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南方人被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乖乖掏了钱下车，车上传来黑妹和其他乘客放肆的笑声，“没要你十块就不错了。”
“车票呢？”南方人还在问。怕是耽误了他报销。
“用完了，您下趟时提醒着我点儿啊！”
“下趟！”那人一跺脚，哼了一声，用力地扭过头，拿着包走了。“哈哈哈……”黑妹又是一阵大笑。她却笑不出来，她本不愿这样做。收车后，她跟黑妹一起吃饭，黑妹数出上交的份额，把多余的钱数清二一添作五，“姐，给你！”
“这么多？下次，人家要票就给人家吧，没提票的咱再不给。”
“放着河水不洗船。”黑妹直接把菜往嘴里胡噜，她从来不用什么化妆品，自己也不会做饭，能清水煮白菜，放把面条点上酱油辣酱，连香油都不知道放。她一边吃一边说：“姐，你开大公共开傻啦？不掖钱谁他妈争着来开小公共？”
“我真没想到，领导一号召我就应了。我是想换个环境，老开大公共，憋得慌。”她停了一下，幽幽地看着外面，“哪知道，这车小，更憋得慌。”
“我姐夫不够劲儿吧？”黑妹说。
“你怎么……”她脸红了。从“工人先锋号”到了让人厌烦却又离不开的小公共，把几年的架子全打消了。而车上的售票员从小李换成了黑妹。
“你听说了吗？小李成劳模了。”她忍不住对黑妹说。
黑妹回答：“听说了，那对咱没用。”
两人吃完后各自回家，她满脑子想着小李与黑妹的区别。小李确实够劳模，她经常下了座位搀着人上车，热心招呼乘客给抱小孩儿的让座，对几位经常坐这趟车的老人嘘寒问暖，给外地人指路，给盲人当眼睛。她大学没考上，来公共汽车上卖票才19岁。树她当典型实属应该，真为了那点奖金，也真委屈她了。
开小公共挣得多，但危险也多，各种浑人五方杂陈，北京站的铁路乘警轰小公共，交警抓了就罚他们。
母亲在家总是担心，怕她遇到坏人，更怕她出事，总把饭给她留到很晚。而丈夫一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从不等她，比钟表还严谨。这天丈夫吃完了饭在抽烟，母亲也对付了两口，对着疼爱的女婿念叨着：“饭都凉了，怎么还不下班？”
“且着呢。”丈夫说，他在看电视，拉开抽屉，里面有核桃。他拿出个小锤子，在桌子上慢慢地敲，要把核桃仁儿一点不碎地敲出来，像在雕一件艺术品，又好像核桃上的皱纹都是他雕的。
“昨儿个又让人罚了二十。”母亲感叹道，正说着，她回来了。
她回家后饿如饥民，端起碗来用筷子往嘴里一阵横扫。她喜欢吃汤泡饭或烫饭，今天母亲留的菜里有一碗鸡蛋汤，她把鸡蛋汤、米饭和菜都倒人一个碗里，如骆驼般咀嚼着，舌头和牙齿上下翻飞，并用嘴凑到碗边，发出如牛饮水的响声。她一边跷着二郎腿，一边还用筷子敲打两下碗边，以甩下筷子上的饭粒，面部扭曲地蠕动着，牙齿上沾满了菜屑，牙缝中塞满了肉丝，放很响的屁，打很响的嗝；这时，她忘了自己是女人。
“你能不能动静小点儿？”丈夫说，“以后咱们家怎么来人？”
她气得把筷子往碗上一摔，又发出一声：“我乐意，不这样，我饿！”
她有点委屈，丈夫岔开了话题：“又让人罚了？好容易赚点，都给警察上供了。”
她更委屈了，但还强忍着：“超载了，车上多拉了俩人。有一个站着的，原本让他弯腰，没想到他要吐。另一个说，你坐下，我站着。这时被逮了。”
“你说你，多让妈着急！”丈夫越来越爱唠叨，盯苍蝇一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数落她，每一下数落都要打到七寸。水龙头厂无事可做，他已到下岗的边缘，就像站在悬崖边，把一切都化作对世道的诅咒。“当初学车干什么？那么危险。我就不学，倒找钱都不开。”
她等母亲到了另一间屋子后才说：“我妈存折哪儿去了？”她急了，却发现丈夫总是把眼光停留在桌上那盆盛开的君子兰上。那君子兰墨绿的叶子配上橘红中透着奶黄的花，显得十分艳丽，并不清雅。她以前觉得丈夫说话很轴，有点缺心眼的人才这么说，但丈夫没坏心，但总扣着母亲的存折不合适。这次她审问，丈夫支支吾吾地说：“倒卖君子兰，前一阵炒得挺热，后来一夜之间赔了，跌了。”
她指着桌上的花：“现在值多少？”
“四十吧。”这是他往翻了倍说的。
她猛地冲到两盆君子兰前，用力把花盆掼到地上。
自那一场昏天黑地的干仗之后，丈夫老实了许多，他悄悄把家里的碗换成塑料的，以备瓷的砸了还要再买。她看在母亲阻拦和儿子的年幼上放过丈夫，并在第二天下班，给孩子买了稻香村的扒鸡，还从四道口冷库买了一麻袋的伊丽莎白瓜，给孩子慢慢吃，而她自己则买了包肺头。她经常给孩子的是牛街的烧羊肉、月盛斋的酱牛肉，而自己买剔骨肉、包心肉，或猪耳朵猪尾巴，每次都切碎了，拌上醋、香菜和芝麻，连稍贵一点的猪肝都舍不得吃。孩子不吃辣椒，她想吃但忍着不放。刚给儿子带回了旅游鞋，不合适，明天还想着去换。
这样的日子她忍了几年，与丈夫的关系几乎到了离婚的边缘。她深深地憋了一口气，想在一瞬间全部喊出来。但母亲突然去世了，她伤心欲绝，但家里腾出了地方，存折的事也马虎过去了，她憋了许久的气就这样泄了。多年后她回想起这一时刻，才明白这样的丈夫，跟他说交车份儿需要钱，动手术需要钱，他会体谅吗？
但是那时候，她什么都不想，她每天像打仗一般，在北京站前抢客人，拉座儿。站前广场上睡着残疾的乞丐和盲流，人群中混杂着旅店和三轮的拉客者。有个常驻广场要饭的，没有双腿和右臂，只剩下一条左胳膊抱着一个孩子，地上还放着一个孩子，都是他捡来收养的。那人的头发能有二尺长，很胖，腰嗣很圆，都套不进一个呼啦圈。好心人给他身下做了个厚厚的皮垫子。他能用手走路，但更多时候不走路，每天都睡在原地。人们管他叫墩子。
她经常从他面前路过，但根本就不敢看他。有时，她觉得和墩子也差不多，离变成墩子也不远，就在这几天的睡梦中。她想逃离这一切，也想过下海，哪怕开个小卖铺，摆摊卖烟酒都好，但小公共的收入明摆着，丈夫的糊涂也明摆着。
在80年代末的一天，犹如平地惊雷般，所有的小公共忽然都停运了。她走到市中心广场上，见人们都穿着白衬衫，到处白花花的一片。她只得拿着基本工资，在那些日子里无所事事。她见到有几辆大公共都停着被改成了厕所，散发的气味儿逼得人不敢靠近。
学生们在广场一连多少天都不回去。她感到势头不对，仔细打听，北京的学生都被父母关到家里不让出来，外地的学生越来越情绪激烈。那天她早早收了车，把车停到永定门火车站的车场，骑着自行车横穿长安街往家的方向走。那年的六月出奇的炎热，又赶上是六月里最热的一天。她骑着自行车，只见广场上刺眼的白色，什么都看不清楚。
全北京原本招手就停的小公共一夜之间消失了，司机又回去开各自的大公共。而那透过手持喇叭喊出的“北京站×块×块”、“管庄通县一块一块啦”的声音恍如隔世。各处都在戒严。北京站比以前干净多了。那些酒鬼、乞丐，一夜间都消失了。
就在小公共消失前的一段时间，她有一天见到几个熟悉的司机。司机们开什么车的都有，他们闲扯了一会儿，掏出一副扑克扎金花。她横竖看不明白，但都挂彩，一块钱起，眨眼输赢就在几十块之间。几个刚才还称兄道弟的人，一会儿脸色都变了。输的人眼睛里冒火，赢的人开始自吹。输的人不爱听了，几句话戗戗起来，越吵越凶，几乎要掀了桌子。那桌子不过是块破木头板，周围人半蹲半坐，姿势都不大舒服。眼瞅要打架，又被其他司机劝住，大家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