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后面是一个建材市场，堆放着很多砖瓦。房子不高，踩着砖瓦就上了房顶。正下着雨，屋顶很滑，他干脆把鞋脱了，赤脚站在上面。他发现有几块瓦破了，就在瓦堆上拿了几块新瓦，把破瓦换掉。他从房子上面下来，拿出钱给建材老板，老板不要，原来老板就是房子的主人。
小屋不漏了，她很高兴。她看他衣服淋湿了，心里很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留他吃饭。他看看已经过了工地吃晚饭时间，回去也没饭吃了，也就松松地留下了。晚饭是烧饼配小米汤，她出去买了一瓶酒，炒了一个醋溜土豆丝，让他驱驱寒。两个人就像老相识一样，没有什么拘束，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想起什么说什么。她说今天这事多亏你，要是那样一直漏，明天这屋里就成了池了。他说这点小事不算啥，咱们两个是老熟人，用不着客气。她说女人身边没有个男人不行，自从男人回去后她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屋里一有响动就胆战心惊，活得没有安全感。他说女人天生胆小，你能一个人在这里经营这样一个铺子已经很不错了，很多男人也做不到。天下着雨，没有人来买烧饼。他们关上门板，围着小餐桌喝着热腾腾的小米汤，说着暖融融的知心话，两个人都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去。
这以后，他又来这里住过几个晚上。工头问你这几天老是夜不归宿，在外面干啥呢？他撒谎说老婆来了，在一家小超市打工，他们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她对他说，你既然说是你的老婆来了，你干脆搬到我这里来住，省得他们疑心。如果有人问起来，我就说你是我的男人。他说不好，你男人以前在这里住过，有人见过他。她说这里原先的居民早已搬迁到新区里住了，现在周围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谁认得谁？
白天他到工地干活，她在这里卖烧饼；晚上他们就住在一起。一开始两个人都很谨慎，偷偷摸摸地，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每天晚上很晚才要过来，天不明就赶忙回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觉着也就这么回事，胆子也就渐渐大了起来，不再那样遮遮掩掩，有时两个人还相跟上去超市买东西。周围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不是真正两口子，到小铺买烧饼，见了他就称呼老板，见了她就称呼老板娘。他们不承认也不否认，总是笑脸相迎，给大家一个好印象。
她依然是一个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一方面是了解家里的情况，另一方面是给家里报平安，让家里人放心。女儿在村里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上幼儿园。村里没有幼儿园，小学校也并到镇上中心小学去了。村里人就把孩子们送到老教师家里去，让他教孩子们学习。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很乐意和孩子们打交道，可是他不会跳舞画画，不会教孩子们唱歌做游戏，拿着一年级的课本给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们上文化课。女儿在电话里向她汇报学会数数了，学会写字了，她高兴地对着电话亲了又亲，又是鼓励又是表扬，承诺回去时给女儿买好吃的好玩的。女儿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她总是说快了，很快就回去。她从不对着他给家里打电话，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向家里打电话时陶醉的样子，她觉着那是她的，与他无关。他也是一个星期就给家里通一次电话。和她一样，他从不对着她向家里打电话。他对家里人的牵挂，并没有因为他和她住在了一起就有所减弱，反倒更加强烈。吃过晚饭，他在来小烧饼铺的路上拨通家里的电话，分别和妻子母亲儿子说几句，虽然都是平常话，但是句句饱含着思念和关爱，凝结着亲情和责任。
两个人在一起时，都避而不谈自己的家人和家庭，极力维持一种氛围——一种家的氛围。他们不愿意厘清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尽量去回避讨论这个问题，刻意保留某种模糊。高兴的时候，她称呼他老公，他称呼她老婆，有应有答，其乐融融。好比吸食了鸦片，产生一种虚幻的亢奋。更多的时候则是于心不安，内疚自责。他们不愿意让这种不良情绪影响自己，拼命工作，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比如说一个人在外面很难，需要有个人帮助扶持；比如说外面就是花花世界，大家都这样，他们在一起并不过分等等。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晚上，小烧饼铺里就像火炉，烤得睡不着。他们搬一把小凳子坐在烧饼铺的外面乘凉。街上路灯昏黄，行人稀疏，有的步履匆匆，有的悠然自得，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结伴，或独行，面目神态，各不相同。这些行人就是他们俩个看不完的风景，他俩小声点评路人的长相和穿着，猜测他们的职业和性格，看到一男一女相伴而行，就要猜猜是不是两口子。不远处有个露天酒吧，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喝啤酒。酒吧旁边有个烧烤摊，烟雾伴着烤肉的香味儿沿街飘散。年轻人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嘻嘻哈哈拖拖拽拽，洋溢着青春的浪漫和活力。看着他们，他俩觉着自己老了，岁月让他们背负了许多东西，想放也放不下。一个疯子从街上走过，高声叫骂着：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男盗女娼——不得好死。他和她默默地，谁也不说话，感觉如芒在背。许久，他说睡吧。她说睡吧。
回到烧饼铺里，她神经兮兮地问他：那个疯子不是骂咱俩吧？
他说：大概不是吧。
她说：我感觉就像是骂咱两个人。
他安慰她说：你多心了。一个疯子，咱们又不认识他，无缘无故地骂咱俩干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