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米莲娜

时间:2016-12-05 1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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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和一个朋友去拜访格非老师,他谈及理查德·耶茨,说特别喜欢他的一个短篇,叫《告别萨莉》。“那个结尾,”他说,“我读了好多遍,真是动人。”随后他讲起那个动人的结尾:男主人公离开生活了一段的洛杉矶,和短暂的女朋友萨莉告别。萨莉将男主人公送到大门外,然后忽然说:“你等一下。”她奔回住所——那是比弗利山庄的一幢豪华别墅,随后,楼里的一盏盏灯逐一被打开,聚拢的灯光射下来,把男主人公驱车离开的那段路照亮了。这也许是她最后能为他做的事,用以表达胸腔里强烈的爱意和依恋。听完后,我也很感动,同时又有点纳罕。耶茨的所有小说,我都读过,却一点也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嗯,是时候重读耶茨了。

我重读了《告别萨莉》。读完以后,仍旧有点迷惑。结尾处,萨莉确实奔回去,打开了整幢楼里的灯,但是到底是不是为了照亮男主人公离开的路,我却不太确定。又过了些日子,和那个一同拜访格非老师的朋友见面,我提起这篇小说,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像结尾并不是格非老师所说的那个意思啊……不过,好的小说也许就是这样,能在不同的人心里,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想象。而格非老师,或许是把自己代入了男主人公的角色,感觉到了一些我们没有感觉到的微妙的情愫。这当然也和耶茨塑造的女主人公有关。她们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她们的迷茫是那么的性感,使你可以原谅她们所犯的所有错误。你甚至会觉得,她们就是为了错误和失败而存在的,要是没有这些,她们可能也不会如此美丽和充满诱惑。

重读了《告别萨莉》之后,因为想念那些迷茫而性感的女孩,就又拿起了理查德耶茨的《复活节游行》。这本小说,名头虽然没有《革命之路》大,却有很多文艺青年格外钟情。拥有闪闪发光的才华、不想向庸常的生活低头,然而才华最终也未能得到施展,生活却被弄得一团糟。如此熟悉而亲切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让我想到了最近颇受欢迎的《斯通纳》。女主人公爱米莉有点像女版的斯通纳。只是她算不上知识分子,思维要更混乱,行为更率性。如果说斯通纳身上更多的是无助,而爱米莉则是迷茫。这个总是爱说“我明白了”的女孩,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小说的最后,爱米莉变成了失业独居的怪阿姨。不过,选择了庸常人生道路的姐姐,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常年被丈夫殴打,很早就因为酗酒而死。殊途同归。理查德·耶茨告诉我们,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生活都是一桩悲剧。可是和姐姐相比,爱米莉的失败显得更加让人难受。也许因为她总是试图搞明白一点什么,抓住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结尾处,她因为长久没有见人,决定坐车去看望长久没有往来的姐姐的儿子。但是情绪的波动、行为的怪异,使她很快搞砸了这次聚会。她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像个无助的老太太。我们知道,曾经旺盛的生命力已经离她而去。她什么都抓不住了。

耶茨的主人公通常是作家、剧作家,或者至少,是个有写作梦想的人。他们总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一点不同,这点不同应该被看到,被欣赏和珍视。但这个愿望总是无法实现,更糟糕的是,这一点不同,会导致他们和日常生活产生摩擦,那种摩擦一点点消耗着生命的热情,最终,把他们完全掏空,使他们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他们遇到的人,都无法给生命提供滋养——如果曾经有过,也是短暂的假象,他们带来的只是耗损和伤害,还有无穷无尽的折磨。

对耶茨笔下的人物来说,他人即地狱。每个天使面容的人,当你越过他的肩膀望向身后的时候,都会发现那里是无尽的深渊,有一只可怕的手,从底下伸上来,把你拖拽下去。这样的人物设置,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很显然,这是耶茨的个人看法,来自他痛切的经验。作为一个自视甚高,却始终未得到相应认可的作家,他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挤压和冲撞,酗酒、郁郁寡欢,终其一生都未能处理好与生活的关系。创作者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与生活相处,这既是他的生命课题,也是他几乎全部作品的主题。作为一个作家,耶茨的主题有些狭窄,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很高,但是他所写的主题,是所有写作者都要去面对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和耶茨同一个时代的一些作家渐渐消失,耶茨却仍旧在那里,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反倒越来越多。而且他对后来作家的影响很大,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都在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复活节游行》里,爱米莉的男友接受了一份来自爱荷华的教职,带着她前往爱荷华,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阅读那段文字,我立刻被带回了2011年。那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一个写作项目,在爱荷华住了三个月。要是没有文学,这座中西部的城市,将会和它周围所有地方一样,被大片玉米地覆盖,充满一种静谧的无聊。可是后来,它成了创意写作的发源地,很多作家陆续来到这里教书和生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诗意、传奇和活力。和我一起参加那个写作项目的,是三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我很快发现,其中有那么几个人,身上有一股耶茨的气质。落拓而自命不凡,就要失去生活的热情,却不停地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写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们喝酒、说大话、跟人激烈地争吵,情绪化地哭泣,随随便便就坠入了爱河。当我走近他们,和他们成为朋友以后,就更为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脆弱,好像随时会受伤,而所有的伤害,都会被视作对他们才华的妒忌。他们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失真人格。如果说在那之前,我还会把这种人格当作是一种魅力,把那种堕落当成写作的代价的话,在遇到他们之后,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文学是一种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我们长久地待在里面,可能会生病,变得越来越虚弱。我记得在某个中午,我陪从捷克来的女作家米莲娜在河边散步。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她断断续续给我讲着自己的生活。她没有家,一直辗转于各种文学营,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然后离开,再前往下一站。每段生活里都有短暂的情人,也有攻击和伤害她的敌人。很多早晨,她在宿醉中醒来,都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不重要,她说,我在写很棒的小说,等我把它写完,一切就会好的。那是秋天的末尾,树叶快掉光了,中西部严酷的冬天就要来了。我们站在河边抽烟。她转过头看着我:我知道你也是很酷的那种女孩,我们应该留在美国,再去别的文学营,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机会也会比较多。我笑了笑,裹紧了身上那件从二手店买的大衣(它是我从爱荷华带回的唯一一件东西),丢掉烟蒂对她说:“答应我,不要喝那么多烈酒。”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告别萨莉》。如果我读到,一定会告诉她,她和迷人的萨莉很像。

从爱荷华回来以后,我的生活变得很平静,比从前很多年都要平静。我养了些植物,学会了做饭,每天傍晚的时候出去散步,几乎很少喝酒。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希望,过一种庸常的生活。那是我的选择,待在里面我感到很安全。可是,生活的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它随时会露出尖利的牙齿。如何和它相处,将会是一门永远要学习的功课。

文 张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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