方式也成为其他动物园效仿的榜样。从万牲园正门的老照片来看，园内的建筑应是以德国海德堡动物园为蓝图设计的。
1929年，北平农事试验场改组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北平研究院（即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的学术机构）生物部下设的动物、植物和生物三个研究所分别与天然博物院的动物园、植物园和标本室合作。三个所就位于博物院内新建大楼“陆谟克堂”内，陆谟克是拉马克的旧时译名。至今在动物园的中部，仍可以看见这座红灰相间、半土半洋的砖楼。它被松柏花木半遮半掩，常年楼门口立着一块“游人止步”的牌子，颇有种神秘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植物所设在此处，之后随着植物所迁往香山，这座楼便空了下来，但仍然归中科院而非动物园所有。
“作为中国第一家动物园，它在最初建造时几乎照搬了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架构。这和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许多动物园完全不同。”高级工程师、北京动物园饲养队副队长张恩权告诉我。“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水平低，有限的经济资源又投入军工建设，这就造成了人民精神生活的匮乏。毛泽东鼓励在全国兴建公园，一批‘人民公园’‘五一公园’和‘劳动公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园里设立有‘动物角’给老百姓看动物。如今全国有上百家动物园，这些‘动物角’不算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但都统计在内。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科学机构下属的研究所，修建的动机是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
包括动物园在内的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又继续经历了园艺试验厂、北平市农林实验所等阶段，随时局动荡也变得破败不堪。1950年，局部恢复的动物园以“西郊公园”的名义开放，从此也划归到北京公园管理委员会（后称公园管理中心）来管理。有动物园历史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北京动物园的发展走上歧路的开端。被誉为“动物学生物学”之父的瑞士生物学家黑迪格在上世纪40年代定下了动物园的四个功能：保护、教育、研究和娱乐。“你可以想想大多数游客的状态。他们了解动物园在研究和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吗？他们有仔细阅读那些标牌吗？不过是逛了一圈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在公园管理体系下，娱乐的效果被夸大了。”
这种观点忽视了动物园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曲折。进入20世纪，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地位的确立、细胞的发现和遗传规律的逐步被揭示，在动物园中进行科学研究因生物学热点转移而日落西山；博物学也因为发展出各个专门学科、产生新的科学热点而逐渐被人遗忘。一些动物园向娱乐化发展取得了商业成功，于是产生了娱乐至上的趋向：“百科全书式”的动物园流行起来，狭小的兽笼威胁着动物的成长，但能保证人们迅速而清晰地看到动物——在法国里昂，熊笼被放在几条大道的交汇点，周边的大片草坪挤满了无数小动物，这是为了突出熊的体魄；兽舍倾向使用水泥地板，为了清扫方便和视觉整洁美观，却忽略动物掩埋或者尘土中打滚的习性；对动物伤害最大的是动物表演的出现，著名的哈根贝克马戏团标榜自己使用的是“文雅驯兽术”，因为他们用皮鞭加零食取代了烧红的烙铁。
然而西方国家觉醒较早。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那些只关注娱乐功能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动物园受到了责难。人们开始关注动物园中野生动物的福利状况，和它们野外栖息地被破坏的情况。新型的动物园建设着重将动物园功能集中在保护和教育两个方面。2006年，北京动物园开园百年纪念之时，园长吴兆铮撰文写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动物园已经开始关注科普教育，从理念到方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现在国外动物园开始将就地保护作为中心工作。对比这些新的做法，我们动物园显得滞后了。”2010年，北京动物园取消动物表演时，全世界已有36个国家、389个城市禁止或限制动物表演。
今天漫步在北京动物园中，仍然不难发现“教育”屈从于“娱乐”目的的展陈方式。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在我国具有最多分布的羚牛默默无闻地待在园子的西北角无人观看，而非洲动物区则在园子的中心位置，斑马拥有巨大的运动场，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动物园似乎忘记了引导人们关注本土濒危物种的命运，比用猎奇的眼光观赏国外物种要有意义得多。
从收藏到保护
经过抗日战争和内战的洗礼，1949年动物园想以“西郊公园”之名重新开放时，只剩下如下动物：鸸鹋（瞎眼）1只，葵花鹦鹉1只，大白鹦鹉1只，桃红鹦鹉1只，猴子13只。
野外搜集一度是北京动物园动物的最大来源。首先是在1951年公园管理委员会拨出专款，组织人员去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黑龙江、吉林等地搜集野生动物。这次共捕到野生动物30多种，100余只，包括有东北虎、华南虎、豹、熊、雉鸡、天鹅、蟒等珍贵物种。之后为了保障野生动物的长期补给，北京动物园在东北、四川、云南、新疆、青海等地建立野生动物搜集站。1976年，国家禁止狩猎珍稀动物，青海站作为最后一个野生动物收集站关闭。从1951到1976年的25年间，全国的搜集站共搜集到大熊猫、金丝猴、羚牛、西藏野驴、雪豹、绿孔雀、丹顶鹤、绿尾虹雉等百余种数千只珍稀动物。“捕得多还能获得表扬和奖励，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就是这样。”一位动物园员工说。
这其中最为传奇的故事，莫过于动物园派出的四人小组赴非洲采购野生动物。“本来设想两个月就回，可一走就是两年多。”成员之一、原北京动物园兽医院的老兽医李树忠回忆说。动物园向政府提出申请时是1972年，当时“文革”进行了几年，其间动物有些自然死亡的，国内外的动物交换也都停止了。坦桑尼亚已经禁猎，但中国当时正在援建修筑坦赞铁路，对方同意了中方采买动物的请求。到达坦桑尼亚后，李树忠先在塞伦盖蒂野生动物园进行了野生动物种类的考察，那里相当于保护区性质，边界只是象征性地拉上铁丝网。“看到一个欧美旅行团开着房车来看动物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动物园里看动物的阶段。”
真正的捕猎行动是在坦桑尼亚北部一个叫阿鲁沙的地方。李树忠没有任何捕猎经验，本以为是要用麻醉枪。“实际是用3米多长的杆子，前面用绳系套。麻醉剂抑制心肺功能，而一旦动物奔跑起来，心肺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使用麻醉剂容易造成伤害。同样，如果3分钟左右还抓不到动物，就会选择放弃，因为就算抓到了，经过狂奔之后，动物的心肺也会出问题。”当地人经验丰富，捕获10只长颈鹿、10只斑马、十几只角马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东非动物采购经费加起来才4.4万美元，只能乘船运回，没有其他的交通选择。这是整个行程中最艰巨的工作。作为兽医，李树忠要保证动物每天的健康。装动物的箱子就固定在甲板上。“一开始大部分动物都晕船，普遍的表现是食欲不振，厉害的就要输液。长颈鹿在船上比较受罪，它们的脖子露在外面，海风吹得上面都出了盐粒。为了防晒，还找来油毡布盖在上面。海上风浪的颠簸，会让动物蹭在笼子上，皮外伤很常见，一旦破了口子就要防止溃烂发炎。”在海上漂了18天，这艘叫“绿春号”的船终于到达了广州黄埔港。除了损失一只长颈鹿和一只角马，绝大多数动物安然无恙。这40多只动物分给了广州动物园一些，剩下的转乘火车再乘汽车往北京动物园。一同去非洲的动物园副主任、后来的动物园园长李扬文留在坦桑尼亚又待了两年。两年中，李扬文又把13批动物护送上开往中国的轮船。这些动物加起来有近百种，1500多只，如土豚、长颈鹿、黑尾牛羚、汤氏瞪羚、黄狒、橄狒都是非洲独有。
除了野外搜集，外交中的“动物国礼”也为北京动物园动物增添了新的种类。50年代初收到的国礼动物都来自和中国最先建交的国家。最早的一只礼品动物是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送来的亚洲象，1954年中国政府回赠对方梅花鹿一对、丹顶鹤一对、金鱼100尾。
随着上世纪80年代《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以及各个国家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恶化，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不再从野外获得，接受动物国礼的现象也几乎消失。这样的背景推动了动物园从一个攫取自然的“动物消耗者”，变为保护自然的“生命延续者”。人工环境下的动物繁殖成为主题。这也是动物园在保护上最初的实践，即帮助野外濒危的物种进行种群维系，也叫“移地保护”。
“移地保护”的一个成功典型便是朱鹮。朱鹮一度被认为彻底绝迹，1981年中科院动物所刘荫增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野生朱鹮的种群，但只有7只。为了防止栖息地再度恶化，朱鹮的移地保护和人工繁殖提上日程。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北京动物园，由对鸟类繁殖颇有经验的李福来担任小组负责人。野外带回来的小朱鹮顺利长大，但在婚配繁殖后代时又出现问题。于是李福来带着团队去野外考察，努力摸清朱鹮的繁殖时所需要的环境。在动物园里，两只性成熟的朱鹮开始配对，李福来和同事们则为这对朱鹮布置筑巢孵化的空间：有一高一矮两种树来供朱鹮选择，柳条编成的巢筐里铺有嫩柳枝和青草来刺激朱鹮自己营巢。朱鹮顺利产卵后，工作人员将它放在机器中孵化，翻卵和晾卵的次数都参考朱鹮自己孵化时的25～42次。终于在1989年，第一只人工繁殖的小朱鹮破壳而出。目前，我国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800余只，可以说，它们都是当年那7只朱鹮的后代。
翻阅《北京动物园志》便能看到，80年代和90年代，各种“首繁”的纪录颇多。再加上前面野生动物和国礼动物的积累，至李扬文当园长时期，北京动物园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都达到一个高峰。张劲硕记得，过去动物园门口有一排手绘的广告牌，提前告诉参观者里面都有什么动物。“什么麝牛、蓝牛羚、臭鼬、犀鸟、盘羊、野驴……太丰富了，都看不过来，而且牌子经常更换。”
相比巅峰时期的600多种动物，今天北京动物园只有大约450种动物。北京动物园重点实验室的崔多英博士告诉我，“移地保护”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近亲繁殖。“以雪豹为例。动物园曾经有的两只雪豹是1992年吉尔吉斯斯坦赠送过来的一对兄妹。因为没有注意与其他动物园交换合作，经过不断繁殖，最后一代生下来就是死胎了。”
崔多英还有一个身份是雪豹这个物种的谱系保管员。最早中国动物园协会只有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和黑颈鹤四个物种设有谱系保管员的职位，后来又扩展到一共25个濒危物种。“作为谱系保管员，我需要搞清楚全国每一只雪豹的身份。这本来不是难事，因为每只动物都应该有谱系档案。可是实际情况是，这只雪豹的档案经常不完备，或者压根没有档案。这时候我就需要和饲养员了解，向前推算，直到追溯到野生的第一代。”一份完备的谱系档案有谱系号、三代血亲编号、父名母名等有关身世的信息。动物园需要提前征求谱系保管员的信息，看看交配适宜指数再来决定是选择哪两只进行交配。为保证健康种群的维系，需要一个“大动物园”概念来联网协作。不过从结果来看，许多动物园都在各行其是。
野外保护的开端
“移地保护”让动物园看上好像是一艘可以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但那些濒危物种只是在动物园中生存是没有意义的。“动物园是一个为动物提供庇护的过渡空间，它们最终是要回归野外的。栖息地减少或者丧失不是借口，那正是需要人们去恢复生态、重建生物链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动物园协会总工程师刘农林这样说。
各个物种野化放归时的难度不一。近年动物园做得最成功的是鸳鸯，从2009年立项直到去年动物园共放飞了鸳鸯207只，极大补充了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北京的分布种群。最早崔多英和同事们发现，动物园的活水和充足的颗粒饲料总能吸引不少迁徙的野鸳鸯，它们留下来并在春天繁殖。可是一来鸳鸯是在七八米高的树上寻找天然树洞产卵，动物园并没有那么多的树洞；二来动物园里鸳鸯的天敌很多，一窝孵出来十几只小鸳鸯，刚刚从树洞钻出来，旁边就有乌鸦和喜鹊虎视眈眈。一天过去后，往往鸳鸯妈妈的背后只剩下一两只幼鸟。掌握了鸳鸯的繁殖规律，每到3月份，崔多英就和同事们在树上挂上人工巢箱，差不多半个月收集一次鸳鸯下的蛋，也会给鸳鸯留下几个让它自己来孵，防止它们弃巢。经过人工孵化的鸳鸯生长三四个月后就放归自然，这时它们和成年鸳鸯的大小相当，已经具有抵御天敌的能力。“鸳鸯是一种野性很大的鸟，即便人工养成，还是不会和人太亲。只要旁边有同伴招呼，人类提供的食物对他们也没什么吸引力。”通过追踪，崔多英的团队发现基本放飞出的鸳鸯当年就和野生鸳鸯交配融合了。
丹顶鹤的放归就没有那么顺利。连续两年参与丹顶鹤放归的饲养队繁殖组技术员杜洋告诉我，这首先在于其他动物园和保护区最早没有动力参加这项活动。中国野生丹顶鹤的数量在五六百只，经过多年人工繁殖，全国动物园和保护区的数量已经有1500多只了。放归野外的动物一定要找身体状况最好的，所以这对动物园的展陈来讲是一种损失，需要动物园协会来做动员和补偿。2013年，杜洋带着动物园的7只不到1岁的小鹤来到江苏盐城丹顶鹤的越冬基地，进行第一次放归实验。“结果发现这7只总是在一起。等到春天来临时，其他鹤都飞往东北的繁殖基地，但这7只没有其他鹤带着，就还留在那里。原来丹顶鹤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活动。”2014年，工作人员试着又带了7只小鹤去到盐城，放归时就把它们打散，可最终它们又聚集到了一起。“我们期待着这些鹤能和异性结成对子，这样就能跟着飞走了。可考虑到成年鹤会对人有依赖，选中野化的鹤都是1岁不到的小鹤。鹤的体成熟年龄在6岁，我们需要等待才能下结论。”尴尬的事情是放在这些丹顶鹤身上的追踪器只能待机三年，三年之后，有可能这批已经完全野化的鹤就追踪不到了。
将濒危物种带到动物园里来人工饲养和繁殖，已经是避免物种最终灭绝的最后一步，如果提早行动，能够从动物栖息地生态研究和保护入手，便是从源头来避免之后状况的发生。崔多英说，就像美国著名的华盛顿动物园，科研人员有几十位，在全球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崔多英曾经参加由北京动物园、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和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三方联合发起的黔金丝猴保护项目，旨在了解威胁黔金丝猴生存的原因，也向当地人传播科普知识，让他们意识到身边有这样的濒危物种。“对于北京动物园来讲，这只是一个开端。如果国外是持久来做，我们的保护项目则可以比喻成星星偶尔的闪亮。但在野外开展工作、与各个保护区合作，无疑是未来动物园保护工作发展的方向。”崔多英说。
如何爱动物
清华大学科技史教授蒋劲松是明确反对去动物园观看动物的。“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动物园本质就是人类对自然控制力的一种炫耀。”对于在动物园能够获得的教益，他认为是负面要多，“你看它们毛色暗淡，也不活泼，和野生动物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因此传递的信息也是扭曲的。”不过，动物园已经成为历史的产物，无论它教育和保护的功能是否能够得到发挥，蒋劲松都赞同一点，就是要让动物生活得更好一些。
用一颗赤诚的爱心对待动物是动物饲养员的工作传统。刘志刚是动物园的老饲养员，2011年退休，之后和同是饲养员的妻子许艳梅写了一本有关动物园的往事，寄托心中的情感。“养动物呢，就是个良心活。你对它好，它也不会到领导那里表扬你；对它不好，它也不会向领导告状。”他在动物园的育幼室工作最久，长达14年。对于那些人工养大的动物，缺乏和群体学习养育幼体的能力，有的动物刚出生便被母亲抛弃了，这样就送去育幼室。“整天都是大夜班，和拉扯自己家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些年我养过7只白熊，最多的时候同时要带3只。喂食两小时一次，三只轮着喂，喂之前要准备，之后要收拾，所有用具和垫子还要消毒，一晚上都没有休息。”那只叫永亮的大熊猫也是刘志刚喂大的。“刚出生也就100克，比手掌大点儿。用的奶瓶都是特制的，和手指长短一般。喂的时候最怕呛奶，呛一口就活不了。别看就那么一点奶，让它慢慢吸进去特别考验耐心。”育幼室的工作让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别离。“白熊小的时候，就像小狗一样。我带它去园子里遛弯儿，它就跟着你寸步不离。有时候没跟上，你一拍手，它就赶紧跑过来。等它长大了要把它送回兽舍，它就死活堵在门口不让你走。我只好示意别的饲养员吸引它的注意，自己一闪身出来了，眼睛里都是泪。”退休几年，刘志刚最抗拒去动物园，他说：“书写好了，就想把这些都放下了。”
年轻一代的饲养员正在运用“丰容”的知识，改善动物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丰容”一词如今已经普遍用于动物园行业，意思是通过圈养环境和日常管理的调整变化，为动物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更多新奇刺激，让它们展示出更多的自然行为。许多人对动物园里的动物笼舍都有一种印象：一个四壁皆秃的笼舍里，一只动物在里面不停地转圈，或是有重复性的怪异表现。这实际是动物因为生活单调而产生的“刻板行为”。1993年，访问美国芝加哥动物园的北京动物园领导第一次见到“丰容”的应用。根据当时的随行兽医、后来任动物园主管动物饲养业务的副园长张金国回忆，那是在灵长类动物的兽舍，有许多铁和麻绳搭成的栖架，饲养员还会将旧报纸和旧衣服等物品扔给灵长类动物玩耍。1995年芝加哥动物园的专家正式将“丰容”的概念介绍给北京动物园。最初人们将它错误理解成“丰富环境使得动物能够活动起来”，因为“游客经常抱怨动物不动”，随着认知深入，人们才理解了“丰容”的核心——完全是以动物为中心的思考。
美洲馆的动物饲养员杨毅为了养好树懒费了一番苦心。这种动物的习性因为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闪电”的角色而为一般游客知晓，当初杨毅接到它的时候却连它吃什么都是两眼一抹黑。杨毅用休假时间去了两次新加坡，专门带着礼物到新加坡动物园里请教饲养员饲料的配方。“一次是日常应该吃什么，一次是要促进繁殖吃什么。对方说了牛油果、生豇豆和西兰花，同事们都觉得新鲜。”树懒居住的笼舍是杨毅精心布置的空间：里面不仅有一家三口的树懒，还有两只巴西夜猴、一只巴西龟、一只牛蛙和一只美洲蜥蜴，再加上地面流淌的水和高低错落的栖架和枝叶，杨毅想尽量能模仿南美热带雨林的环境。他将成串的水果蔬菜挂在笼舍的不同部位，为的是树懒能够有个寻找的过程，就好像丛林里觅食一样；猴子从不同的取食器中抠取食物也要费些脑筋；那些被扑掉的果蔬落在地上，吸引来蟋蟀和蟑螂之类的小虫，牛蛙和蜥蜴也就有了一顿美餐。
两栖爬行动物馆的饲养员乔轶伦在2007年帮助馆里完成了展柜的改造。“之前完全是考虑观众的视觉感受，一个大的展柜里会混着放进不同种类的蛇。改造将一个个大展柜分割成小展柜，里面放入了和蛇的栖息地相匹配的沙石、植物或者枯木。”一个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丰容”细节是展柜里利用光热源、遮蔽物和垫材区隔出了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这让两栖爬行类动物能够自由选择一个舒适的点来栖息。
这些年来，北京动物园里发生最大变化的场馆就是狮虎山和熊山。它们是动物园里年代最古老的一批兽舍，为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一种“坑式”类型展区。“它的设计思想源自狩猎陷阱，表现的是人们对危险动物的恐惧和捕获后的信息，完全彰显早期人类捕获猛兽、征服自然的自豪，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动物园的功能理念。”张恩权说。熊山比狮虎山的环境还要差，它几乎没有任何草木来为动物提供休憩和遮挡，熊在里面每天不断承受观众投来的俯视目光，不断遭受投打和投喂。张恩权曾经试图为熊山加入“丰容”措施，比如在几个包裹大树的水泥护栏上画了树木根茎的图画。“当时是想结合画面打几个孔，在孔里偶尔塞点蜂蜜，让熊可以掏来吃。但时间有限都没能付诸实践，它只成为对动物没有任何帮助的装饰画。”
熊山能够改造，得益于关注动物园发展人士的共同能力。在微博上名叫“动物园爱好者”的陈波从2012年8月开始每天都发一条呼唤熊山改造的倡议并@北京动物园的官方微博，直到2013年7月确切知道改造真的要付诸实施。陈波告诉我，他家里保留着一把熊山笼舍的老锁，是张恩权送给他的，为了替熊表示感谢。陈波带着我去到已经改为水平场馆的熊山，没有选择一扇大窗，而是从一扇小玻璃“偷偷”向里窥视，仿佛是在野外的森林里一般。花草掩映中，一只棕熊香甜地睡着。“你看，现在人和熊才是平等的。”他轻声说道。
（感谢曾岩、田大全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记者 丘濂 实习记者 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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