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周岩
中国人关心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世界。
马克斯·韦伯是迄今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一代代中国学人的必读书目。韦伯的著作涉及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新教伦理”“理性化”“卡里斯玛”等概念也早已经由大众媒体进入了社会领域的日常讨论。
除上世纪30年代郑太朴等人对韦伯的零星译介外，改革开放之前韦伯极少为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中国学者真正试图阅读、理解韦伯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关于韦伯思想的座谈会。此时韦伯在西方早已是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中国学界迫切想对他有所了解，而韦伯所讨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现代化理论等又恰是当时中国社会关心的重要议题，在这双重的推动下，国内立刻掀起了研究韦伯的热潮。
1987年，于晓、陈维刚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一译本在学界造成了广泛影响，使得韦伯进入了更多知识人的视野。翌年，社会学家苏国勋出版了大陆学术界第一部韦伯研究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此后的近30年里，韦伯受到大陆学界的持续关注，韦伯思想的方方面面也都得到了讨论，直至今日仍是被谈论最多的思想家之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30周年之际，本刊专访了韦伯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他阐述了30年来中国学者对韦伯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请你谈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三联译本对韦伯进入中国发挥的作用。这个译本不仅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而且是第一个翻译了几乎和正文篇幅一样的注释内容的译本。
李猛：这应该是韦伯所有作品在汉语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个译本，很多人都看过，后来许多人也尝试重新翻译，但这个译本仍然是影响最大的。虽然印数只有五万多册，但是因为长期脱销，很多人用的是复印本或者电子版，它造成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这个印数。
我们要高度感谢这个译本的翻译者和苏国勋老师这些最早的研究者，以及三联书店当年参与组织、翻译、编辑工作的所有学者和同仁。今天学术界有时太过强调国际化，忽略了一个具有自身思想肌理的汉语学界的重要意义。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就能看出，如果不是当年三联推出这个译本，怎么可能对几代学者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毕竟能读韦伯德文版原书的没有几个人，尤其不可能带动一代代的学生去读。
三联生活周刊：东亚兴起“韦伯热”的时候，我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关注的重点是儒家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儒教与道教》恰是谈这一话题的。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学界，被讨论最多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和中国问题直接相关的《儒教与道教》？
李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大陆学界影响最大，这确实有些特殊。港台学界更早接触韦伯，关注的就是东亚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在美国，在帕森斯和其后继者眼中，韦伯首先是一个官僚制的理论家。有人做过一个调查，韦伯是英语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但大部分学者在引用韦伯的时候，其实更多关注的恐怕也是他对国家、官僚体制和组织的学说。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问题，中国的命运，是放在这一文明的视角中考虑的，所以才会最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如果大家只是关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实现，或者，中国较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哪些制度上的欠缺这些问题，那么《儒教与道教》确实应该成为更受关注的文本，因为其中似乎明确对中国进行了诊断，指出中国缺什么，中国是或者不是什么样。但是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所以虽然大家对《儒教与道教》中的问题也很关心，但还是敏锐地感觉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世界的普遍命运，其中不仅是现代化的凯旋，或许还有现代人的某种悲剧性的处境。用今天的话说，中国人意识到，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不仅仅是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方面的理性化，还涉及人在伦理生活方面的理性化。对于我们的学者来说，如何理解这一现代世界的真正性质，理解现代经济制度与其背后的“精神”或者说伦理生活的关系，比起如何尾随这个制度，效仿其中的实践和理念，或许没那么紧迫，但无疑却更加根本。
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决定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中国人觉得这些是更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眼光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洞见。从另一方面看，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关注的时间很早，是在80年代后半期，那时还远不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阶段，但是大家很早就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的问题，背后更根本的其实是现代制度与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中国人关心或者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角度。80年代的前辈学者们想问题想得很远，他们不仅关注中国怎么现代化这一问题，而且更关心的是，这一现代化的世界，它的命运是什么；如果中国真的进入这个现代世界，那么整个现代世界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对韦伯的这一独特关注可以看出中国人治西学有一个非常强的世界文明的眼光。中国人关心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的影响超出单纯学术研究之外，不仅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极大关注，而且也被一般知识人普遍阅读，更是几乎所有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在不同课程上都会遇到的必读参考书。对于非专业研究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带来的是什么体验？
李猛：这本书非常有魅力，我在大学里教学生印象很深，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这本书，觉得有感触。这本书其实并不好懂，其中包含许多基督新教教义与伦理实践之间复杂的影响关系。而且它采取的德国式人文科学的学术思路与现代社会科学一般的简明模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学生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他们往往在大学第一年或第二年，很早就遇到了这本书。
虽然书很难读，但是几乎很少有人看完以后无动于衷。学生喜欢这本书，一开始或许也并不是因为他就觉得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模型比其他模型解释力更高，而是因为这本书启发他去思考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现代社会背后涉及的人性和人心方面更多的问题。他可能原来觉得“资本主义”就是“赚钱”或者“贪婪”，没想过在“赚钱”背后，关于劳动、天职、纪律，乃至对社会和个体的看法，存在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理解，这会启发他审视自己经历的现代人的生活。
学生读起来和学者并不一样，可能相当个人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体会这本书。每个学生来到大学，无论他原来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在大学这个阶段，他会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韦伯这本书促使他理解这种现代人的处境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是慢慢才会从个人的经历意识到，他的个人经历其实不过是世界历史、世界文明经历的一部分，他也会逐渐认识到，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会有这样一种个人经历。个人经历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力量在他身上的汇聚。作为一个中国人去读这样一本书，正是我们对这样的历史力量和历史情势的理解和反应。我们在一代代消化这些力量，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力量，而不只是情绪和感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发生的一切，是现代中国思想形成的一个缩影。
其实人们读完这本书的时候，里面具体的论证不见得完全记得或者理解，比如如何从预定说到天职观念，如何由此催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但几乎没有人会忘记结尾的那些段落：“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身外之物从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一只铁笼。这些“文明”的图景给每个读过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甚至许多时候在他真正意识到这就是现代的命运之前。
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之后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时候韦伯就被介绍过来，80年代后期韦伯研究真正兴起，然后是90年代一直到现在，对韦伯的研究逐渐深入，可以说韦伯在中国不是一阵风似的流行，而是持续地受到关注。并且这种关注是跨学科的，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学者讨论很多问题时都要从韦伯出发。那么这30多年来中国学界解读韦伯的重心有怎样的变化，韦伯真正吸引中国学界持续、跨学科关注的根源在哪里？
李猛：这个学期我还在读书小组和课上与不同的学生一起读韦伯。我们每一代都在重读韦伯。在80年代“走向未来”的现代化阶段读，后来在90年代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读，再到今天处于文明之间相互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再读。韦伯既让我们更好地面对不同时代的问题，反过来，我们也借助这些问题重新激活韦伯思想中一些为人忽视的潜在力量。
读韦伯的时候，肯定是要想到我们自己。所有中国学者，大家都会在现代化的经历中思考中国传统的未来命运。如果韦伯谈资本主义，不只是说一个制度性或社会秩序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伦理生活的动力或支撑。那么，中国传统，对于我们的现代世界而言，是必须克服的障碍，难以摆脱的负担，还是新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韦伯留给我们的大问题。
按照韦伯的判断，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以一个模仿者会很适应。他很早就预见，中国人搞资本主义一定会搞得非常好，但是中国仍然不可能发明资本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后来引起了很多讨论，但许多研究并没有抓住韦伯问题的要害。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一个虚拟的历史世界中创造出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是不是完全像韦伯说的，是一个以适应现世为特征的尾随者的形象，这是不是中国与现代性的唯一关系。我觉得这是根本的问题。如果这是中国与现代性的唯一关系的话，这个现代性，势必缺乏伦理上的真正力量，也不可能建立制度自身的运行或所谓自我再生的系统，而只能不断依赖移植、嫁接、输血，最终是解体。这样的现代性，同时结合了现代和传统的缺陷，一定是非常糟糕的现代性，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对于世界。
但在这个地方，韦伯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回答，而不只是问题，这实际上是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韦伯最后在“新教伦理”结尾处的那个悲剧性的预言，大家并不满意，或者说大家并不太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可能在历史分析上大家都非常欣赏韦伯的洞见，但在伦理的结果上反而希望用韦伯的前提来反对他的结论。这是许多人思考中国的时候所努力的。我们每一代去重读韦伯的时候，都会带进新的视角，我们也会想这些问题是不是韦伯足以回答的，需不需要引入新的思想资源，但是韦伯以他的洞察力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是我们始终不能回避的。能否诚实地面对韦伯的问题，考验一个学者面对自身经验与历史的诚实。
我们可以说，韦伯在中国学界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他在英语学界甚至德语学界的作用。他实际带动了一个整体性的事业，大家超越学科、从文明的角度去思考韦伯提出的问题，而不只是局限在单一的社会学这个学科。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这些具体的现代性制度，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对官僚制、法理类型的支配的分析，都是相关领域研究持久的灵感来源。但这些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只会对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某些学者有影响，而韦伯的核心问题却对整个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具有普遍的意义。
早期理解韦伯的重要角度是现代化理论，但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不是一般的现代化理论，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化理论。仅就现代化而言，有许多人比韦伯讲得因素更明确、线索更清晰，但却绝对不可能产生“新教伦理”这么大的思想冲击，韦伯的理论含义要远为丰富。而当现代化理论后来遭到世界体系理论或者依附理论以及各种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时，这些理论的影响也没有韦伯大，没有形成对知识界的普遍影响。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理论，多多少少仍只是把中国看作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处于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地方性甚至边缘性的位置。而中国人的观念却多少有些不同，哪怕不在“世界中心”，仍在世界的中心来思考问题，仍在思考世界，所以会觉得韦伯这一世界宗教和普遍历史的视角才是他要关注的问题，中国学界的这种思考的世界格局是我们不应该放弃的。中国人就应该在这个世界历史或世界文明的层面构想自己的未来，理解自己的历史，这样才有机会结合世界文明的命运安顿我们自己政治和伦理生活的可能性，否则抱着保卫自己的地方性文化的心态，可能会越做越没心气，越来格局越小。
三联生活周刊：韦伯论述中国，中国学界解读韦伯，在这个双向的对话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后来出了不少文章都是批评韦伯解读中国时所犯的错误。同样，在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联译本依据的是帕森斯的英文译本，而这个英文译本后来遭到德国学界的许多批评，认为帕森斯在很多地方误读了韦伯。
李猛：韦伯对中国的论述，从技术上来讲确实有误读，这毋庸讳言，有些地方甚至有严重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错误相当少。但我觉得争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肯定不可能像中国人理解中国历史那样准确，他也不是要提供一个中国历史的完整描述，他实际上是要把握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所面临的核心的问题。韦伯书中的许多洞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至今仍有很大启发。但或许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如何回应他针对中国文明及其世界历史地位所做的整体判断，如何面对韦伯的判断，提出中国人自己对于自身文明的全局理解，以及在世界历史中的可能性，这是更为根本的思想问题。
当然，从中国对韦伯的研究看，我们对韦伯的误读，肯定也存在。虽然在过去30年里，我们始终对韦伯非常关注，但成熟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但是，中国学界进入韦伯的思考，有大的视野和关怀，能够在整体上对韦伯形成一个相当深入的理解。帕森斯的那个译本，今天来看，是存在一些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解上的偏差，对此，后来英语和德语学界都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但是，帕森斯最大的偏差在什么地方？正是在于他完全以现代化的角度去衡量现代和传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学界恰恰用韦伯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化。很有意思，中国人在理解和思考韦伯的时候，其实以某种方式克服了帕森斯学派经常会导致的问题。而韦伯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全方面的影响，更是有时候都超出了韦伯自己研究所涵盖的领域。
我们有代表性的一些韦伯研究与欧美一些最好的研究相比并不逊色。比如开韦伯研究先河的苏国勋老师。苏老师对韦伯思想的整体把握非常精准，抓住了韦伯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在《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开头曾经引用过里尔克的诗句：“这样的人，总在这样的时刻现身/行将终结的时代，再一次结清了它全部的价值/于是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负，把它抛入自己内心的深渊。”这个对韦伯作品精神气质的把握是非常准的，实际上正是这种气质，感染着从80年代到现在的一代代读者。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韦伯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