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璐
不能把两宋的书院只看作中国古代的私立学校，它的繁荣其实是理学传播的结果。
在1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和复古中去探索世界观、时空观和人生观，而不是从佛教中。在这些学派里，朱熹的理学逐渐显露出来，先放下他的学说是否比其他学派高明不说，理学的大力传播也是它在南宋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而同期的书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有人统计，南宋书院的数量是北宋的6倍，是从唐到北宋500年的3倍。这些书院大多是理学为了传播学说所建立的。在历史机遇和他们自身的努力之下，理学在南宋末年被确立为正统，从而开启了对中国长达千年的影响。
科举的刚需
书院在北宋的开端，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试教育”。北宋立国，一派新气象，太祖太宗两朝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训，既要削弱武将的权力，又要避免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其中一个设计就是，“宰相需用读书人”，重视科举取士。宋代的科举考试，降低了报名的门槛，士农工商出身都可以参加，录取“一切以程文去留”，卷纸都是遮住名字、誊抄过的，考官无法辨别笔迹和考生，完全依靠才华排名。太祖时每年科举只有几十人中举，到了太宗时，扩充到几百人，而且设定了皇帝最后主考的殿试制度。为了向上流动也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好，这些改革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到举国选拔人才的活动中来。
可是，与改革刺激的更广大层面人民的科举积极性相比，宋代初期的教育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宋代施行以禁军为中心的军制，中央政府要给庞大的职业军人发工资，财政压力很大，很难有多余的经费投入到学校建设和发展教育上。有人做过徽宗朝的统计，那是在王安石变法加大教育投入之后的数据，官学学生在16万到21万人，而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在40万左右，尚且满足不了科举取士的要求。
北宋的书院当然有教育民众、培养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时代机会是满足科举考试的刚需。即便从这个结果去往回推，位于现在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也是北宋的第一书院。主持过应天府书院的有宋代名臣晏殊、范仲淹，学生成绩是七榜中举56人，进士30人。《宋史》记载：“其中的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皆践台阁。”而像胡瑷、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应天府书院创办于后晋，在第二代主持者戚同文的经营下，逐渐出名。《玉壶清话》介绍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累年不解带”，但五代十国时局动荡不安，他立志不做官，专心教育。因为他精通五经，学问渊博，这里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记载的“儒厚长者”许骧，就是被经商的父亲送到戚同文门下学习，在太宗朝科举及第，与宋初名相吕蒙正齐名，为官至右拾遗、殿中丞。
戚同文去世之后，教学一度中断，1009年归为官方书院。两年之后，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读书。他在这里艰苦勤学了5年，考取了功名，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并未结束，10年之后，他为母守丧住在应天府，时任应天府留守的晏殊，仰慕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邀请他在应天府书院执教。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把范仲淹主导“庆历改革”作为宋代各种改革的萌芽，之后的《岳阳楼记》简直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主持应天府书院的一年里，他已经为复兴儒学和吸纳人才做了前奏。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写：“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复明，徂徕有石首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被理学尊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这时跟着范仲淹学习诗书，年仅26岁就中了进士，他后来讲授《易》《春秋》，“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宋初三先生”的孙复，两次得到范仲淹的资助，还为他谋了一个教授《春秋》的职位。孙复后来被学术界最看重的就是《春秋》学。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的张方平，13岁进入应天府书院读书，天资聪慧和才华给范仲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仁宗明道二年，范仲淹与宋绶、蔡齐、范讽共列名举荐张方平茂才异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张方平曾经自述：“尝蒙范荐更台阁之要，久依户牖之严。”庆历改革时，张方平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非常勤勉尽心，《范文正公年谱》上写：“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他自己也在这时期完成了政治代表作《上执政书》，是后来“庆历改革”的蓝本。
儒学的复兴
宋代中期之后，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发展官学，书院作为应试科举的功能衰落了，但它的学术研讨功能却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因为北宋文化并不是继承前代、按部就班，而是个大变革。现在总有人说宋代文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里解释，以复古传统为特征的11世纪标志着自5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施加的高于一切的佛教霸权影响的结束。人类重新变成了在一个有限的和可以理解的宇宙中的人类，而只要对这种宇宙进行探索就可以理解它。11世纪中国精英界人物与其唐代先驱们之间的区别，犹如文艺复兴时代人物与中世纪人物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宋代建国之前，距离“独尊儒术”已经有几百年了。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中认为，隋唐其实是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唐朝皇家拜老子为祖先，道教受到重视。玄奘从印度取回大量经典，后来禅宗也开始兴盛，而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和政治理念又以儒家为基础。小岛毅研究，有资料显示三教的优先顺序在朝廷上发生争论，但是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就是说，三教并存的形式在唐代政治体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宋代打破了平衡，蓬勃的科举制度让士大夫、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话语权。欧阳修开启了古文运动，他不但自己写古体散文，而且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古体散文。为了实践主张，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做考官时，要求考生用古文答题，那次进士及第的包括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惠卿等，他们后来是北宋甚至整个科举史上的灿烂之星。这不单纯是一场文学革命，因为倡导古体散文的理由是，它可以不受修辞手段的规定和限制，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我们都学过欧阳修是受到韩愈的影响，韩愈在唐代就是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
另外一个促使宋代知识分子提升儒学，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的动力在于周边国家不但在军事上对宋朝构成威胁，他们还都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文明，挑战宋朝的中原文化正统地位。西夏对佛教全面弘扬，尊孔子为文宣帝，修孔庙，开设小学、太学。辽国的佛教也很兴盛，雕刻的契丹大藏经却全是汉文的，对燕云十六州也是按照汉族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管理。辽国对于《新五代史》里将自己归为“夷”类并不接受，作为中华文化上的平起平坐，把赵宋起事经过附在辽国史里。女真人的汉化也是持续进行，到了金章宗时，甚至用秦代的“五德始终论”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他选择“土”作为金的德运，而这对应了宋朝选择的“火”，土是火的下一个循环。
在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其实是确立“新的传统思想”过程中，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充满了活力，理学、新学、蜀学等学派层出不穷，他们有的互相启发，有的前后继承，有的互为对手。承接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是，“新学”代表、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从隋朝开始持续了500年的进士科考诗赋，改考经义、策论。相应的，学校的教育要配合科举改革而重视经书解释。教材是王安石父子亲自执笔注释的《周礼》《尚书》《诗》三经。除了这些，王安石还做过其他的注释，继承他的新法党派中也除了很多注释家。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里写道：“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是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影响力之大。”
其他的学派没有科举参考书这样的强渠道，大多依靠官学、书院、私学、家塾等教育机构来持续传播自己的理念。比如，“洛学”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统治者，不仅包含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人伦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他们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仕途不顺，赋闲洛阳，在家里、嵩阳书院、龙门胜德上方寺、龙门香山寺等地讲学。他们的学生杨时，把“洛学”传到了南宋，曾经在南宋高宗的朝廷里侍讲经筵。“关学”创始人张载，年轻时受到范仲淹鼓励，从研究军事改为钻研儒学，建立起自己的系统。嘉祐二年，跟苏轼同登进士，王安石变法之时，辞官回到陕西横渠，立馆讲学。
朱熹的正统之路
书院到了南宋，简直是蓬勃起来，在153年里，南宋书院总数是442所。南宋的书院不但数目大，分布也很广，覆盖了11个省。这种数量和广度，也可以看成理学在南宋传播的路线图，因为南宋的书院是伴随着这一学说而发展的。
对于特别重视体统的儒学知识分子来说，靖康之难的羞耻、北宋官员对女真人的投降和高宗朝廷的苟且偷生的行为十分羞耻。他们认为，这是北宋以来的儒学教化失败了，这其中一定缺少了最紧要的东西。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写道：“朱熹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里去寻找答案。大儒们的主要贡献都在形而上学领域。朱熹认为，忽视了形而上学理论是造成悲剧的致命错误。”
回到打破三教平衡的时间点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没有关注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要真正超越佛、道两家，成为一个更优越的、更能庇佑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需要对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宇宙进行观察思考，重新规范价值体系。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总结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世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第三个概念是“道”，它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原则，但并不神秘，而是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对于朱熹学派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认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间。
理学在当时不是一枝独秀，但它最后能脱颖而出成为正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传播的力度。他们认为教育是觉悟普遍规律、感知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手段。于是，道学的知识分子像传教士一样，从南宋经济的核心区域浙江、江西和福建，向偏远地区湖北、四川、湖南扩散，诲人不倦。
传教的载体就是书院。朱熹创建了书院4所、修复了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3所书院，前后在20所书院里讲课。即便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黄翰为了光大师传、传播理学，还创建了多所书院。弟子陈文蔚一生也讲学于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等多所书院。现在，我们发现书院的遗址大多数是风景优美的名胜，这其实是理学家们经过谋划的。理学的传播不是讲知识，而是道德的、价值观上的认可，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提升自我修养，达到道德的进步，确立信仰和价值观。所以，为了营造出不关心世俗、修身自省的氛围，书院跟佛寺、道观类似，喜欢建在幽静而风光秀丽的山野里。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写“相与择胜地，立精舍”，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写“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
南宋大儒们也不只在书院里带着学生静心读书，他们的教学无处不在，有时候是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是游学中的某次阐述，这些随机的智慧编辑成一本《近思录》，全是从农民、乡村生活、宗教活动、统治艺术这类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痛点”出发的解答，而且这本书非常适合科举考试，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科举参考书。为了跟教育水平更低的人群传播理念，理学知识分子甚至放弃了文学素养，他们中间不再出现文学大师。
南宋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意愿，理学大儒形成了理论体系，有书院做载体，还注重简明易懂的传播方法，这些完全符合撩起人群追随和信仰的规律。理学派在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中声望日隆。但是，成为宋代的正统学说不能只靠“群众”们喜欢，走到最后是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结果。
1195年宁宗即位，受到权力争夺的波及，道学被定为是伪学，以这个为理由，推荐过朱熹和其他道学学者的宰相赵汝愚被流放。朱熹在1200年去世，他没有看到因为政治局势的又一次逆转，使得受到压迫的道学获得崇敬。1208年朝廷授予朱熹身后荣誉，称他的学术为正学，1212年，政府接受了朱熹为《论语》和《孟子》所做的注释。
蒙古人咄咄逼近，而且他们跟西夏、辽、金一样，也以中原文明体系的政权自居，还在北京修建了孔庙。朱熹学派成了南宋朝廷提振士气的工具，因为他们一直宣称北宗五大儒激活了儒学的血脉，而其中“二程”的学生杨时又把血脉传到了南宋，传给了朱熹学派。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南宋朝廷赞同朱熹学派的正统。1241年，在内忧外患之时，为了申明南宋在中原文明体系里的正当性，朝廷举行仪式宣布朱熹的理学为国家正统。
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书院在物理上消失殆尽，可是精神长存。朱熹的理学成为国家正统，在小岛毅看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在宋初人们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不久宋人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如果说唐朝实体被黄巢消灭，那么唐朝的理念在朱子学立为正统时被消灭。中华文明从唐韵转向了漫长的宋调，朱熹的理学包括新儒学在当时是种新文化潮流，可一直影响到封建王朝的末期。这些理念和规范构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是什么样子。
“孔孟之道”是宋代才有的说法。在宋之前的说法是“周孔之教”，“周”指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从欧阳修寻找儒学本来面目的古文运动开始，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高。欧阳修的继承人王安石把孟子从祀到孔庙，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成为显学。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写“人欲肆而天理灭”，后来他又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
宗族社会也是在朱熹理学的传播过程中产生。朱熹理学强调《大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三纲领，具体实践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从前是统治者的守则，而理学把它扩大为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小岛毅分析，道学在长期以来是要应对新学和佛教禅宗两方面的挑战，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忽略自我修养。道学的解释系统里，“明德”就是天理，至善就是为天下国家做贡献，这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
对于那些没有做官的地方乡绅、知识分子来说，道学给他们指出了人生方向，致力于自己的宗族社会，也是对国家做贡献，因为国家秩序就是由单个的宗族组成的。其实在宋初，科举制本来就有打击世家大族的意味，但是有眼光的家族为了维持兴旺，就得给家族里的子弟提供读书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宗族又因为科举而紧密起来。范仲淹晚年在苏州设立义庄、欧阳修编纂了族谱，这些都是为了把自己因为科举和做官积累的资本传递给家族后代。重视宗族社会从理论上讲也有意义，是恢复古代礼制的手段。
宗族社会在宋代开始逐渐形成，朱熹理学兴起之后，更有完全按照朱熹的思想去经营家族的。比如徽州的宗族社会就依照的是朱熹嫡传“新安理学”的思想形成的。徽州宗族的族规、祖训是朱熹伦理思想的具体化，洁祠堂、修坟墓、孝父母、序长幼等，甚至承担国家义务都有明文规定“吾门粮差，各有定规，乃朝廷正务，不可慢也”。宗族活动的内容、程序和细节则遵照的是朱熹的《文公家礼》，族谱甚至明文规定“凡祭祀、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朱熹在《家礼》里特别重视祠堂，“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南宋之后，徽州宗族兴修祠堂，并且逐渐成为宗族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徽州“祠堂林立”的根源。
理学对宋代的影响其实也可以从文学艺术上看得到，风格上从唐的热烈飞扬转到了宋代的内敛，以方寸之心去牢笼天地，在一件玩物、园林、景观里看到浩瀚宇宙。理学的“理气象”“性与情”“文与道”这些哲学品格进入道美学理，也让宋代美学有了思辨的基础。比如“气象”就是从道学转入了美学范畴，最初是形容人物精神品貌，后来用于形容山水、文章的整体风貌，用来形容各种艺术的风貌境界。“韵味”也是宋代标识明显的审美气质，指的是意味之美、意味之境。宋代文化转向内，崇尚淡泊，而韵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朱熹的门生魏了翁的概括“无味之味至味也”。
（实习生周缘对本文有贡献）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谢和耐著；《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中国转向内在》，刘子健著；《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小岛毅著；《书院与两宋理学运动》，陈钢著；《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李兵著；《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周晓光著；《宋代美学代表人物与核心范畴》，潘立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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