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范学校毕业时，分配在偏僻、四面环水的周庄镇实习，学校在镇南，一座破旧的庙宇连接一个破败的庭院。我住的地方一只脚跨上去便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木楼梯上面有一间朝南的小厢房，推开木格窗，可眺望烟波浩渺的南湖，令人心旷神怡。
吃罢中饭，我回到厢房刚躺下不久，校门口飘来柔柔的甜甜的叫卖声：“阿要吃糖拌梅子哎！”我被这个又甜又糯的吴侬软语吸引住了，细细聆听，幽幽地像夏日里若有若无的风，这声音渐次响起来，响出了抑扬顿挫，充满了磁性，携带着初夏的热力，将学校午后的宁静搅了。我好奇地推开一扇东窗，透过校门口的那棵老柳树的树叶缝隙，看见那个卖糖梅子姑娘忙碌的身影。她忽而转过身来，瓜子脸，小口如樱桃，苗条身材，亭亭玉立，那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叫卖声，让我魂不守舍。我匆匆下了小楼，出了校门，站在一群熙熙攘攘的小学生背后。卖糖梅子姑娘时而吆喝做生意，时而甩动着她的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最令我神往的是她的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藏着一股浓浓的春情似的。她用手托着的一只白漆搪瓷盘里滚动着一盘白糖梅子。
“梅子姐，我买两个！”
“梅子，我买一个！”
一颗颗“糖梅子”落在一双双小手里，立刻便听到“哇”的一声，酸得要命的尖叫，然后是“丝儿，丝儿”翻来覆去的吸气声，和着一股糖梅子的清香四溢。
“买糖梅子。”我掏出一把钞票边给边说。
“买几个？”
“这把票子全买！”
她边数票子边捡糖梅子。“放在哪儿？”她关切地问。
“喏……”我伸出两只手，她一边窃窃地笑，一边用一张白纸垫在我手心里，再把一个个糖梅子拾在纸上。
回到厢房，我一边吃糖梅子，一边看书。放进嘴里的糖梅子，甜得美滋滋的，咬一口，松脆，酸得让你“丝儿、丝儿”叫起来。吃完糖梅子，嘴里清香，越吃越想吃。
第二天吃罢中饭，我刚上厢房，忽然从校门口传来一片嘈杂声，奔出去，走到校门口，只见一地雪白的糖梅子。围观的同学都惊呆，只有梅子姑娘蹲在地上边哭边拾。
“快，帮她一起拾！”我边对同学们说边蹲下身子帮她拾。
“我拿去帮你洗干净！”我从梅子姑娘手里接过盘子，不多一会儿，我把一盘洗干净的糖梅子交给糖梅子。
“我买两个！”
“我买五个！”
“我买一个！”
很快一盘糖梅子卖完了。
“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糖梅子边笑边说。
当天晚上，我铺开信纸把我心中对糖梅子的一片朦胧的爱意宣泄在稿纸上。次日一早，我就把稿子投省报副刊。没有想到一月后文章发表了。我的心潮起伏，文章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糖梅子姑娘唤起了我创作的激情。
我去新华书店挑了两本书，写了一封短信，用报纸包好，交给我班的班长小凤，让她交给糖梅子姑娘。晚饭后，我去校外南湖畔散步，黄昏的残阳很美。天擦黑，我回到厢房，躺在床上浮想联翩。
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班长小凤，她把我的报纸包完璧归赵，她没说什么，我也明白了。
又一天中午吃罢饭，我刚躺下，校门口传来一声苍白沙哑“阿要糖梅子……”的叫卖声，我的心凉了半截，莫非糖梅子不想见我？
没过几天，梅子落市，我的实习结束了。阴霾的黄梅天，下着淅沥沥的黄梅雨，我带着惆怅离开了糖梅子的故乡。
1957年春天，我因为写一些有个性的文章被划成右派，去东海农场劳动改造，一去二十一年，平反昭雪回来后在县文化馆工作。没想到早春的一个早晨，我在菜场上见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糖梅子，她头上有一朵绒线编织的黄花，袖上套着黑臂章。她告诉我丈夫病逝，然后问我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之后两人默默无言，唏嘘不已。
后来，我和她经常在菜场上见面，越走越近。两年后，我们终于走在一起，日子就像糖梅子一样酸酸甜甜的。
选自《昆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