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丰
上海的愚园路和江苏路就像分不开的麻花。20世纪90年代，江苏路和愚园路交汇口开始了马路拓宽工程。在江苏路上，一片叫永乐邨的地方从版图上被永远抹去了，却独独留下了永乐邨21号——这栋孤零零的假四层楼房，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旧址，关于它曾经的“潜伏”故事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永乐邨21号来了新租客
1945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暑气尚未散去，江苏路389弄永乐邨21号的大门被轻轻叩响了。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只见一对穿戴颇为讲究的夫妻站在门口，顿时面露喜色，看来，租房广告奏效了。
两天前，常租永乐邨21号的日本夫妇退房回国了，走时匆忙，房子里留下了整套的东洋式的家具。时局动荡，经济萧条，房东忙了几天，在江苏路、愚园路贴了一百多张租房广告，寻找新的房客。
一百多张广告迅速被其他广告覆盖了。正当房东想加印时，登门看房的人就来了，而且口气不小，想顶下21号整幢房子。房东大喜，能够顶下一幢房子的人至少是经济宽裕，生活无忧的。交谈中他得知，丈夫方行是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夫人王辛南与人合开了中华医药化验所，都属于有身家的人。房东和租客在租金上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租客以妻子王辛南的名字顶下了21号。
让房东想不到的是，这对出手大方的夫妇，表面上是生意人，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对外营业的化验所只是个幌子，实为新四军的地下药厂。和王辛南一起开办中华医药化验所的是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对自己的地下工作守口如瓶，哪怕是家人也不曾知晓。
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更名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为组织部部长，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此前根据刘长胜的指示，王辛南租下的永乐村21号，看中的就是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周围僻静隐蔽，屋后有门通到外面，便于紧急疏散。
10月，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被称作“策反传奇人物”的张执一，担任了这一任的书记，他始终活跃在上海的隐蔽战线，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比如，秘密策反千里长江防线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为一段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不过，那是后话了。
自从顶下了21号后，这幢假四层便重新布局了。一楼是张执一和方行两家人日常活动的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是领导们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放些杂物，也是有同志来上海的临时住所。永乐邨21号成了党组织开展上海地下工作的“红色秘密基地”。
永乐邨21号为保证上海局的绝对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成立伊始，这条隐蔽战线上的交锋就从未停止过……
户口检查有惊无险
1948年8月，上海的天空乌云压顶，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压抑。在这非常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又一次清剿行动。上海警察局以重新发身份证为名，由警察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检查，并且规定轮到入户检查时，全家老小必须守在家中，警察需要逐一核对照片。
很明显，这次查户口表面上是分发身份证，实质是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行动。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紧急会合在永乐邨，研究如何应对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后果就是暴露，巨大的威胁将侵袭永乐邨。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安全是第一位的。刘晓他们商量后决定暂时转移到杭州去避风头。于是，在熟人的引荐下，著名的佛教居士赵朴初书写信函给净慈寺方丈，说是上海有几位实业老板将到杭州名刹来做佛事，请方丈予以接待。
就这样，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在方行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净慈寺。净慈寺是西湖四大古刹之一。在净慈寺里，他们做的是为超度水陆一切亡魂而设的“水陆道场”佛事。方丈因为赵朴初的介绍信，对五人分外热勤，还安排他们住进了寺院深处的独立小屋。
8月的杭州，是一年中太阳最毒辣的时节。尽管净慈寺就在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是游览避暑的绝佳地点，一行人却以酷暑难耐找了个不宜外出游览的借口。白天，二刘和二张这四人在屋内佯作打牌消遣，实际却是聚在一处议事。方行则带着6岁女儿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实为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庙里住了个把星期，一直到收到王辛南的来信，通知他们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告一段落了，大家这才分头返回上海……
胖子是誰？姓张的又是谁
这次的虚惊还没过去多久，令人揪心的事又发生了。“有人吗？开门！开门！”1948年深秋的早晨，永乐邨21号的大门被重重擂响了。
过了许久，“嘎吱”一声，系着围裙的妇人从门缝里露出了头：“谁呀？”
“这里有个姓张的人，在家吗？”
不一会，张执一的夫人王曦施施然走了出来：“这一大清早的，你们找谁？”
为首的特务亮了亮胸前的铭牌：“这里有个姓张的湖北人，喊他下来！”
王曦冷笑一声：“找我先生？别说你们，我还想找他呢！这兵荒马乱的，非要跑去南京做生意，一去大半年，连封信也没有……”
扑空了？几个人面面相觑，为首的又说：“人不在，照片总有吧！”
王曦转身回屋，拿了张巴掌大的全家福，递给对方。照片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全家福上站的、坐的有好几人，每个人的脸不比黄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务们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领头的特务穷追不舍地问：“有单人照片吗？”
王曦说：“家里只有这一张照片，你们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照片留着能当饭吃？张妈陈妈还有厨子天天吵着要走，我说不行，他们走了，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天天等着张口吃饭，哪里应付得过来！”
王曦越说越气愤，最后抹起了眼泪。开门的妇人抱着襁褓中的娃娃过来打圆场：“太太，太太，该喂奶了。您和东家待我不薄，就是张妈和厨子回了老家，我也跟着您……”
不劝还好，一劝王曦干脆掩面号啕起来，襁褓中的娃娃也跟着哇哇大哭。在女人和孩子的哭嚎声中，特务一行人悻悻离开了……
目视着特务离开，王曦越想越后怕，永乐邨21号是不是已经暴露了？为什么特务会找上门来？她赶紧秘密联系了其他人，想一起研究对策。
没过多久，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原来，就在一行人回上海不久，与张执一单线联系的一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尽管立法委员死不招供，但是，特务机关还是获知他与地下党里的一位姓张的高级干部有往来。至于高级干部叫什么、住在哪、相貌如何统统不知道，只能通过点滴信息，拼凑出张姓干部的模糊轮廓：一口湖北话，还是个胖子。
于是，特务们转而威逼起为立法委员开车的司机。他们用枪顶着司机的脑袋，让他凭着记忆开车带特务们去找送“胖子”回家的地方。无奈，司机只得把车开到江苏路附近停下了，说他当时因为忙着掉转车头，没有注意到客人下车后究竟是从哪个门洞、哪条弄堂回家的？
特务们大喜过望，有了大致方向，只要去找警署对户口就行了。果然，这一查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家地上门找胖子，排除了两家姓张的湖北人后，最后来到了永乐邨21号。
好在王曦是久经沙场的地下党高级干部，特务从王曦的话中找不出破绽，看到这户人家里有用人和厨师，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想必条件还算富裕，不是他们概念中那些一穷二白的共产党员，便放弃了继续追查下去的念头。永乐邨21号又一次躲过了威胁……
永乐邨21号的新生
1948年冬天，方行和张执一同去了香港，在那里与刘晓、钱瑛会合。1949年元旦刚过，王辛南也服从组织安排，去了香港。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后，转由沙文汉任“策反委”的领导。这时的“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贾亦斌率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作出了重大貢献。
5月，上海解放了，党组织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直到这时，方家和张家又重回永乐邨21号。当年与两家老小一起生活多年的两名用人，对主人从事的工作毫不知情。当他们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不久，永乐邨21号就移交给了上海总工会，上海局机关的历史使命在上海解放后画上了句号。
其实，早在受命之初，方行等地下工作者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也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万不可有丝毫闪失和偏差。尽管他们所做的，可能只是上海局地下工作中极小一部分……
因为隐蔽工作做得好，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暴露。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对发生在永乐邨的那些“潜伏”故事了解得少之又少。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让方行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时的21号已经住了七户居民。对张执一老人来说，永乐邨虽物是人非，但却是他人生永恒的记忆。
今天，曾经出入于永乐邨21号的人大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还原它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江苏路永乐邨21号作为上海局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段历史将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以及上海人民的心里。
（插图/陆小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