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文学奖来论一个时期的文学高低，是片面的，也是挂一漏万的。任何奖项，在我看来，都是写作的副产品，真正重要的还是写作本身。
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和作家的写作一样也是独立的，不存在需要鞭策推动。反过来作家也不需要，不是你说我好还是坏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智慧的、灵魂的碰撞、审视、交流、沟通。另外，作家可以从批评家批评别的作家文章里面受益，很多批评具有公共性、普遍性。
没有内心自由的人是无法写出好的作品的。写作者的自由在于创造，创造是一个作家、诗人最灵魂的部分，只有创造才是永恒的。
什么是真正的诗歌，诗歌应该与此时此地的生存有关，诗歌与生活有一种隐秘的联系，诗歌不是技术的积木而是精神的容器，诗歌与人的内心发生火花。诗歌就是诗歌，像河水一样从容流淌，像河水一样洁净简朴。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误会和理解构成的。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何其难啊。原本以为了解的，结果慢慢发现，也不是我认为的那个样子。我总是习惯以善意来看待人与世界。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放松的，最好。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大地是宽广的，也是仁慈的，可以接纳任何的东西，哪怕是垃圾，也是它的养分。而城市，强化了这种对立，垃圾在城市，就真的是垃圾了。
道义和良知是一种常识与基础，惟有创造才是他永远的使命。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的知识分子观。
在中国，不讲故事的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会讲而不一定讲；另一种是根本不会讲，只好玩语言、结构和形式，以掩饰自己的不足。
写作是一种斗争，一种关于真实的斗争。其斗争是为了使作家看见的真实景象得以建立，并在这种真实中为作家寻找的存在提供意义的在所。
几乎所有的艺术革命，就内在而言，都是有关真实观念的革命。旧的真实图景瓦解、破碎之后，新一代人面临的是新的真实境遇，这就要求有新的艺术方式来传达这种新的真实，革命就发生了。
虚假不仅指矫情，煽情，做作，小题大做，或者故作高深不知所云，更是指作家没有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或者无法使自已对现实的体验深入下去，以致在解答有关存在（现在的存在）的重大问题上无所作为。
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是永远也无法和解的，正是这种冲突、矛盾的存在，才使文学变得真实起来。
真正的现实往往隐藏在繁杂的现象背后，难以把握。虽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可以虚构故事，情节，人物，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却是不能虚构的，真实性也由此而贯彻出来。
大众的情感是非常具体的，比如为上班太远而烦恼，为豆腐嗖掉了而生气等；大众的想象力也是短促的，大多围绕衣、食、住、行而展开。这些都是艺术家应当警惕的，因为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具体实在到触手可摸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失去了超越性。
如果一个艺术家也像大众那样对过去失去记忆、对现在失去愤怒、对未来失去想象的话，他的艺术生命也就结束了。
没有作家所看见的真实，只有作家所体验到的真实。作家所看到的只是现象（而且只是现象中很少的一部分）它只对作家自身的经验、记忆、传统的艺术习惯负责，却很可能不对已经前进了的时代精神负责。
心灵不在场的写作是不真实的写作，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作家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因为眼睛常常欺骗我们。那些相信眼睛而有的作品，里面充斥的是物质主义的实在气息，其背后的基础是实证主义。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来到最个人和内部的领域，重新恢复对真实、美、朴素、细节、此时此地的生活、有责任感的心灵等事物的挚爱，什么时候使文学“无论如何与我相关”，希望就将在其中生长出来。
我们已经厌倦高言大志，厌倦精雕细琢，厌倦没有人性气息而又天马行空的所谓想象力，厌倦那些有词语僻的作家所批发出来的没有任何心灵真实的词语，正是它们，把文学推向了绝境。
多数的作家害怕生活，以为靠得太近的生活除了面目狰狞外，并无多少文学性可言，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到故纸堆、历史古迹、远方的乡村、空旷的天空、发达的西方、图书馆、博尔赫斯的迷宫、普鲁斯特闭抑的法国书房中去寻找写作的资源，他们信奉的真理是：生活在别处，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用整体主义、集体记忆、社会公论、“诗言志”来写作的恶果。
写作远离自己当下的境遇，凌空蹈虚，无所事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文学可言？
中国的作家素来有好大喜功的传统，喜欢在作品中谈论惊人的命题，作出伟大的结论，里面却很可能找不到丝毫人性的气息。
现代艺术的形式变得复杂而隐晦，实在是因为现代人的内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不可测所致。
灵魂只有物质化为身体时，它才真实地存在；灵魂活在物质化的身体中。相反，那些没有在身体中生活过的、或者没有经过灵魂的物质化过程的写作，实际上就等于不存在。
从蔑视身体发展到身体崇拜，这个文学革命的过程过于简短而迅速了，年轻的写作者们还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反省，就急忙把身体神化、肉体化，从而忽视了身体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它内在的残缺、不足和局限。
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是这样，进行任何活动，如果人们没有体验过这种形式的激情，即肉体的激情，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
当文学过于外向，它需要向内转；当文学过于实在，它需要重新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当“写什么”决断文学的一切，它需要关注“怎么写”；当文学叙事被简化成讲故事，它需要重获话语建构的能力；当“元叙事”和总体话语处于文学的支配地位，它需要有“小叙事”和差异价值存在的空间；当消费主义成为文学主潮，它需要坚持孤寂的勇气……总之，真正的文学，应该作着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反的见证。
中国未必真进入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产生消费性的写作潮流。如果我们作进一步分析，便会发现，文学叙事中的细节描写，满足的是读者对趣味的渴求——趣味是消费社会中新的阅读标准；文学叙事中生活的艺术化和仪式化，满足的却是读者对符号和意义的渴求。
叙事一旦挣脱语言和形式的羁绊，投身于历史传奇、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的书写，那将会迎来多少读者的目光。
90年代以来小说经验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传奇、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这三者，几乎涵括了当代小说的大部分经验类型。历史传奇经由电视剧的传播和演绎，已经塑造出了巨大的消费群体；日常生活叙事，是把读者牢牢锁定在平庸的“现在”，它完全剔除了生活中的戏剧性和理想色彩，通过一种近距离的抚摩，让读者置身生活的洪流中感受生活的真实；身体细节则是对生活的进一步简化，它的书写目标是性和欲望，是私人的闺房经验，是夺目的消费看点，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中，既实现了自我关怀，也满足了窥视和猎奇的欲望。
在当代文学日渐变得肤浅和急功近利的今天，真正的中坚力量，其实依旧还是那些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他们很多人已经不再经常发表作品，可影响力却一直不减。
不过是几年时间，叙事探索的热情就在中国作家的内心冷却了——作家们似乎轻易就卸下了叙事的重担，使小说重新大踏步地走向现实和社会。在一片商业主义的气息中，故事和趣味又一次成了消费小说的有力理由。
信息化的时代使我们的生存不断数字化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想象力不断地匮乏，内心也随之变得冷漠，在这样的时刻，文学依然被许多人所怀念，原因在于文字有着任何载体都无法代替的表现力，特别是它对想象世界的描绘，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凝固，对美与诗性的重现，是独特与非凡的。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应该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而非像一些作家那样动不动就向往别处的生活（所谓的理想），却拒绝出示自己在当下生活中的立场和体验。
既然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及其网络上获得并解决，图书只好默默地呆在书架上了。这不仅是对图书所提供的信息量的不信任，也是对图书所讨论的命题的权威性的质疑——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一种观点和主张写在书上几十年数百年不变，它可靠吗？
我还想起一群人围坐在壁炉旁朗诵自己的爱情诗的遥远的岁月，它多么的动人！可是，我们这个崇尚速度、数量、技术、金钱与性的时代像忘掉一块抹布一样地忘掉了这些。那些网虫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上搜寻，阅读，找人聊天，得到一切，逐渐成为信息量的崇拜者，他们觉得在这个信息时代，再沉迷于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小瞬间是可笑的。
要使一个公民具有真正的政治自觉、公民道德，单靠“新左派”空谈“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的心目中，对政治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
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一些新闻和领导人的讲话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迹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心里也有一杆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含糊。这是中国人长期活在政治斗争和闭抑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个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中国，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这一点，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民众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无奈的。
要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目标恐怕不是推翻市场机制，而应是如何让市场机制的每个环节自由地受监督，以脱离过去那种在权力掩护下“暗箱操作”的伪市场状态。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彻底地遵循市场自身的规律，并受制度与法律的制约
