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为什么大家可以容忍大城市上涨的房价、拥挤的交通和非常恶劣的环境呢？难道他们不会为了追求幸福生活选择小城市和乡村吗？愿意忍受恶劣生存条件的人很多，否则怎么会出现像首尔、东京、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呢？
香港的房价是北京的5～10倍，香港双人床的标准宽度是1.2米，一间标准的香港居室的卧室是4平方米，面积相当于我们内地一张普通双人床的大小。在那种鸽子笼般的环境里，七八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的现象司空见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到其他地方去呢？如果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些迫不得已的理由：比如他就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他只熟悉这座城市，而且他的生活技能在这座城市被认可，他被嵌入到这座城市的大系统当中已经无法抽离。几乎每个香港人都有到田园去唱田园诗的冲动，可是面对具体的选择时往往不会付诸行动。
放眼城市化的未来，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给城市化聚集效应带来的影响。
前几年，我陪吴敬琏老先生在宁波举办了一个论坛，当地一个高层官员对他说：“原来搞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从上海找个高级工程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很容易，只需要把工资提高1倍，再分配个三居室，工程师很快就来了。现在要发展创意产业，我们想请一个国际上很有水平的动漫策划师或设计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工资翻几倍人家都不干。”对此，这位官员百思不得其解。
吴敬琏先生说：“可能是因为特定的行业需要大城市聚集，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个搞文化产业的设计师如果贪图两三倍甚至5倍的工资到宁波工作，三五年之后他再回到上海时，可能已经一文不值了。”这一点我们做媒体的人深有体会。
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人一定要聚集在北京？都说北京的文化资源好，其实无非是一帮文化人在一起激发的那个氛围。有时候只是打个招呼、发条短信或者闲聊几句，这些非正式交流都意味着个人被嵌入到中国的传媒系统当中，跟上大家共同成长的步伐。从北京回到某个小地方，可能你的生活质量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但是，心里却会担心自己几年之后跟这个社会系统脱节，跟不上大家成长的步伐了。这也是我本人死活都要赖在北京的原因。
（尹吉摘自《罗辑思维》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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