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又在多大程度属于我们的父母、政府、政治、宗教信仰、企业，以及别人的梦想？”
见朱诺·迪亚斯第一面，是几天前他在上海图书馆的一场演讲。提前半小时到，已经座无虚席。因为是现场不设翻译的英文演讲，我反而没有马上惊讶这样的人气——通常在这种场合里，很多人只是为了来练习听力。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的脊梁就是桥：高墙之年移民的未来》。这样宏大的题目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害怕，但因为读到作家在小说里所透露出的叙述风格，又难免产生期待。果然，朱诺·迪亚斯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
一上来，他就让台下的听众们提问。即便被安排在演讲结束后也时常会遭遇冷场的提问环节被放在开场，太冒险了。虽然，他的确非常成功——只写作过三部小说，全部享有盛誉。1996年的处女作《沉溺》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文学里程碑似的作品。2007年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又获得全美书评家协会奖和美国普利策奖，被主流媒体票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时还位列榜首。2010年，他成为第一个担任普利策奖评委的拉美裔作家。2012年，短篇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这样的作家简历的确耀眼，但在中国，恐怕只有诺奖作家把提问环节放在活动开场，才勉强保险。
可是他赢了。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令人尴尬的间断和沉默，台下的听众似乎都有备而来，表现出文学爱好者而非英语学习者的姿态。他们没有为了营造气氛，而提出那种比较随意的，诸如“你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朱诺·迪亚斯说，美国读者通常会这样发问——而是显然都对他的生活背景和写作方向多少有些了解。时间大概过了三分之一，朱诺·迪亚斯低头看了看手表，阻断了提问，才开始正式的演讲。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又返回到提问。这是他的精心安排。听说，他曾经有过将整场演讲的时间都拿来接受提问的经验。
之所以会在这样的题目下演讲，是因为朱诺·迪亚斯出生在多米尼加，6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能在美国获得今天这样的认可和成就，不管是凭借天才还是努力，对于一个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都会被看作是非常幸运的。同样，不管“移民作家”这种划归方式是否过于强调写作的特殊性，在朱诺·迪亚斯这样的作家身上，有关身份焦虑的讨论，也恐怕始终会是根植于血液的一种本能，会悄无声息地生长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热爱冒险的作家，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他的小说会因此而古板、沉闷、无趣。
看看书名就能知道——《你就这样失去了她》，显然是些关于失恋的故事，翻开，出轨、失恋、爱和性，语言通俗简练，主人公时不时地爆一下粗口，但并不让人觉得低俗，碎片化的叙述方式让短小的故事之间形成不同寻常的统一。就像听演讲的人们会被他的回答一次次逗笑，又被一次次带入沉思，他的写作懂得迅速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决不只是为了吸引你。你会很自然地读出，那些关于爱或者关于性的描写，作者完全不是为了去展示它们。
“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对有关历史批判的容忍度也不同，但几乎相同的是大家对待八卦的兴趣，对关于爱和性的故事的胃口总是无穷无尽的。”他解释说，“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是的，朱诺·迪亚斯在我们以为他会自称“作家”的地方，几乎都用“艺术家”这个词替代了。他对此的解释是：“大家都知道文学作品是艺术品，但是很少有人说作家是艺术家，这很矛盾，却也非常有意思。既然我现在已经很穷了，总可以自己选择穷的方式，所以我自称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说，“我想把多米尼加移民的生活，借助我个人非常有限的体验写出来。”
据说，他的写作起初并不有趣。朱诺·迪亚斯承认自己的政治化，他热衷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权益问题，喜欢参加政治运动，对美国与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的政治关系有很多批判性的看法。早期，他写了很多非常政治化的作品来谈论这些问题。直到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太差了，整本书就像是政治犯的自白书，沉闷得让人根本读不下去，没有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屠杀、压迫、灭绝、剥削……我肯定不会读的！”因此，那些作品我们或许也永远没有机会读到了。而后，她又给出了建议：“多写一点关于性、偷情这方面的东西，就像电视剧一样，这样所有人都会感兴趣，大家也不会注意到你其实是在讲种族灭绝的问题了。”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做起来并不简单。朱诺·迪亚斯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看了大量的西班牙电视剧，研究他们如何借助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复杂的问题，以找到自己的叙事手段。比如，未婚妻在婚礼前一个月对未来的丈夫说，这段时间不要晒太阳了。在一个女人们到处举着遮阳伞、戴着手套的社会里，这句话背后的诘问其实是：晒得黑会显得阶级低吗？肤色是否存在禁忌？“我学会了如果是去写关于社会如何歧视黑皮肤的人的政治问题，最好在里面加入一些非常糟糕的、尴尬的、难堪的分手情节，有性、八卦，大家都会非常有兴趣地一直跟着我走，哪怕我把他们带到黑洞里去，这就是我的秘诀。”又比如《你就这样失去了她》里，那个性经验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尤尼奥，作者其实是在讲“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身份会让一个人满脑子都是性”。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男性就意味着“霸权”“成功”，而他正是在试图捕捉这种世界观，“一种男性的、主流的、成功的世界观”。“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喜欢写性。”他打趣道，“因为那感觉就像是在听别人接吻，你肯定更愿意参与其中。”
他对个性的追求显而易见。一次午饭间，他问起，中国的年轻作家中谁是那种“坏小子”“坏女孩”？然后一脸遗憾地说起，现在的美国作家中不会再有那种超级有个性的“坏小子”形象了，即便有，那种“坏”也是被包装出来的，都是假的，是高度商业化运作下的结果。他告诉我，90年代末之前存在于美国的那些个人的出版社、小作坊，而今都已经被大集团收购了。现在的出版社有别于过去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利润，作家因此正在经历越来越重的商业考量。“与我1996年开始出书时相比，现在出道的作家更年轻，外貌也普遍更好，这就是商业包装的结果。”
他对六七十年代使用了充满向往的语气：那时，美国的作家都非常有个性，会动手打架、在电视上争吵，报纸上有长时间的笔战，对战激烈，环境活泼，不受管制。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充满人情味儿，他们可以容忍作家酗酒、吸毒、违约，如果作家没钱了，也可以预支一笔。“现在不一样了，不可能有这样高度的宽容，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你乱来。作家的个人发展完全被企业控制，不像艺术家，更像是日本的上班族。”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麻省理工学院创意写作课程的教授。一年中，他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用来备课。几乎每个大学都会设置这样的课程，大部分教授的授课内容会顺应作家的商业包装趋势而改变。“但我不迎合，所以我非常不受欢迎，我希望推动艺术。”朱诺·迪亚斯说，所幸他的学生都是那种不想当作家的人。“他们只是想发明新的Uber软件或者成为亿万富翁，所以教他们是非常好玩儿的事情。这就像是为了娱乐而踢球和把踢球当作一个职业运动之间的区别。如果仅仅是为了玩儿，你会更愿意去冒险、去实验，也更享受，如果一心想赢，会不敢犯错，不敢实验。可是往往犯的错误越多，才越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作家。”过去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情况就完全相反，那里的学生都想当作家，他们希望他可以在出版、成名上提供帮助。每当有学生问他如何能成功地出版时，他就回答说：“这五到十年里先不要写作。”然后，他还会对这样的学生说，不必来上他的课了。另外，“学生的阅读量不够，我就会让他们不要在写作上努力了”。
朱诺·迪亚斯当然不需要受到商业化的控制，这让他谈起自己的拖延症来有些肆无忌惮。20年只出版3本书，一本不算厚重的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问他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他会说：“很不幸，我最近什么都没有写，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作家。”是不是足够的天才让他拥有懒惰的资格？2012年，他获得了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而我们对于一个天才通常的想象是，他在某件事上的杰出和他为之花费的工夫不成正比。
朱诺·迪亚斯似乎也愿意顺应这种想象，比如他会说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写作是因为得到一种使命的召唤。他说自己会在连续3～4个月的时间里逃避写作，然后在交稿期前的3～4天开始疯狂地写，向编辑撒谎以争取时间，最后拖上好几年。写作第二本书他花了11年，第三本花了14年。在他认为写作最为困难的那个11年里，足够的漫长让他足以经历各种倒霉事儿：雇主解雇了他、女朋友偷走了他不止一套公寓、他的编辑被解雇等等，以至于在那本书最终获奖时，他的家人有些迷信地说，这是老天爷对你之前太过倒霉的经历所给出的补偿。那11年，同样是作家的一个朋友已经写了4本书。不过他调侃道：“我们却一样穷，所幸写作并不能赚很多钱，写得慢点儿就慢点儿吧。”
这简直让中国的读者和媒体抓狂，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他被问道：“你真的只写了3本书？”“这种出版速度不会让你焦虑吗？”“是不是因为焦虑，所以写得很慢？”“听说中国作家两年不出书，就足以焦虑死了，你不会吗？”无数个“焦虑”抛向他，已经分不清谁才是真正可能的焦虑者。当然，关于“焦虑”的发问，也可能是受到此次上海书展期间，他在上海作协里与评论家陈晓明展开的一场对谈的主题——“身份的焦虑”所影响。有读者甚至直接问他：“这就是身份的焦虑吧？”他答：“不，我只是懒惰。”或者：“可能有些焦虑？但我要焦虑的事儿太多了，如果我有四个孩子，写作可能是最不让我焦虑的那个。”但似乎没有人满意这个答复，听完，大家都会笑一笑，然后说：“作家的话不能全信。”
于是，我也不太能确定焦虑是否存在了。但我敢肯定的是，这种写作速度并不是因为懒惰。大部分的天才似乎都并不懒惰。可能是为了和他眼中无聊的、只会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写作的一些作家区分开，朱诺·迪亚斯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把一些原本应该用在书桌前的时间拿去干了别的事情。但到底干了什么？除了热衷去图书馆，他一次次地回到多米尼加，把自己变成一个采访者。“多米尼加的独裁统治几乎吞噬了所有人。但小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对我凶，为什么那么愤怒，为什么那么受伤，为什么总是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多么危险，我甚至觉得他们疯了。”因此，当要书写父辈们所经历的历史上的恐怖和生活中的磨难时，他遇到了写作中最大的困难。“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如果我试图去问一些问题，父母可能首先会赏我一个耳光，然后再确保这个小孩不会得到答案。”而后，当他终于成长到足以拥有问问题的资格时，“他们几乎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
但他让自己成为一位聪明的访者，不断地找到那些在特鲁希略政权下生活过的多米尼加人，那些被我们称为“历史见证者”的人，与他们攀谈，却从不直击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会问他们那时候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鞋子、是否需要穿制服等看起来很无关紧要的边缘问题，然而收获很多。“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都是等了五六年才等到的。”他得知，在那样的独裁统治下，任何人哪怕说错一个字都有可能害死自己或者全家，如果你是个美丽的女人，独裁者在你14岁前就会把你强暴，如果你还拥有一点点财产，独裁者当然会让你变得身无分文。而后，在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出现了贝莉西亚——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典形象，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此后的《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中，虽然独裁者没有直接现身，我们也依然能感觉到他的在场，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政治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那种无形和长远的影响。
朱诺·迪亚斯的作品里，曾出现过那样一个人物：小时候，他的脸几乎全部被猪吃掉了，面部有很重的残疾，只能戴着面具。其内在的问题是：人肯定知道自己真正的自我，也害怕面对真正的自我。他设置这样的人物，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戏剧性的时刻，让人和真正的自我面对面。不是和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和有关金钱、权力的梦想，不是和政府的关系，而是和真正的自我，面对面。“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作用就是讲述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愿意承认，希望去否认的一些东西。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又在多大程度属于我们的父母、政府、政治、宗教信仰、企业，以及别人的梦想？换句话说，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人们的面具掉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接着说道，“我也非常感兴趣当人民看清楚国家面具背后的真相的时候，国家会做出什么反应。还有就是，人民看清楚身边人的真实面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我写作的重要的来源。”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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