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博物馆出售藏品的目的不能只为解决经济问题，出售馆藏只能用于购买新的艺术品、保护和修缮其他藏品。而对于艺术类博物馆的要求更为严格：出售藏品的目的必须限制在为了购买新的艺术品。
100多年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厅里，所有展品密密麻麻地陈设在一起。或者说，这里更像博物馆的库房。这对于展陈效果来说，显然是很不理想的。但对于希望学习陶瓷的观众来说，却是再好不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始于1879年，但在1915年才成立专门的远东艺术部，并于1983年易名亚洲艺术部。这个部门目前的藏品数量，堪称大都会博物馆各类珍藏之中的佼佼者。
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Hearn）在《Asian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一文中指出，大都会博物馆在1870年建馆之初，各创办人皆矢志呈现包罗万象的世界艺术大观，迄今仍恪守这一购藏原则。但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亚洲艺术部珍藏是纽约这个人文荟萃之地的缩影，并体现了众多私人藏家的个人追求与真知灼见，这种精神正是这座城市与大都会博物馆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且依赖开明的赞助人，博物馆才能展现出蔚为大观的亚洲书画、雕塑、丝织和装饰艺术的珍藏。
今年大都会博物馆委托纽约佳士得，对其501件中国瓷器进行拍卖。这些藏品均是由大都会博物馆选出的，囊括了从高古到明清各时期的陶瓷作品。本次释出藏品的大部分是来自19世纪至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慈善家的捐赠，他们包括J.P摩根、洛克菲勒家族、塞缪尔·普特南·艾凡礼（Samuel Putnam Avery，1822～1904）、玛丽·克拉克·汤普逊（Mary Clark Thompson）和玛丽·史提曼·哈耐斯（Mary Stillman Harkness）等。大都会此次释出的藏品主要是为了丰富其购买资金。501件藏品大多是因为博物馆里已有重复的，另外还有很多稍有残缺问题或者质量一般，不符合大都会收藏瓷器的标准。
大都会首批重要的中国陶瓷，它们来自艾凡礼的旧藏。他本身是雕刻师，同时也是收藏家和古董商，经常充当其他藏家的顾问。后来他彻底放弃商业雕刻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荷兰绘画和法国风景画为主的收藏和买卖活动中，他出任巴黎世界博览会艺术专员。根据大都会博物馆藏的艾凡礼1871至1882年的游记，他的足迹遍及欧洲各地，除了四处造访艺廊和艺术家工作室，他还出席艺术展销会，并提到曾参与伦敦佳士得的拍卖会。艾凡礼结交了许多艺术家，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画稿和随笔，杰洛姆、米莱（J.M.Millais）及亨特（William Hollman Hunt）的稿笺便是一例。
艾凡礼也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创馆信托人之一，馆内有1300多件陶瓷，绝大多数源自中国，都是1879年向他购入的珍藏。在一批1907年的老照片中，许多艾凡礼的陶瓷珍藏正在馆内二楼“大厅”展出。该厅坐落于理查德·莫里斯·亨特（Richard Morris Hunt）担纲设计及刚落成的新翼。艾凡礼的中国陶瓷珍藏以明清作品居多，这是当时收藏界的主流。此次拍卖的雍正粉彩盘，便是出自艾凡礼旧藏18世纪画珐琅佳品。1900年，艾凡礼将其珍藏的19世纪欧美蚀刻版画和石版画赠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举奠定了该馆版画珍藏的基石。此外，他还将一批重要的建筑典籍捐予哥伦比亚大学。
何慕文指出，19世纪最后20年里，该馆的亚洲装饰艺术品数量大增，据他分析，部分原因可归功于美国首度正式主办的世界博览会，即1876年的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观众人数约有1000万，会上展出的中日装饰艺术品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借此机会，人们得以接触到所谓“镀金时代”的东亚艺术，这提升了时人收藏东亚作品的意欲，亦启发了刘易斯·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1848～1933）和惠斯勒（James McNeil Whistler，1834～1903）等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创作。
20世纪初，大都会博物馆曾获赠多批数量可观的中国陶瓷，其中之一来自奥特曼（Benjamin Altman，1840～1913）珍藏。他是世界知名的B.Altman & Co.百货公司的创办人，还是一名热心公益的慈善家，他对大都会的馈赠在当时堪称历年之冠。他捐赠的作品中有400多件中国陶瓷，一幅1926年的照片所展示的正是他的部分藏品。这些品相佳妙的瓷器以18、19世纪的作品居多，大部分是向著名古董商杜亨利（Henry J.Duveen）购入。奥特曼遗赠大都会博物馆的诸多作品中，还有约51幅古典大师画作，当中有13幅伦勃朗的画作，以及霍尔拜因（Hans Holbein）、波提切利（Sandro Bottkelli）和利皮（Filippo Lippi）的作品。奥特曼以举止温文见称，而摩根（J.Pierpoint Morgan，1837～1913）则恰恰相反，曾有人谑称，他每回做客都给人“风风火火”的感觉。他虽出身富裕的美国银行家族，但本身力学笃行，且对金融业乐在其中。他叱咤美国金融界约半世纪，对铁路和工业集团投资尤巨。精力充沛的摩根也喜爱收藏艺术品，并大力帮助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在大都会博物馆入口南面墙上有一块摩根纪念石碑，其碑文以拉丁文“Vita Plena Laboris”作结，意为“孜矻以终”。
1871年，即大都会博物馆成立翌年，摩根初次赞助该馆，并于1888年加入信托人委员会。1897年，他向大都会博物馆捐出首批艺术品，此后还有多次类似的善举。1904年，他首次获选为副总裁，同年再擢升为总裁，并一直留任至1913年辞世为止。他多次主持该馆的扩建工程，亦不吝向大都会博物馆各部门借出其私人珍藏。一张1913年5月的照片所呈现的正是他去世之际，馆内六号展厅展出的部分摩根珍藏中国陶瓷。至于身后该如何处置这些藏品，摩根并无明确的指示，仅在遗嘱中提到应用于教育和熏陶普罗大众。虽然其子小摩根（J.P.Morgan Jr.）曾将父亲约7000件藏品捐予大都会博物馆，但当中并无前述外借展出的中国陶瓷。摩根珍藏的中国陶瓷是其艺术收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承人为支付遗产税所出售的遗产当中，也有这批藏品的身影。
话虽如此，有一部分摩根珍藏的中国陶瓷最终仍回到了博物馆的怀抱；就此而言，另一位慈善家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1874～1960）可谓居功至伟。洛克菲勒对五彩、黑彩及黄彩及珐琅彩情有独钟，他曾提道：“我对此类作品情有独钟，未几又再买了一批。”洛克菲勒1960年去世，他遗赠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中也有好几例近似的中国陶瓷。
卢克·赛森（Luke Syson）是大都会欧洲雕塑、装饰艺术部门的主席，他谈及此次拍卖时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去重新审核我们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收藏。在组织这场拍卖时，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决定哪些东西要展示在博物馆中，而哪些东西要放在别处更合适。我们也会考虑物品背后的故事及其附带的意义，并且更现实的是，我们的展馆和仓库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储存多少东西？最重要的，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只进不出的收藏，有一些重复的藏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通过这次拍卖，我们整理了所有的馆藏，也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空缺。”
记者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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