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聃
假街拍，真秀场
从比尔·坎宁汉、斯科特·舒曼到汤米·托，一群捕捉日常瞬间的摄影师把街拍变成了时尚现象。而美国学者布伦特·鲁伐斯发现：“过去，街拍是用来记录真正的时尚。一旦它拍摄的内容变成了时尚出版物读者有兴趣看到的事物时，就变成了行业内的事而不再是大众的日常了。”
当这股街拍热潮蔓延到国内，也顺势发展成了时尚产业链的另一套话语体系。国内最早的街拍网站p1.cn转投自己的“街拍部落格”的摄影师张佳音曾表示，国内的街拍生态以明星和品牌植入为主。如今，明星街拍已经发展为艺人和品牌双赢的局面。时尚新词“带货王”就是很好的例证，顾名思义只要那个明星穿着或者拿着点什么，就能让它火到脱销，成为时下最热门的单品。
中国版《GQ》对“带货王”的“翻译”更是直抽痛点——住在机场的女明星们。想想以前，在机场被拍到的明星通常戴着黑口罩，像素模糊，避免在任何角度的镜头里多停留一秒。自从微博#街拍成了热门标签，女明星们都不好好坐飞机了。
这要从2012年说起，当范冰冰身穿像病号服似的Celine黑白条纹装现身机场，前往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身造型占据了各大门户头条，网友们都纷纷惊叹她的时尚驾驭能力。从此之后，明星们发现了这个抢头条技能，如今女明星简直把机场当成了秀场，勇于尝试各种浮夸的衣服，据说还自带灯光和摄影，努力在“最会穿女星”榜上留名。当然若能上榜，除了自己不惜重金在“买买买”上，也要感谢各自幕后的造型师。
早个20年，根本没有名人造型师这个职业。随着五花八门的首映式、慈善派对、颁奖礼越来越多，那些场合都要求明星看起来像是从杂志里走出来一样美，造型师就在好莱坞变得和制作人、私人助理、教练、主厨一样不可或缺。虽然，香奈儿前主席艾利·科佩曼（ArieKopelman）早期曾说过“推销时尚是很忌讳的，会降低品牌的格调”，可70年代以乔治·阿玛尼为代表的设计师们扭转了这一观念，帮助名人在聚光灯面前打扮好就是奢侈品最有效、花费最低的广告手段。
如今，除了红毯，街拍承担了更多品牌对曝光率的诉求。“与红毯不同，街拍对普通人来说更具有造型上的借鉴意义。”曾为张歆艺、吴秀波、陈乔恩、井柏然等艺人做过造型的阎森对我说。在传统时尚杂志工作六年的经验让他获取了成为造型师的要素——时尚触觉和品牌资源，去年他开始和搭档共同组建“斗男”工作室。
阎森记得从2013年开始，国内艺人对造型师的需求井喷式地爆发了。造型师就像一个接口，匹配着明星与品牌之间微妙的关系。他解释道，一方面，品牌想借助明星的辐射能力做营销；另一方面，明星希望建立一个“时尚的人设”，既能制造话题又能拉近跟品牌的关系。如此看来，在机场上演的一幕幕多是假街拍，真秀场。
不过，消费者是买账的，他们还是会好奇明星在生活中的样子，即使是制造出来的。2015年腾讯曾经做过网络问卷，结果显示关注街拍的人群中92%为女性，她们大多通过网络媒体接触到街拍，近三分之一是为了学习其搭配技巧。即便看出国内街拍水平与国外有些差距，比如摆拍感强烈，产品植入过多，堆砌大牌，她们最不能接受的还是造型怪异，刻意博出位的现象。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只要搭配得当并不介意品牌植入行为。在1万多人的调研样本中，有近六成的人购买过街拍同款或类似单品。
“在日本，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风格很鲜明，比如有崇尚欧美风的，有极简的，有二次元的。大家都很自信，在各自的风格里自得其乐，不会像我们这样容易被影响，变来变去。之所以有那么多爆款出现，因为大家都没有关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的思考。”阎森说道，“审美观不成熟导致的盲目跟风，让大部分人觉得只要和明星穿得差不多就时髦了。”
他的搭档孟璠补充道，这也跟我们的时尚环境有关。时尚杂志在90年代初期才进入中国内地，消费者还没有养成看杂志的习惯，信息过剩的互联网就来了，消费习惯不够成熟。
蹿红的新平台
要说国内的明星街拍，不免提到以韩火火为首的团队打造的街拍IP《FB有范儿》和李晖创始的微博大号“我们的街拍时刻”。前者是每年一次集结成册，后者是即时影响着近80万“粉丝”的在线版杂志。
对于一线时尚杂志来说，拍摄封面大片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需要提前两三周构思造型，敲定明星档期、拍摄场地等问题，一套封面大片拍摄下来，通常需要近一个月时间。相比之下，街拍操作的便利性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通常我们每一次的拍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有限时间内要完成4到5套look的拍摄，甚至有的明星能够挤出的时间只有30分钟。”李晖说，“一般当周拍摄完毕，次周的星期一就会发出符合当周主题的第一套look片子。”
2011年，街拍在国内还属于凤毛麟角，那个时候国内明星对于私服的穿搭也不是很在意。李晖与好友高圆圆、刘雯一起拍摄了一组身着香奈儿小外套的街拍图。“刚开始就是纯玩，但没有想到加入的明星越来越多。”这个话题因为明星效应和时尚度引来大量转发。“很快张梓琳也加入进来。我们那时候每周同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最新的主题街拍，几个人相互@并转发，这种直观的互动形式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03年，李晖第一次参加时装周的时候，把旗袍穿得很混搭：粉色的棉质小旗袍，腰带，配着牛仔裤，这让她也成了外国媒体的街拍对象。“人家老早就有街拍了，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没有那个意识。”她把自己定义为看图说话非文字工作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穿搭类的内容，单纯地通过文字描述很难做到直观的指导性，而图片形式就更直接了。”作为国内最早的时装媒体人之一，她嗅到了街拍在国内的潜在市场。
创建“我们的街拍时刻”时，李晖有两点考虑，一是想让明星们也能意识到自己私服的影响力，再者想给喜欢穿搭的人们提供正向的搭配参考。“之所以没有选择素人的加入，是因为我们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以新型的街拍形式去向大众传达时尚。”这从侧面反映出，相比于国外，当下国内素人街拍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如今“街拍”已经成了一个明星的标配，这也奠定了他们在时尚产业中的地位。就像《风尚》（InStyle）杂志创刊主编马莎·尼尔森曾说的那样：“明星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客厅里，读者对他们有一种‘了解，这是模特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品牌合作关系，高圆圆无论在哪里被拍到，都背着Chloe包，比如小猪包或者Faye包。被打上了“高圆圆同款”的标签后，Chloe的包包也成了“网红”。
商业总是有迹可循，当年麦当娜穿着古驰的宝蓝色绸缎衬衫和黑色天鹅绒低腰紧身裤出席1995年MTV颁奖礼的时候，古驰营业额曾暴涨。同年，戴安娜被拍到提着迪奥的手袋，就是著名的“戴妃包”（DiorLady），当年售价1000美元的戴妃包卖出了10万个，仅是这款手袋的销售情况就让迪奥第二年的全球营业额增长了20%。现在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用再等到第二天，从报纸上的有限版面去了解这些事了。与传统媒体相比，更即时、更具互动性的新媒体改变了传播路径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这也让品牌、明星与即时分享平台在逐渐完善的新生态里各取所需。然而，就像川久保玲曾说的那样：“在时尚界商业是不是比创意更重要？是的，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会削弱创意的力量，那也是最糟糕的情况。”为《W》杂志拍攝秀场外的时尚名流形象的摄影师亚当·卡兹·辛丁（AdamKatzSinding）说他越发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街头时尚就是展现流行风向以及“重点人物”穿着“重点品牌”的风采，这有点乏味。
沉默的摄影师
一位国内女艺人的经纪人私下这样感叹街拍摄影师的“专业”——四五个人全都盯着相机倒着跑，谁都不会撞到谁，他们迅速地集体移动，还伴随着各种移形换位的穿插，动作和流程极其娴熟。在摄影师于捷看来，如今的摄影对于时尚的意义更像个熟练工种。曾经“制造超模的男人”被默认为是摄影大师彼得·林德伯格，而现在可能是Instagram。
“十几年前，我也拍过街拍，我对街拍是敬畏的。”作为国内的时尚摄影教育人士，于捷在美国修读艺术摄影专业的时候兼职做《TimeOutNewYork》的摄影师，负责“公众之眼”（PublicEye）栏目的街拍。那时候编辑对他说，就找他认为时尚的拍。“一般被街拍的人一旦发现你在拍他，要么表现得很反感，要么表现得很炫耀。这两种状态我都不喜欢，所以我都是偷偷拍，尽量不被他们发现，然后走过去征得他们同意，得到肖像授权后再拍几张。”他回忆道，“往往我偷拍的效果比较好。其实，要得到肖像授权挺难的，所以有点身价的摄影师都不愿意干。”
有一次，于捷在地铁里看到一位女士，特别符合目标条件，但因为要街拍，他就默默等她出地铁再找机会拍。“结果我的跟踪行径被发现了，她以为我是色情变态狂，走得特别快，根本容不得我靠近。”于捷还是追了她好几条街，情急之下把她叫住了，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解释她的状态和穿着特别能代表纽约风格。即便这样，那位女士还是将信将疑，于捷索性拿起相机给她拍了一张，没想到看了照片，她居然笑了。
“后来她特别合作，还建议我拍她坐着的效果会更好。”正当于捷愁着到哪儿找个地方坐的时候，她已经在不远的台阶上摆好姿势了。“坐下之后裙子和腿的摆度确实更舒服。”于捷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当时我英语再差点就直接被关起来了。对我来说，那时街拍让我跟纽约发生关系，不是为了出名，也没有特别要去拍名人。”后来，于捷才知道当时拍的很多人中确实有名人。“我在大街上见过几次伍迪·艾伦，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当于捷再登上国外的街拍网站时，发现现在的人都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大部分摄影师是业余的，连镜头都没搞准，拍出来的照片头大身子小。虽说时尚街拍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它真正的普及期是2000年之后。不仅受众迅速膨胀，有影响力的博客如Sartorialist也在2005年成立了，并伴随着一系列杂志街拍摄影师的崛起，如伊万·罗迪克、汤米·托等。然而，当时尚街拍的运作越发成熟，一条连接博主、摄影师、品牌和“粉丝”的产业链也越来越“露骨”。2014年，外国媒体集体把目光甚至矛头对准了在街拍行业大放异彩的玩家：《街拍摄影师是如何赚钱的？》《为博主打工的摄影师怎么赚钱？》《金钱如何毁了街头明星》等专题，都在抨击商品化的时尚街拍。
“街拍的文化属性越来越单一了，一旦这件事儿沦为工具还能指望它是什么好东西？”于捷说，“街拍本身是纪实摄影的分支。现在不同了，不只是门槛低了，背后的属性也变了。街拍很容易和商业结合，但它本身绝对是门艺术。”
于捷记得美国杂志《LastShot》有个栏目会采访当下最主流的摄影大师，并登一张最影响他们的照片。被采访者包括安妮·莱博维茨、布鲁斯·韦伯等大腕，而他们当中十个人有四个会选黛安娜·阿巴斯（DianeArbus，1923～1971）。《纽约时报》的艺评家希尔顿·奎玛（HiltonKramer）曾评述道：“在阿巴斯的镜头里，没有什么是即兴或仅是‘捕捉到的，主题人物有兴趣而耐心地面对着相机，他们完全意识到拍照的过程，而且合作。这种参与感构成了摄影者与对象之间的交谈，使照片表达出一份尊严。”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的《美国人》（TheAmericans）里，那些对焦不实、构图失衡、颗粒粗糙的照片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们崇尚，从此把现代摄影带上了强调个人主观表现的道路。“《美国人》说白了就是街拍，后来深受感染的威廉姆·克莱因就把模特拉到大街上，拍得像《美国人》那样。大卫·贝利（DavidBailey）也这样做过，他们都是当时的拓荒者，把时尚融入了街拍。”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朋克、马克·雅各布的咕隆摇滚、卡尔文·克莱的海洛因时尚、让·保罗·高提耶的俱乐部形式……都是摄影师和街头影像对时尚的反作用。
“当下的街拍不高级，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些继承，淡化了摄影本身的审美。”于捷说。在他看来，不应该批判时尚摄影有多商业，应该批评这个市场为什么不能多留一些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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