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幅女人的画像，冬娃坐了整整十年牢。
出狱的那天，没有一个亲人来接他。母亲死的早，是生妹妹难产；父亲年老体弱，一条腿断了，是那一年扒大河被坡上翻下来的小推车砸的。
冬娃的家在乌鸦岭。他从县城下了专车，身上仅剩三块钱。买了两斤馃子，两斤白糖，一包大前门，所剩无几了。他抬头望望天，天很蓝，阳光有点刺眼。通往乌鸦岭的路是一条石子路，路上车极少，他摸摸口袋里的几枚硬币，总舍不得发，还是慢慢走回去吧。冬娃怕磨破了黄球鞋，干脆赤脚赶路。石子磕着光脚板，有点疼。冬娃想起了扒河的工地，寒冬腊月的不也是光脚板干吗？那些砂礓又冰又硬，磕在脚上钻心的痛，流血了也要干。那些血染在砂礓上，像一朵朵盛开的玫瑰。
冬娃住的工棚有十五个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吃过晚饭，没事干就乱侃一气。要不拿出美女画像摸摸看看。美女是本县的一点红，因相貌俊俏，唱腔圆润，演的角色惟妙惟肖，一时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梦中情人。她的剧照印成纸画，走进千家万户。
每次出工，冬娃总是最后一个。为此，他经常挨队长熊。他只笑笑，知道嘞，下回早一点。可每次他还是比别人迟到几分钟。队长问他，在棚里日摆什么。他低下头，没干什么啊，三粮爷。队长声音提高了很多，再这样下去，不要怪三粮爷不给面子啊。
河工临近扫尾时，冬娃出事了。
吃中饭时，有两个警察在大队书记的带领下找到了冬娃。他们夺掉冬娃的饭碗，扔到了河底。不要脸的东西，还能吃下饭啊，走，把那张画拿出来。一个警察骂骂咧咧吼道。
什么画？
装什么装，是不是藏在被窝里？自己拿出来！一高个子警察皮笑肉不笑地说。
冬娃只好拿出了那张画。
高个子警察向广大干群展示道，大家看到没有，这张画哪里起了变化？对，是嘴唇。为什么嘴唇变白了呢？是冬娃这个流氓长期亲的。一点红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朵奇葩，我们不能容忍一切对她的不恭不敬与羞辱。冬娃作案手段极其隐蔽，极其恶劣，我们接群众举报才得以发现。
冬娃就这样被带走了，手上戴着凉冰冰的手铐。
历经十年的牢狱之灾，冬娃始终没有弄明白，亲吻画中的人也有罪吗？
冬娃到家的时候，天刚刚擦黑。很多庄邻围拢来，问东问西。见到父亲，冬娃猛地跪下来，痛哭流涕。父亲说，嚎什么嚎，有什么用。多年来，如果没有你妹妹照料，我早见阎王爷了。
乡村的夜晚不像以前那么热闹，孩子们都早早地睡了。冬娃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能找到一点红吗？一点红在哪里呢？就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冬娃的心里对一点红的爱挥之不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冬娃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消息，只知道剧团早解散了，一点红早嫁人了，不知嫁到了哪里。
十年。又过十年。冬娃终于得到了一点红的消息。她嫁给了临县的一位乡长，乡长因为贪污做了牢，还没有出来。一点红在家看管两个孙子。
冬娃的双鬓发白，手指也不太灵活，牢里的潮湿与高强度的劳动，几乎把他的双手改造成残废了。
一个多小时，冬娃到了临县的车站。他向人力车夫打听，找到了府苑小区。保安问他是一点红什么人，冬娃摸摸脑袋瓜子，想了半天，噢，是我的表姐，表姐夫是乡长。保安笑笑，呵呵，登记下。
冬娃吃力地爬上五楼，咚咚敲着紫红色的木门。
您找谁？一个老太太从门上的透视镜往外看看。
请问这是一点红家吗？
您找错了。
不会啊，是502啊，她原来是剧团的，我是她的戏迷，我是乌鸦岭的冬娃。
屋里沉默了一会，你找她有事吗？
也，也没什么事，我想，想看看你。
屋里又是一阵沉默。而后慢慢地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冬娃仔细地自上而下打量着，老太太的眉毛还是弯弯的，眼睛还是那么神情饱满，举手投足间总流露出几分舞台上才有的气质。
老太太让冬娃坐下后，问，你就是那个冬娃吗？那件事我听说过。委屈你了。
没什么，都怪我一时糊涂，唉！
一辈子能找到一个真正懂你爱你的人很难。老太太有点伤感起来。我是在一次文艺汇演时被他那个了，都是命啊。老太太哽咽着说不下去。
冬娃站起来，三十年来我一直想着你念着你，我为了你终身未娶，这也是命啊。
四目相视，泪眼婆娑。
冬娃说，你能让我真真切切地吻你一下吗？
老太太怔了一下，随后抬起头，紧闭双眼。
冬娃搂过一点红的肩膀，久久地凝视着她的略显苍白的嘴唇，像被他吻了无数遍的纸画。
他忘情地吻了上去，三十年苍凉的心顿时温暖起来，泪水顺着两腮流下来，滴到一点红的脸了、嘴上。
一点红睁开双眼，幸福地微笑着。
选自《当代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