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硅谷却是一个例外。这里的就业率达到100%.Google、Facebook、苹果等公司 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电脑工程师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职业自由。未来的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正在他们的大学寝室里彻夜编写新程序。
即时视频搜索软件YouTubeInstant让费罗斯一举成名
丹·汤普森正在设计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会竞选论坛StanfordHub
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硅谷却是一个例外。这里的就业率达到100%.Google、Facebook、苹果等公司甚至 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电脑工程师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职业自由。未来的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正在他们的大学寝室里彻夜编写新程序。
费罗斯·阿布卡迪耶喜欢讲述他一举成名的经历。那是在去年秋天，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二学年刚刚开始。Google刚推出了即时搜索功能 Google Instant，在用户往搜索框中输入词条的同时显示搜索结果。费罗斯说，“我认为这是个哗众取宠的噱头。”但一个想法同时诞生：如果Google能够即时显示搜索结果，YouTube为什么不能即时显示被搜索的视频?他和一个朋友打赌，他能在1小时内搞定。“我赌输了，”他说，“花了我3个小时。”
3小时工作的结果就是YouTubeInstant，一个能够让用户在输入词条的同时迅速查阅YouTube视频的网站。比如，输入字母A;以该字母打头的目前最受欢迎的视频———歌 手Adele的《Rolling inthe Deep》———将立刻开始播放。接着再继续输入“b”，搜索词条变成“Ab”，一则字母歌的视频立刻跳出来。再输入“D”，搜索词条变成“A bd”，惊悚片《A bduction》(绑架)的广告片开始播放。以此类推。
YouTube Instant在一个周四晚上9点32分开始运行。第二天早上8点，费罗斯醒来后发现手机显示有很多个未接电话。还有一则语音留言显示：“接受《华盛顿邮 报》采访。”他说，“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搞错了。”第二天结束时，YouTube Instant已经几十万人的访问量，费罗斯的名字和他的笑脸出现在数十家网站和电视节目上，YouTube创始人之一查德·赫利通过Twitter向他 发出工作邀请。
费罗斯礼貌地拒绝了。他还想继续在斯坦福学习，此外，他还有多个计划在酝酿中。但是，这次经历让他引起了硅谷大腕们的注意。去年暑假在 Facebook打工时，他认识了马克·扎克伯格，两人相处愉快。在YouTube In-stant启动后，一名Google的猎头人也向费罗斯表明，公司的大门随时对他敞开。斯坦福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指导员辛恩·霍尔伯特说，“如果你知道比他(费罗斯)更抢手的人，请 告诉我。”
面对名气，费罗斯很淡定。他讲话的语速很快，但是并不急躁。“YouTubeInstant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人们和我说话的方式都变了。就像是我突然获得了什么凭证。是否实至名归我不知道，但我乐于接受。”
YouTube Instant并没有改变世界，它甚至没有赚钱。但这个故事说明了硅谷现在的状况：如果你有一个创意，赶快做出来，放到网上，为它找到观众。先别管质量什 么的。最好的情况是，你将创造第二个Facebook.最糟糕的情况是，再次尝试。即使如此，你也可能因此获得一个工作邀请，并吹嘘如何拒绝了高薪职位。 在目前，硅谷的情况和美国正相反：地产价格飞涨，人才供不应求。Facebook、苹果、Google等巨头之间的竞争，意味着电脑工程师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力。任何人都可以编写网络程序，门槛几乎不存在。投资者捧着大把钞票寻找有潜力的 新公司，创办一家软件公司的成本比任何时候都低。我是否要接受G oogle的邀请?还是接受风险资金创办自己的公司?只有在这个地方，人们才有可能问这样的问题。对于费罗斯这位普通教师和叙利亚裔电气工程师的儿子，前 途是光明的。他也许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或是史蒂夫·乔布斯，也许不会。但是，当美国大部分地方还被经济萧条的阴云笼罩的时候，在加州帕洛阿尔托， 美国梦还没有失去它那诱人的光彩。
今年春天的一个周日晚上，在斯坦福大学学生会，20多位学生———男性为主，个个面色苍白———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指在键盘上飞舞。这是学 校计算机俱乐部(主席是费罗斯)组织的“快乐黑客时光”活动，编程高手们聚集在一起，享用比萨饼、可乐，顺便编写程序。窗外传来音乐声和女孩的笑声，好像 来自另一个遥远的宇宙。
3个男孩围绕在大卫·菲费尔德的电脑旁。菲费尔德打开一个窗口，上面显示了斯坦福大学无线网络的所有交通。任何时候，任何人访问某个网站，访问 地址———比如//wsw.facebook.com———和访问者的IP地址就会出现在菲费尔德的电脑屏幕上。菲费尔德说，只需略施小计，他 就可以阻止这些人的访问，甚至劫持他们的网络账户。但是，他不会那样做。另一个孩子补充说，“在斯坦福，我们不干这类事情。”
在这里，人人手上都有计划。两名学生正在建造H abut———一个通过定期提示(比如，“外出锻炼”)帮助人们养成良好习惯的网站。另一位学生正在创建一个医学题材的问答网站。还有两位搭档———丹· 托马斯和格兰特·马修斯———正在编写StanfordH ub，一个专门讨论斯坦福学生会选举论坛。“这个家伙绝对是个天才，”汤普森朝马修斯的方向摆了摆头。马修斯不予理睬。
汤普森在上二年级。从新罕布什尔州保守的圣保罗中学毕业后，他本来打算读心理学专业。“选择计算机科学是因为它够酷，”汤普森解释说。当你体验了黑客的乐趣，整个周六晚上用来编写程序就不再显得疯狂。
快乐和痛苦是相伴的。连续几个小时写代码，运行程序，失败，找错误，再次运行，累趴在键盘上，醒来后又继续工作。但是，最后，当程序成功运行之 后，那种快乐无法形容。尝试过可卡因的汤普森认为，那种感觉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在我看来，写代码的感觉是一样的，”他说，“痛并快乐着。”
费罗斯说，有时候，黑客们在电脑前坐下时并没有什么目标：“他们只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让电脑干点什么，也许写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用。”对于 他，这种好奇的探索精神很小的时候就冒了出来。每当家里有东西需要组装，费罗斯总是抢着去干。因此，他对家里的电器了如指掌。为了报复母亲不让他出门玩 耍，他给微波炉输入密码上了锁不让大人使用。得到第一台电脑后，他故意让机器染上众多病毒，然后再自己一一排除。中学时，他开始编写程序，创建了一个学习 重点网站。现在，该网站依然有每天1万的点击率。“我父亲叫我‘电脑迷’，叫我弟弟‘运动健将’”费罗斯说，“我讨厌这样。我也想被叫做‘运动健将’。” 费罗斯爱打排球，对于身高6英尺5英寸的他而言，这项运动再适合不过。但他已经不再介意被叫做电脑迷。
在斯坦福大学的宿舍见到费罗斯时，他穿着一件印有Facebook标志的T恤。去年暑假，费罗斯选择在Facebook实习。他加入的工作组负 责改写Facebook的群组应用程序。随着功能启动日期的临近，马克·扎克伯格天天到他所在的小组上班。扎克伯格已经不再为Facebook写程序，正 如史蒂夫·乔布斯从未亲手为iPhone写程序一样。但是，当工作组对程序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扎克伯格突然说，他也想亲手写几行代码。“大家对此的反应 很平淡，”费罗斯说，有人给扎克伯格安排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让他纠错———给图片加上链接之类的———然后他开始工作。5分钟、20分钟、1个小时过 去。“他花了2个小时才完成普通程序员5分钟就能解决的任务，”费罗斯说。这就像一个退休的棒球选手重返赛场，想要重温旧日时光，却发现他早已技艺生疏。 但扎克伯格亲临前线的做法依然让费罗斯赞赏。
扎克伯格的行为传达了一个信息：编程是他们世界的核心。写程序不是为了赚钱，而在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并改变世界。程序设计师们喜欢谈论影响 力;他们说他们想要在能够为最多人带来快乐的地方工作。在Y ahoo之类的大公司工作，即使发挥最佳状态，一天工作下来也不会对公司的价值造成任何影响，但如果是一家小公司，则可能令其价值翻倍。
因此，为了吸引年轻的天才们，各家公司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伪装成小公司的样子。今年1月，G oogle宣布，公司创始人拉里·佩奇将从4月开始兼任公司CEO，有宣传说，Google试图以此找回创建时代的活力。Google允许员工将20%的工作时间用于追求自己感兴趣的计划，这一策略不但吸引了不少热爱自由的人才，并且还衍生出了一些主要的Google产品，比如Google新闻和 Gmail.
Facebook虽然规模比Google小得多，但正在飞速壮大。但它一直刻意维持一种新生公司灵活多变的形象。扎克伯格有一条格言：“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公司每年都要举办多场 “黑客马拉松”，每次比赛持续24小时。在招募新人的时候，Facebook还喜欢吹嘘它那令人羡慕的“程序师/用户之比”，两年前这一比例约为1比 126万，这是多数成功的新生公司所无法媲美的。
当然，要吸引人才还必须打破官僚作风，让最底层的人可以接触公司最高层。每个星期，Google都会举行大型会议，任何普通员工都可以向高管们提问。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迈克尔·布兰迪特说，“这是Google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他也接到了Google 的工作邀请。在Facebook不存在森严的等级，扎克伯格更是平易近人，他可以和费罗斯这样的实习生像朋友一样交谈。这两点都是 Facebook引以为傲的地方。
当然，其他的福利也值得一提。众所周知，大技术公司工作的地方就像游乐园。苹果公司正在筹建的新办公地点看上去就像科幻片《第三类接触》的拍摄 现场。Facebook在办公室配有乒乓桌、最新Xbox游戏机。G oogle的员工在下班后可以参加舞蹈培训班，再享受专业按摩，最后搭乘公司的免费巴士回家。旧金山的Zynga游戏公司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甚至连保守 的美国在线也在办公场所安装了弹子游戏机。
约瑟夫·黄坐在一把带轮子的椅子上。他赤着脚，穿一件宽松T恤，身材瘦削。过去几天他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状态，在朋友的沙发上过夜。
今年春天，黄创办的公司被StartX选中。StartX像是新技术公司的孵化器。它每年挑选一些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为其联系投资者、找到办公场所、解决法律问题……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作为回报，它可以占有新公司的部分股份。黄的公司叫WiFiSlam，是一种室内G PS系统，通过分析无线信号，告知用户所在的方位，可用于私人安保，或是博物馆及大型购物商场导航。
黄说，“我曾在Google工作，但是不够带劲。”为孵化器工作的优势是，周围都是年轻企业家，大家一样有着聪明的头脑，一样的野心勃勃、精力过剩，甚至像很多天才一样轻微自闭。
在微软实习了一段时间后，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伊万·李决定尝试不同的道路。他和几个朋友创造了Geom on，一款Pokemon(口袋精灵)iPhone游戏，结合了真实世界的元素。比如，游戏中遭遇的怪物会随着真实的环境改变。即使Geomon最终失败，李也不打算回到微软。他说，“我想，我更愿意去一些新的小公司。”
“从某种角度说，给别人打工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艾克希·柯萨里说。他和朋友们创建了iPad新闻应用程序Pulse.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将车库改造成了简陋的工作空间。“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接受了一份工作，别人的反应会是，‘哦，你还没有想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去年，两名斯坦福大学 学生开始编写iPad的应用程序Pulse.5周之后，该程序通过iTunes App Store(苹果应用程序商店)出售，每套售价4美元。目前已经卖出550万套。
和大多数硅谷人一样，费罗斯相信企业家就像海盗：他们知道创业有风险，但因为热爱还是会去做。“没有一个创业者是绝对理性的，”他说，“他们愿意去做一些貌似荒谬的事情，虽然失败的几率高达99%，但是因为享受冒险的过程本身，所以不在乎结果如何。”
创业有风险。有一个Pulse就有上千个失败的例子。创业非常耗费精力。创业不像工作，更像是为人父母。“如果你的公司在1年之后可以价值5亿 美元或是不名一文，那么这个周末是否工作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题，”斯坦福毕业生布兰迪特说。“对我而言，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另一名Google员工说， “没有薪水，数着每个铜板过日子。我办不到。”
然而，对于拥有梦想的极客们，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光。推出一种产品的成本接近为零。服务器便宜得要命。开源软件到处都是。当加州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赤字危机，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风险投资者们却在斯坦福、加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晃悠，寻找下一个投资创意。
感谢社交网络和移动设备，听众(观众)无处不在。只要你造出来，就有人下载。当Pulse开始在网上商店销售时，它笨重而缓慢，三维背景图像惨 不忍睹。但它依然成为最畅销的iPad应用程序之一，在短短几周内，下载人数超过1.5万。柯萨里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为什么会买这样的垃 圾?’”。第二个版本运行起来流畅得多，去掉了丑陋的三维背景。但是，抢先上市的决定非常重要，哪怕一开始程序并不完美。
对编程者而言，最重要的变化并非经济大环境或社交网络。而是一个叫“抽象”的概念。“抽象”指的是将一些低级的任务(比如从零设计一个网站按 钮)自动化，让创造者能够专注于高级问题(比如网站的整体外观和感觉)。在过去10年里，编程的抽象化程度越来越高。感谢开源软件运动，软件工程师们可以 在网络上获得大量免费代码，省略了为每个基本细节写程序的麻烦。与此同时，苹果、Google等公司为编程者设计了大量工具包，方便他们自己编写应用程序。比如，很多iPhone的应用程序都采用了卷轴功能。这是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提供 的免费“黑匣子”工具之一———你可以使用，但是不能打开看它到底是如何构造的。换而言之，编程者从建筑工人变成了DJ，在这里放几段免费代码，在那里放一个“黑匣子”，然后将它们整合起来。
YouTube Instant就是两种现成技术的结合：Google的“suggest”算法(容许用户搜索最常见的词条)+YouTube的镶嵌功能。“它们都不是我写的，”费罗斯说，“我只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抽象”帮助编程者更快地编写程序。Pulse的编写只花了5周时间，因为很多部件———卷轴功能、按钮、字体、版面———都是现成的。创业的 其他工作也变得抽象化：购买服务器空间曾经和租公寓一样费时费力，现在，在网上只需要20分钟就可搞定。给产品做广告也可以通过广告网络代理，不再需要一 个庞大销售团队。而StartX和YCombinator之类的公司孵化器则可提供法律顾问、会计和吸引投资等繁琐服务。
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有创意，就可以把它推向市场，哪怕不具备变成能力。但事实正相反。
在斯坦福咖啡屋外的一张野餐桌上，费罗斯打开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他的最新发明。这是一个叫Instant.fm的网站，让用户可以在 网上创造音乐播放列表。听上去很简单———任何熟悉Spotify(免费网络音乐试听软件)的人都能明白。差别在于，Instant.fm的简单界面、视 频功能和方便分享的特点。费罗斯的创意在于，从YouTube上搜寻音乐，从而回避版权问题，然后利用另一个网站Last.fm(社交音乐平台)的数据给音乐分类。像YouTubeInstant一样，In-stant.fm的聪明之处不是它的组成部分，而是它的组成方式。
当我向费罗斯指出，播放列表早就有人做过了，他笑着回答，“创意一文不值，关键在于执行。”
类似观点我反复听到。“我不太相信创意，”纽约大学斯特恩商业学院的帕纳吉奥提斯·伊佩罗提斯说，“相比而言，我认为执行比创意重要得多。”他 本人也编写程序。“有伟大创意是一回事，”丹·汤普森说，“能将创意变成产品是另一回事。”比如，不久前，汤普森为iPhone写了一个叫 Recollect的应用程序，可以利用蓝牙帮助人们寻找钥匙等丢失的物件。汤普森并非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市场上已经有了PhoneHalo和 CobraTag等类似产品。区别在于，汤普森说，他的东西更好。
以Facebook的故事为蓝本的影片《社交网络》讲述的也是执行战胜创意的故事。杰西·艾森伯格扮演的马克·扎克伯格在影片中对指控他窃取创意的温克弗斯兄弟说，“如果你们是Facebook的创造者，那么你们应该已经创造了Facebook.”
“没有创意是新的”这并非一个新概念。但是，随着技术创业的壁垒越来越低，这一点更加得以体现。如果有10个人有一个同样的软件创意，成功的将 是最快推出产品并及时改进的那一个。“你必须为自己的第一件产品感到害羞，”Geomon创始人之一的李说，“如果你没有，那说明你没有尽快地把它推向市场。”用费罗斯的话说就是，“有产品好过完美的产品。”
这种立刻上市，稍后改进的方式将权力交到执行者而非创意人的手中。商科学生有创意，但是不具备实现创意的技术，往往只有接受失败。斯坦福创业学生协会每周都会收到大量招聘程序员的邮件，但很少有人得到答复。
创意依然很重要。但很多创意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的。技术企业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意味着人人都在奔向下一个创意，又意味着，创意到处都是，但好的并不多见。
编程者们藐视所谓的“宠物Facebook”———那些无法满足任何真正需求的懒惰的山寨产品。今年，一家叫Color的公司获得了4100万 美元的风险资金。Color的创意听上去很不错：一款iPhone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与周围100英尺范围内的其他iPhone用户分享手机中图片，最终 它可能帮助创造一个庞大的图片库。但是，所有人都在怀疑，这个创意真的值4100万美元吗?投资者夸大其辞的宣传———它可能“改变一切”———更加深了 人们的怀疑。Color变成了“泡沫2.0”的代名词。
继Facebook成功之后，似乎人人都在寻找下一个Facbook，或是试图让投资者相信，它就是下一个Facebook.然而，也有很多公 司却决定反其道而行，或者试图控制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视频分享网站Path将用户的朋友数量限制在150人。在真实世界中，多数人不可 能与150多人进行有意义的交往，为什么不只专注于有意义交流?Path的创始人否认故意要和Facebook对着干。他们说，这只是社交网络进化中的下 一步。
一些编程者尝试完全抛弃Facebook的枷锁。“Facebook现在相当于互联网上的驾驶证发放机构，”斯坦福的博士生迈克尔·费希尔说。 他正在编写一个叫DeepSocial的程序，基本上，它像一个“喜爱”按钮，只是用户有更多控制权。在Facebook上，用户和所有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喜好，而DeepSocial可以让你选择和哪些人分享类似信息。它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布个人信息，实现数据的分散。这些都是和Facebook不同的地方。当 然，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个Facebook到底是什么样，因此，它也不太可能是一个蓄意和Facebook背道而驰的东西。
一个周六晚上，费罗斯和几个朋友聚集在一间教室里观看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上高中时，我认识那些热衷漫画的同学，我发誓绝不要像他们一 样，”费罗斯说，“他们把动画道具带到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挥舞着玩具剑对打，实在很丢人。”但是，最近他也迷上了动画，尤其是宫崎骏的动画。他非常欣赏 这位导演的创作方式。他不会事前计划好一切，必须在制作到一半时，看到了动画的粗略外貌，才会思考结局。费罗斯说，“这和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相似———一边 走，一边看，一边改。”
这也描绘了费罗斯最近的生活哲学。今年夏天，他没有去Facebook或Google或YouTube实习。他选择了Quara———Facebook前雇员创办的问答网站。他想要看看新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没准以后会选择自己创业。
从YouTube Instant之后，费罗斯说，他觉得有一种创造的冲动，想要发挥他的力量。“它好像把我唤醒了，”他说，“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创造人们需要的东西。我一直拥有这种力量，只是从前不知道。”
“成功者和你我并无不同，”他继续说，“他们并非天生更聪明。差别在于，他们敢于亲自尝试，而不是甘当旁观者。”
失败也是一种选择———还是不坏的选择。“我不害怕未知数，”费罗斯说，“我不认为，马克·扎克伯格写Facebook的时候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
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类人遵从创造的自然过程，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悄然改变了世界。这样的 事情并非神话。在硅谷，有很多孩子的希望寄托在此之上。编译：宇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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