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和一个朋友去拜访格非老师，他谈及理查德·耶茨，说特别喜欢他的一个短篇，叫《告别萨莉》。“那个结尾，”他说，“我读了好多遍，真是动人。”随后他讲起那个动人的结尾：男主人公离开生活了一段的洛杉矶，和短暂的女朋友萨莉告别。萨莉将男主人公送到大门外，然后忽然说：“你等一下。”她奔回住所——那是比弗利山庄的一幢豪华别墅，随后，楼里的一盏盏灯逐一被打开，聚拢的灯光射下来，把男主人公驱车离开的那段路照亮了。这也许是她最后能为他做的事，用以表达胸腔里强烈的爱意和依恋。听完后，我也很感动，同时又有点纳罕。耶茨的所有小说，我都读过，却一点也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嗯，是时候重读耶茨了。
我重读了《告别萨莉》。读完以后，仍旧有点迷惑。结尾处，萨莉确实奔回去，打开了整幢楼里的灯，但是到底是不是为了照亮男主人公离开的路，我却不太确定。又过了些日子，和那个一同拜访格非老师的朋友见面，我提起这篇小说，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像结尾并不是格非老师所说的那个意思啊……不过，好的小说也许就是这样，能在不同的人心里，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想象。而格非老师，或许是把自己代入了男主人公的角色，感觉到了一些我们没有感觉到的微妙的情愫。这当然也和耶茨塑造的女主人公有关。她们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她们的迷茫是那么的性感，使你可以原谅她们所犯的所有错误。你甚至会觉得，她们就是为了错误和失败而存在的，要是没有这些，她们可能也不会如此美丽和充满诱惑。
重读了《告别萨莉》之后，因为想念那些迷茫而性感的女孩，就又拿起了理查德耶茨的《复活节游行》。这本小说，名头虽然没有《革命之路》大，却有很多文艺青年格外钟情。拥有闪闪发光的才华、不想向庸常的生活低头，然而才华最终也未能得到施展，生活却被弄得一团糟。如此熟悉而亲切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让我想到了最近颇受欢迎的《斯通纳》。女主人公爱米莉有点像女版的斯通纳。只是她算不上知识分子，思维要更混乱，行为更率性。如果说斯通纳身上更多的是无助，而爱米莉则是迷茫。这个总是爱说“我明白了”的女孩，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小说的最后，爱米莉变成了失业独居的怪阿姨。不过，选择了庸常人生道路的姐姐，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常年被丈夫殴打，很早就因为酗酒而死。殊途同归。理查德·耶茨告诉我们，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生活都是一桩悲剧。可是和姐姐相比，爱米莉的失败显得更加让人难受。也许因为她总是试图搞明白一点什么，抓住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结尾处，她因为长久没有见人，决定坐车去看望长久没有往来的姐姐的儿子。但是情绪的波动、行为的怪异，使她很快搞砸了这次聚会。她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像个无助的老太太。我们知道，曾经旺盛的生命力已经离她而去。她什么都抓不住了。
耶茨的主人公通常是作家、剧作家，或者至少，是个有写作梦想的人。他们总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一点不同，这点不同应该被看到，被欣赏和珍视。但这个愿望总是无法实现，更糟糕的是，这一点不同，会导致他们和日常生活产生摩擦，那种摩擦一点点消耗着生命的热情，最终，把他们完全掏空，使他们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他们遇到的人，都无法给生命提供滋养——如果曾经有过，也是短暂的假象，他们带来的只是耗损和伤害，还有无穷无尽的折磨。
对耶茨笔下的人物来说，他人即地狱。每个天使面容的人，当你越过他的肩膀望向身后的时候，都会发现那里是无尽的深渊，有一只可怕的手，从底下伸上来，把你拖拽下去。这样的人物设置，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很显然，这是耶茨的个人看法，来自他痛切的经验。作为一个自视甚高，却始终未得到相应认可的作家，他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挤压和冲撞，酗酒、郁郁寡欢，终其一生都未能处理好与生活的关系。创作者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与生活相处，这既是他的生命课题，也是他几乎全部作品的主题。作为一个作家，耶茨的主题有些狭窄，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很高，但是他所写的主题，是所有写作者都要去面对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和耶茨同一个时代的一些作家渐渐消失，耶茨却仍旧在那里，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反倒越来越多。而且他对后来作家的影响很大，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都在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复活节游行》里，爱米莉的男友接受了一份来自爱荷华的教职，带着她前往爱荷华，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阅读那段文字，我立刻被带回了2011年。那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一个写作项目，在爱荷华住了三个月。要是没有文学，这座中西部的城市，将会和它周围所有地方一样，被大片玉米地覆盖，充满一种静谧的无聊。可是后来，它成了创意写作的发源地，很多作家陆续来到这里教书和生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诗意、传奇和活力。和我一起参加那个写作项目的，是三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我很快发现，其中有那么几个人，身上有一股耶茨的气质。落拓而自命不凡，就要失去生活的热情，却不停地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写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们喝酒、说大话、跟人激烈地争吵，情绪化地哭泣，随随便便就坠入了爱河。当我走近他们，和他们成为朋友以后，就更为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脆弱，好像随时会受伤，而所有的伤害，都会被视作对他们才华的妒忌。他们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失真人格。如果说在那之前，我还会把这种人格当作是一种魅力，把那种堕落当成写作的代价的话，在遇到他们之后，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文学是一种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我们长久地待在里面，可能会生病，变得越来越虚弱。我记得在某个中午，我陪从捷克来的女作家米莲娜在河边散步。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她断断续续给我讲着自己的生活。她没有家，一直辗转于各种文学营，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然后离开，再前往下一站。每段生活里都有短暂的情人，也有攻击和伤害她的敌人。很多早晨，她在宿醉中醒来，都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不重要，她说，我在写很棒的小说，等我把它写完，一切就会好的。那是秋天的末尾，树叶快掉光了，中西部严酷的冬天就要来了。我们站在河边抽烟。她转过头看着我：我知道你也是很酷的那种女孩，我们应该留在美国，再去别的文学营，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机会也会比较多。我笑了笑，裹紧了身上那件从二手店买的大衣（它是我从爱荷华带回的唯一一件东西），丢掉烟蒂对她说：“答应我，不要喝那么多烈酒。”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告别萨莉》。如果我读到，一定会告诉她，她和迷人的萨莉很像。
从爱荷华回来以后，我的生活变得很平静，比从前很多年都要平静。我养了些植物，学会了做饭，每天傍晚的时候出去散步，几乎很少喝酒。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希望，过一种庸常的生活。那是我的选择，待在里面我感到很安全。可是，生活的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它随时会露出尖利的牙齿。如何和它相处，将会是一门永远要学习的功课。
文 张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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