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4岁的弗朗索瓦丝·吉洛仍然健在,她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在一直在画画,绘画是她的自主声明。
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为毕加索在法国南部蔚蓝海岸拍下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照片异常传神:一位头戴草帽、身穿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沿着海滩向前走着,毕加索紧跟在身后,双手高举一把大阳伞为她遮蔽太阳,他的眼睛注视着镜头。
她略微仰着脸,满脸喜气洋洋、笑逐颜开的表情,即使隔着画面也能感受到她欢快的心情。这是1948年夏日的一天,她是毕加索当时的伴侣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oise Gilot)。
最近,德国记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出版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的采访传记《说不的女人》,这本书的缘起多少与海滩上的照片有关。“我十几岁时曾经收集过毕加索的照片,无论他赤裸上身在画室里跳舞、用一条毛巾扮演斗牛士还是干脆傻傻地拉着脸,即使在最可笑的情况下,毕加索身上仍然散发着一种神奇的创造力。”他回忆说,“其中这张照片脱颖而出,它让我如此高兴,我特意把它印在了T恤上。”
近些年来,以“毕加索和他的缪斯女神”为主题的展览和拍卖从未停止过。例如,温哥华美术馆目前正在举办“毕加索:艺术家和他的缪斯女神”展,超过60件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集中体现艺术家生活中的六位女性——他不同时期的妻子或恋人。今年2月份,伦敦苏富比也举办过这样一次拍卖,106件纸上作品以及70件陶瓷、陶土雕塑都是以这六人为表现对象的。这些拍卖作品原本被毕加索作为私人物品保留在他的工作室里,上面没有签名。
虽然一幅类似《女子头像》的大型油画如今的拍卖价高达几千万美元,真实生活中,这些“缪斯女神”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束。和毕加索分手后,奥尔加·柯克洛娃在忧伤中变得疯狂,朵拉·玛尔陷入了抑郁症,她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毕加索之后,唯有上帝。”玛丽-泰蕾兹·沃尔特在毕加索去世4年后上吊自杀,杰奎琳·罗克1986年用一把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人之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今年94岁的吉洛仍然健在,她也是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60多年前她与毕加索决裂,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家。赫维希对她“毕加索之后”的生活感到好奇,他从经营她作品的画廊获得了她的地址。
他找到巴黎蒙马特高地的工作室,吉洛出现在门口。她身影清瘦、留短发,脸上是马赛人的颧骨和一对清晰的抑扬眉毛(曾被马蒂斯称为“音符眉毛”)。当时吉洛已经年逾90,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她仍然在忙碌地生活着,每天坚持绘画。每年10个月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路公寓的工作室里工作,每年5、6月份回到巴黎她的第二个工作室,带着她的画作一起来回旅行。她与毕加索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年近70岁,儿子克劳德管理巴黎的毕加索机构,女儿帕洛玛作为珠宝设计师为Tiffany工作了30多年。
除了有心脏病,吉洛的左眼近乎失明。赫维希在那次见面时问她,这对画家来说是否是灾难,她回答说:“这并不影响我。”
赫维希的传记是从吉洛决定离开毕加索那一刻开始的,第一句话只有两个英文单词——“Picasso raged”(毕加索暴怒了)。他写道:“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家,极具自我宣传的天赋。他的生活中除了他自己和他的艺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余地了。在专制天才的伟大生命戏剧中,其他人都被降低到龙套的角色。大多数人被他所毁灭,就像飞得离太阳过近的伊卡洛斯。”
吉洛1921年11月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富裕的实业家,母亲是陶艺艺术家,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她从1944到1953年与毕加索一起生活,这段跨越10年的关系开始于1943年5月巴黎被占领期间,她与毕加索在左岸一家餐馆第一次相遇。毕加索坐在邻桌,手里拿着一碗樱桃走到她桌旁,要求结识她。当时毕加索61岁,她只有21岁,正从法学院转学艺术。
她向赫维希回忆起两人的生活:每到早晨毕加索糟糕的情绪,经常抱怨自己的生活很无聊,一切都很无趣。到了晚上,他又处在世界之巅。“他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她说,“和毕加索在一起,你得像圣女贞德,从早到晚都身披盔甲。为了证明你的力量,你得一天24小时全力以赴。”
这无疑是不平静的生活,她描述他有一次举着燃烧的香烟靠近她的脸颊,想像对待牛一样给她烙下印记。“但是他的虐待更多是纯粹精神性的,到后来更加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的爱破灭了的原因。我知道如果我没有离开巴勃罗,他就会吞噬我。”
1953年3月5日,毕加索以吉洛为模特画过一幅肖像《坐在扶手椅中的女人》。毕加索对她的控制行为、吉洛期望获得艺术生涯自主权的愿望以及两人不断深化的裂痕,这幅画中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毕加索可能已在重新审视两人之间的关系。
毕加索曾经说过,他画扶手椅中的女性是“为了保护她们”,如他对玛丽-泰蕾兹·沃尔特、朵拉·玛尔以及吉洛早期的画像,但这幅肖像明显不同。在这里吉洛是处于主导的地位,她姿态端庄地坐在勉强容纳她的高背扶手柳条椅中,双手在腰间交叉,似乎在为她的身体挡住艺术家的审视。毕加索用较强的线条和图形方法来表现她的身体,橙色、蓝色和绿色的调色让人联想起马蒂斯的画作。
吉洛曾经这样解释过毕加索的用色:“对于每一个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有某种色彩的主旋律。我是蓝色和绿色,玛丽-泰蕾兹·沃尔特是薰衣草紫、柠檬黄和淡绿色。黑色通常与朵拉·玛尔有关,除了色彩,他对她运用了更多的形式,朵拉·玛尔的两只眼睛位于同一侧,而我是在鼻子的两侧,因为我的脸非常对称。”
据说,如今吉洛的公寓里没有毕加索的作品,若干年前,她卖掉了她唯一拥有的《女人花》系列中的一张。《女人花》创作于1946年5月,毕加索把她描绘成一朵浅绿色和蓝色的半抽象花朵。她叙述画的构成是以贴纸的方法成形的:“毕加索先把一张纸涂成天蓝色,然后他剪出许多符合我头部概念的圆形,这个概念他仍在琢磨中。等他把这个形状剪出来之后,他开始在上面画出代表眼睛、鼻子与嘴巴的象征符号。然后,他逐一钉在画布上,左边、右边、顶端及底部都试试看。”
1964年,与毕加索分道扬镳11年之后,吉洛出版了《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以数十种语言售出超过百万本。这本书激怒了毕加索,他拒绝再见两人的孩子,并起诉试图阻止书的出版。当他败诉之后,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吉洛,对她说:“我祝贺你,你是赢家,你知道我总是像个赢家。”
早在1933年,毕加索也同样企图阻止他年轻时代的模特及恋人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出版回忆录。法国艺术史学家皮埃尔·戴从1945年结识毕加索,是《毕加索传》的作者。他在传记中解释,毕加索对前任伴侣利用他赚小钱的行径深为不屑。“罗曼史是他创作的源泉,他觉得属于他个人,包括他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在毕加索眼里,费尔南德是在出卖他的年青时代。所以30年后,当弗朗索瓦丝·吉洛出版她的书之后,他也有同样的反应。”
吉洛离开毕加索被视为一大罪行,巴黎不再欢迎她。1961年,她为了工作定居美国,另一个原因是她的作品收藏者中约80%是美国人。她在“毕加索之后”的生活仍然丰富多彩。1970年,她嫁给了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医生,第一位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美国科学家,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索尔克1995年去世。
从绘画上说,一直以来吉洛的画作被认为受到毕加索的严重影响:抽象和具象的组合,深度饱和的色彩,偶尔强烈冲突的形式,有时候甚至会被误以为是毕加索的作品。
2012年5月,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过“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丝·吉洛:1943至1953年”的联展,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是那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他也是另一部毕加索多卷传记的作者。理查森评价吉洛是“一位非常认真、专业的画家”,另一方面,他认为她最好的作品出自与毕加索一起生活的时期,之后从未超越。
也有人把她的绘画视为马蒂斯的衍生物,从吉洛本人来说,比起毕加索她更接近“色彩之王”马蒂斯,因为他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吉洛写过《马蒂斯和毕加索》一书,一本对两位巨匠复杂关系深入研究的专著。她认为:“对于马蒂斯,色彩是根本,他用它来建立空间本身。对于毕加索,色彩只是一种装饰,形状是第一位的。毕加索的画基本上是黑色、灰色和白色,通过夸张的形式创造出透视,马蒂斯的做法更多与物理棱镜原则有关。”
她在书中回忆了1946年2月第一次见到马蒂斯的情景:“他住在法国旺斯的家中,我本来以为他的房子是充满光线的,意料之外的是百叶窗被拉到只有最少的光线可以透进来,因为马蒂斯害怕会失明,他是为了保护他的视力。而且奇怪的是,在完全的幽暗中你所看到的东西是最好的,它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浮现。”
虽然毕加索和马蒂斯被公众视作相互嫉妒的竞争对手,吉洛却认为这不是在绘画方面的竞争,而是从人的角度,就像南北的对立。“毕竟毕加索来自安达卢西亚,马蒂斯来自法国的最北端。他们就像面对面的两座大山,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在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无论如何,吉洛一直没有放弃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和自主权利。多年以来,她总共创作了超过1600幅绘画和近5000件纸上作品,她的画作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价格达到10万到20万美元,她有4幅作品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所以在赫维希看来,相比毕加索的其他女性,“她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直在画画,绘画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声明”。
在20世纪艺术家列表中,男性艺术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当吉洛被问到与毕加索的浪漫史,对她来说是否尤其不利,吉洛觉得性别差距被夸大了,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往往期望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她说,要达到艺术最高阶层的唯一途径就是“具有独特的视角,然后拼命地工作”,对于其他任何职业也一样。
文 钟和晏 部分图片提供 Sotheby’s、Capa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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